（1881年—1973年），字行严，湖南长沙人。民主人士、学者、作家、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清末任上海《苏报》主笔。1911年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国立农业专门学校校长，广东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南方代表。1949年后，曾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馆长，第二、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章士钊的一生称得上传奇。晚清以来的中国，治乱循环，内斗不断，你方唱罢我登场。但他就像一个游走其间、从容有余的高士。章太炎、张继、邹容、黄兴、孙中山、袁世凯、段祺瑞、陈独秀、胡适、吴稚晖、张学良、蒋介石、戴笠、杜月笙、毛泽东、周恩来……这些人或为盟友，或为对手，甚至相互间不共戴天，却都可说是章士钊的朋友，都能跟他把酒言欢。
　　这是怎样的人物？
　　1881年，章士钊出生于湖南善化县（今湖南省长沙市），其父章锦是一位中医。章士钊幼读私塾，非常勤奋。
　　章士钊不是一个没有骨气的人。他20岁认识了黄兴，22岁任上海《苏报》主笔，经常发表激烈的革命言论，把该报原有的自由、民主、革命倾向表达得淋漓尽致；其后，他又结识了章太炎、张继、邹容，意气相投，结拜为异姓兄弟。1903年7月，由于连续登载反清文章，《苏报》被查封，章太炎、邹容下狱，邹还惨死狱中。但章士钊幸运地被办案大臣俞明震网开一面，未予追究。他接着又跟陈独秀、张继办《国民日报》，继续鼓吹革命。
　　章士钊也不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1905年，章士钊24岁，流亡日本，入东京正则学校学习英语。因自认“才短力脆”，他一改革命救国为求学救国，乃发愤向学。1908年，章士钊又赴英国爱丁堡大学学法律、政治，兼攻逻辑学。逻辑学这一汉语概念，即是章士钊的发明。抗战期间，他在重庆出版过《逻辑指要》。不仅如此，从北洋时代流行至今的“执政”一词，也是他的首创。
　　章士钊更不是一个没有想法的人。辛亥革命后，他主张将当时国内新有政党（包括同盟会）一律解散，在一段时间内各抒己见，然后根据不同政见分为两党，出而竞选，得多数拥护者，管理国家。这就是著名的“毁党造党说”。这个想法理所当然不受各派欢迎，但他不为所动，在被各方排挤后，仍坚持两党制的主张，提出执政党应借反对党之刺激而维持进步。
　　他是一个观点瞩目却未受时代重视的大思想家。在“毁党造党说”之后，他提出了更为成熟的“调和立国论”，倡言革新，反对专制，反对暴力激进手段，批评革命党有“好同恶异”之弊，力主调和精神。
　　他的思想到老年仍然活跃。1957年，中共“整风”，章士钊发言中有“物必自腐而后虫生”，被责令检讨，经毛泽东干预始得解脱。“文革”开始，他对国家前途充满忧虑，对刘少奇命运十分关注。他给刘少奇上书，要刘仿效廉颇蔺相如故事向毛负荆请罪，以求团结共事；又给毛泽东上书坦诚陈言，意欲力挽狂澜。虽于事无补，但仍值得史家称道。“文革”中，他自己也遭批斗抄家，但却心系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1973年，他不顾92岁高龄只身前往香港，为恢复同台湾的联系而奔忙，最终在香港病故。
　　这样的一个人物，在20世纪的乱世里，是不太好归类的。同时代的人多半轻视他，如鲁迅；或者鄙视他，如梁漱溟、钱钟书；后来的研究者把他看作辜鸿铭式的人物，做人滑稽，治学“满纸荒唐言”；而当代学者，则开始把他视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笔者的朋友夏双刃先生研究章士钊时说，章为百年来罕见之人物，其优游各派之间，皆为座上宾，胸中秘辛不可以寻常计。将其比之苏秦张仪，非以口舌逞快；比之吕布侯景，非以背主自肥；比之冯谖（音同“宣”）毛遂，亦非以建策见长。夏先生认为，“章士钊一生运气，皆在一副‘友相’”，因为“相貌清癯，温润如玉，与之交往全无压力，易开肺腑”。
　　夏双刃的观点提供了一个人性的角度，不过从这个角度来解释这位血雨腥风中从容游走的人物，未免太轻简。如何解读章士钊至今无一个精当的角度，尤其是，章士钊的自我陈述极少。（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