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结论

有待解决的难题：1、对制度的效率内涵的分析是建立在理论分析而非经验事实的基础上,因此是模糊不清的；2、没能建立起一种适当的方法来测度一个制度的效率内涵；3、所有的学说都考察了制度与效率之间的关系,但却没有找到一种合适的方法把制度与增长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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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经济学三大流派的比较与评析.pdf

制度主义的兴起及流派划分

新古典经济学的两大缺陷：孤立的个人主义假设；完美的市场假设。

制度经济学的创立：凡勃仑（19世纪70年代）综合了达尔文进化论、德国历史学派、美国早期实用主义的分析方法，对资本主义的历史与现实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从经济学、人类学、文化学、生物学等多种视角漫谈经济和社会问题，将经济分析的核心转向制度，形成了研究经济问题的制度主义方法。

两个“新”制度经济学（20世纪40年代）：以加尔布雷斯、缪尔达尔等经济学家为代表的“Neo-institutional Economics”（后制度经济学）；及以科斯、诺斯等为代表的“New-institutional Economics”（新制度经济学）。

早期制度经济学和后制度经济学的共同点：
1、文化与整体的观点（将经济视为文化整体中的一部分，从整体上考察经济的进化。认为社会是以制度、习惯、态度和价值观组成的动态的有机复合体，因而必须以尽可能综合的方式来进行评价和调整）。
2、过程与演化的观点（把演化看作是理解资本主义经济、技术和制度变化的基本方法，认为经济学应该抓住演化这个核心主题，而不是遵循新古典主义经济学静态和均衡的思想）。
3、更为注重权力而不是价格（由制度所决定的权力结构才是决定资源配置的最基础因素）。
4、实用主义取向（认为人的理性可以对制度进行有目的的介入，人类可以按照自己的偏好来改变社会制度）。
5、集体主义方法论（个人选择不是孤立的，而是在文化框架内进行的选择）。
6、超越“效率”观点，关注人类价值（判断制度变迁是否有利的标准是“社会价值”理论：制度的调整要符合作为整体的社会的利益）。

早期制度经济学和后制度经济学的区别：
1、哲学基础上的区别（早期制度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皮尔士和詹姆士等人的较早期的实用主义；后制度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杜威的实用主义）。
2、后制度经济学具有更明显的工具理性主义取向（强调市场作用的不完全性、更明确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作用以及切实广泛的政策主张都是后制度经济学的特点）。
3、与新古典理论的不同关系（早期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理论范式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并建立了一套各方面都与新古典主义迥异的制度分析体系；后制度经济学并未完全否定新古典的分析工具，客观上形成了对新古典市场理论的补充）。

新制度经济学与早期制度经济学、后制度经济学的区别：

1、两种不同的制度分析法：二分法与交易成本法（早期制度经济学就是从制度（或仪式，以静态为特征））与技术（或工具，以发展为特征）的二分法来看待、解释经济的发展（技术对仪式的替代）的；新制度经济学的中心论题是：只要存在交易成本，产权结构就对生产绩效产生影响，其着重的是在交易费用基础上的不同制度形态的绩效与选择）。
2、人的行为的决定：文化的视角与成本的视角（凡勃仑坚持从行为人所具有的遗传特征、个人环境等多方面进行分析，坚持认为正是多种因素决定了人们的经济行为。后制度经济学也基本继承了这种观点；“有限理性”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假设，但其实质是将这种认知的差异归结为新的成本--信息成本）。
3、对市场作用的看法：两者的根本差异所在（康芒斯认为，市场秩序并非只是看不见的手的结果，也是集体行动实现从利益冲突中创造利益的相互关系的产物；布罗姆利（后制度经济学）认为市场和集体行动都同时限制和解放个人；新制度经济学与新古典主义一样，市场作用仍然扮演着最核心的角色）。
4、方法论的区别：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方法论是通过对个体现象和过程的研究来认识一般，方法论的集体主义则是通过对群体现象或过程的研究来认识世界。早期制度主义和后制度主义的一个鲜明特征是以集体主义方法论为基础。新制度经济学在方法论上是个人主义的）。

各自的影响与局限

早期制度主义所蕴涵的作为整体的制度演化思想难以数量化，更难以建立模型，使得该学派的理论一直停留在主流的分析视野之外。

后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代表了一种与主流经济学包括新制度经济学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形成了与主流经济学的鲜明对照。

由于这些缺陷（意识到文化、观念、意识形态认识能力等非经济因素对制度形成和演变的影响，并在理论中给予了较多关注，但只是在新古典主义的外围构建了一些无法纳入新古典体系的概念范畴，没有将这些概念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完全整合统一起来）的存在，新制度经济学虽然引人瞩目，但仍远不是一种成熟的经济理论。

呵呵!无意君推荐的书真是博大精深!小弟佩服的五体投地

小弟刚忙完毕业论文,暑假可以读读无意兄推荐的大作了!

偶一直认为无意君很棒的，说实话，水平比一些博士生不差！真的耶。祖传秘方的经济史学硕士省都与他一样，中国学术就会上一个台阶啦：））

不过，偶建议无意君，可以在总结与一般比较或分析前人东西的基础上，从两个方面深入：

A.系统学习和认真思考中国经济史和思想史的系列大书，逐步形成自己的思维理路。

B.在提高经济理论的同时注重中国文化与政治制度等方面的系统训练，因为研究中国最后拼的是这些。

对否，仅供参考。

谢谢hong姐的指点，在写毕业论文的过程中，发现中国经济史真的离不开思想史，单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历史确实会产生许多疑问。现在的感觉是，如果专从经济理论来解释历史则不可避免地要简化历史，甚至会歪曲历史，但是如果我们把经济学看成是科学，那么这就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因为科学就是要去掉次要因素，“片面”地看历史。我困惑的是，经济史学的目的究竟是要解释历史还是要推进经济学的发展，如果是前者，我们就要向斯波义信先生倡导的那样，结合社会学、人类学等其他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如果是后者，我们就要最大限度的把经济史与经济学相结合，如果我们不能把两者相结合，那“经济史是经济学的源”永远也不可能实现，我是不是把“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混为一谈了，因为一旦我们把思想、文化、传统习俗加入经济分析就已经远离“主流”经济学了。可能经济学的学生学经济史都会经历这个过程，就是开始时总是乐此不疲地用经济学理论去解释历史，后来发现有些现象无法解释，于是就求助于其他学科，渐渐的就把解释历史变为第一目标，也就不限于“一切经济学皆是方法论”，而是“一切社会科学解释方法论”，看来对历史现象的解释才是更高一层的目标，如果我们对历史作出了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解释，那后人对我们嗤之以鼻事小，对他们认识历史造成误导、在我们的基础上再总结出离奇的经验才事大。把心里想的说出来觉得舒服一些，虽然有很多错误，希望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

经济史学有社会学（历史学）和经济学中的经济史学之别（或曰争论），其中各有各家的观点以及治学方法。我个人觉得两者无所谓是非与否，不同的认识问题的角度。

学问做到了深处，会遇到很多的瓶颈-从单纯的某一学科角度而言已经很难把问题解释清楚（尤其是交叉学科），这就需要继续学习，加强其他学科的修养（当然先从相近的学科着手）。非但经济史学遇到这样的问题，经济思想史同样会遇到经济史学方面知识不足的问题，毕竟要分析经济思想要放在客观的社会背景中，也许有些不能解决的问题需要合作的。

再就是学问我个人觉得无所谓正确与否的，也许你自己以为是曲解的地方或是自己的新知，这要向老师请教或与其他的同学讨论来检验，不过自己以为是新发现的地方坚持一下也未为不可，但是需要自己来查找资料论证。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跟无意君说一点心得：我个人在读书的时候，读完一本，几天不读，联系相关书籍只是瞎想，能够较为有效的整合（问了其他同学也也有这样的说法），你不妨试试。我书读的不多，但我读完之后感觉很有收获，我个人觉得读书多了，却不成体系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以上言论，敬请批评！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6-10 19:18:42编辑过]

个人认为：人类社会是个有机体，不考虑社会的其它部门而研究经济生活，是不可能的，纵使经济因素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第一位的。这是非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共识，也与所谓的“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口号相冲突。社会科学是研究人的科学，那么对于研究人类动机、行为等做出的努力，都应该彼此借鉴，这样才能更全面地对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广义的制度）给予较为全面的解释。但是这种方法常常被贴上“不科学”的标签。经济史如果仅是单纯的史料堆积的话，那就不能放在经济学这样一个学科的“华冠”之下了。从经济学角度对历史的解释，是经济史的基本视角。但是经济理论的内部分歧，使得同样的出发点有着不同的道路，到达的目的地也不尽相同。尊重经济理论的多元性，才能为经济史创造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举例来讲，所谓的“经济主义”通常仅从利益和效率角度考虑行为者的动机、制度的形成与变迁等。但是经济史中许多制度变迁通常没有明显地利益或者效率的驱动，也有许多无效制度能够长期存在，对此做出的解释就必然会超出“经济主义”的狭隘视野。

小白鼠你好，谢谢你的建议。我现在看书的目的好像主要是找资料，所以常常是打开一本书就直奔主题，专找想要的部分，不知道这是经济史和思想史方法上的区别，还是个人读书习惯的差别，但是你建议的整合、系统的方法很值得试一试，如果能形成自己的理论，那肯定是一件美妙的事情。

中西经济史比较的新探索——兼谈加州学派在研究范式上的创新

龙登高 转载自：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2586

加州学派的代表人：

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

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

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

彭慕兰《大分流：中国、欧洲与近代世界经济的形成》
加州学派的特点：

1、从研究范式的高度反思西方中心主义下的学术理论与方法。

2、世界经济体系与全球化不是欧洲最初建立和推动的。

3、注重中国研究，并将中国置入世界历史的范围之中探究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以突显中国历史的重要性，进而由此检验基于西方历史的观点与理论。

3、注重比较研究，比较视野从以往的文化差异角度转向中西社会经济发展道路并检讨传统学术。

彭慕兰将英国工业革命的原因归结为：

1、煤矿位置。英国的煤矿位于经济核心区，不像中国一样远离最发达的江南，而且其地质状况与中国主要煤区山西也不同，英国煤矿含水量大，蒸汽机发明最初就是为了开采时不断抽水，进而演进为最重要的动力机。山西煤则干燥，与之相伴的技术进步主要是通风技术，不能造就蒸汽机的伟大发明与应用。

2、殖民地资源。来自殖民地的土地密集型产品，使欧洲节省了土地和森林，能够集中从事能源开发与其他生产，成功地缓解了生态制约，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工业革命。同时殖民地吸纳了6000万欧洲剩余人口，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海外殖民地。这使得西北欧人口急剧增加，并脱离土地，专门致力于工业的进一步发展。

辩论：

黄宗智：18世纪英国农业较之于长江三角洲农业，单位土地面积上的劳动投入要低得多，平均农场规模是江南的100倍，平均农业用地是45倍，单位劳动时间的生产率要高得多。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带动了以城镇为基础的手工业的发展。

Robert Brenner and Chris Isett：英国近代初期，经济不再由农民与地主主导，而代之以农业和非农业的直接生产者控制，他们一方面不受超经济强制掠夺，另一方面避免了非市场途径直接获取其生存资料。

彭慕兰：黄宗智曲解了彭氏观点及部分支撑论据，并缺乏18世纪的数据。彭坚持英国与江南的大分流不在18世纪，而在下一世纪；不是始于农场，而是来源于地下和海外。

Jack Goldstone：工业化的本质与核心是生产技术的根本变革,集中于蒸汽机的使用所引发的矿物资源的开发。当然，为机器产品提供资本和市场需求是必需的，是起码的条件。英国与世界其他农业经济的分流，弄清其原因必须转向技术与科学，尤其是蒸汽动力的作用，而不能只简单关注农业或资源。

李中清：中西之间的人口历史与模式，不存在马尔萨斯所论的类型区别，和欧洲一样，中国也是“预防性抑制”（preventive checks）形成的“生育驱动”模式，而不是“现实性抑制”（positive checks）构成的“死亡驱动”。

加州学派得除旧立新表现在：

挑战欧洲中心论之一：经济地理上的非欧洲中心发展论；

挑战欧洲中心论之二：多元论取代单元论。

方法论突破之一：比较研究方法的创新（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考察相结合、前瞻性分析与回溯性分析相结合、互为主体的比较与检验）；

方法论突破之二：史学科学化（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的广泛使用、史学的社会科学化、自然科学方法的借鉴）与现代技术手段

这个讨论相当好，几乎接近经济学与经济史的关键性要害啦！！

建议无意君思考一个问题：在所谓“经济学”远未产生的古代中国，实际的经济发展状况如何？那么，当如何“解释”？？请仔细再仔细地思考！

你会得出一些认识，于是，请你带着你的认识再读吴承明先生的《经济小理论与经济史研究》，重新理解其源流之说。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6-13 15:28:45编辑过]

我过去猜想古代中国之所以没有产生系统的经济理论，其原因可以归结为古代中国的稳定发展期要长于动荡、危机的时期，因为从古代中国经济思想与其相对应的经济史发展状况来看，社会处于动荡、危机或百废待兴的时期经济思想要比和平稳定时期活跃，比如春秋末期各类思想涌现，春秋战国至西汉中叶甚至成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形成阶段，相比之下盛唐时期的经济思想却陷于沉寂。

《经济学理论与经济史研究》吴承明，转载自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107

一、在经济史研究中，一切经济学理论都应视为方法论

经济学理论是从历史的和当时的社会经济实践中抽象出来的，但不能从这种抽象中还原出历史的和当时的实践，就像不能从“义利论”中还原出一个“君子国”一样。

经济学的来源是社会经济实践，但是“理论”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恰恰相反，“理论”的产生应当处在社会的转型或危机时期，只有在这些时期，才是人们的行动最需要理论指导的时期（斯密的贡献处于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端期，凯恩斯的宏观理论处在世界经济的萧条期）。

J·M·凯恩斯说：“经济学与其说是一种学说，不如说是一种方法，一种思维工具，一种构想技术”。

经济学理论是从历史的社会实践中抽象出来的，但不能从理论去窥探历史，比如诺思从西欧历史发展中抽象出“产权与经济发展”的理论，但不是说工业革命产生的唯一原因是政府对产权的保护。这里纠正了我的一个认识，用理论来解释历史现象时虽然是“片面”的，但这可以让我们找到最关键、最重要的原因，使我们认识历史的方法和工具。

熊彼特极有远见地把他那部空前繁浩而又缜密的经济学说史定名为《经济分析史》，因为任何伟大的经济学说，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会变成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他还指出，“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一个独特的过程”，由于“理论的不可靠性，我个人认为历史的研究在经济分析史方面不仅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方法”。就是说，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史的方法，历史又是研究经济学的最好的方法。

熊彼特认为历史是研究经济学的最好方法，是不是因为经济学产生于特定的历史实践，所以要更好的理解经济思想和经济学说，最好的办法是重新审视这一思想和学说产生的历史背景？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6-14 14:52:06编辑过]

二、怎样选用经济学理论作为研究经济史的方法？

在经济史研究中，是把现有的各种理论，特别是对经济运行和其机制的解释，作为方法，尤其是思考方法和分析方法，加以运用。至于选择哪种理论，主要根据其理论对我们所研究的课题的适用性和史料的可能性来决定。可以选用某种理论中的某一点，也可在一个问题上选用几种理论。总之，选用某种理论，主要是启发性的，而不是实证性的。

选择理论的标准是适合研究的课题，理论是用来作为分析方法，使启发性的而不是实证性的，是不是说选择理论是用来对历史现象做出解释，而不是用历史现象来验证理论？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尤其物化劳动，是不能计量的，“抽象劳动”在经济史上更无法描述。在新古典模型中没有土地和资源变量，而是归入“资本”，这在经济史研究中是难于处理的。
新古典模型，根本不谈制度、经济结构、社会背景以及文化习俗等问题，而经济史要求整体观察，这些因素都很重要。因而，也要涉猎制度学派、结构学派等理论。又所谓资源配置，并不完全决定于市场机制，近年来已有非市场机制、非价格信号的研究，历史上，在市场不发达、没有生产要素市场的情况下，经济仍可以有进步，更不用说重大政治军事活动以及殖民、移民、水利等对资源利用的影响了。

一方面，经济学中的许多理论在经济史研究中难以运用和处理；另一方面，新古典模型所抽象掉的许多因素又是经济史研究中不可回避的因素。经济史学对非市场要素在资源配置、经济发展中所起作用的考察，也是对经济学理论的贡献。

R·M·索洛不满于经济学和经济史这两个学科的现状：“经济学没有从经济史那里学习到什么，经济史从经济学那里得到的和被经济学损害的一样多”。他主要是批判当代经济学脱离历史和实际，埋头制造模型。但也指出当代经济史也象经济学“同样讲整合，同样讲回归，同样用时间变量代替思考”，而不是从社会制度、文化习俗上给经济学提供更广阔的视野。他说，经济史学家“可以利用经济学家提供的工具”，但不要回敬经济学家“同样的一碗粥”。这对当代西方一些“新经济史”的批评是很中肯的。
索洛批评的“新经济史”应当特指“数量经济史”学派，数量经济史学派运用了大量的计量工具，运用整合、回归的方法得出了许多于过去不同的结论，应该说还是有贡献的，毕竟数据资料要比原先的“可能”、“大概”一类的文字描述要有更强的说服力，只不过现在对他们的怀疑之处是数据的可信度。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6-15 19:21:05编辑过]

三、经济学中的经济史论
亚当·斯密：考察了自罗马帝国崩溃以来欧洲各国的经济变化，证实了《国富论》开篇揭示的论点：人类社会的进步归结于分工和专业化带来的劳动生产力的增进，而分工是由交换引起的，“分工度受市场范围的限制”。
F·李斯特：把原始、畜牧以后的经济发展分为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农工商业时期。

B·H·希尔德布兰德：按交换方式提出三阶段论，即自然经济、货币经济、信用经济。

K·毕歇尔：提出三阶段论，第一阶段是封闭的家庭经济；第二阶段是城市经济（指中世纪包括郊区农业的城邦经济）；第三阶段是“国民经济”阶段（开始于中世纪晚期）。
J·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最后将导致“非人身化和自动化”，“革新本身已降为例行事务”，“企业家”失掉作用，资本主义将自动地进入社会主义。
W·W·罗斯托：把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分为六个阶段，但把工业化以前的几千年统归入“传统社会”，所论实际是工业化的阶段论，即为起飞创造条件的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消费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
J·R·希克斯：世界经济史看成“是一个单一的过程--具有一个可以认识的趋势（至少到目前为止）的过程”；这就是由习俗经济和命令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

D·C·诺斯：制度则是实施产权、约束个人和团体的行为、调节社会收入分配的成文的和不成文的规则，包括认可规则和约束行为的道德观等意识形态。这种产权和制度结构的有效与否，是决定经济兴衰的关键。由于人口、资本存量、知识存量是增长的，加以其他原因，导致结构的变革，促使经济向进步方向发展，这就是经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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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知学习和制度研究.pdf

周业安《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1）

制度动态变化的演化分析模型：由于制度是一个公共选择过程，同时制度还内含大量的默示知识，这些知识只能通过干中学（learn by doing）机制掌握，无法通过标准的文本知识进行传承，所以新制度经济学家在考虑制度动态时采用演化模型。

诺斯研究的转型：诺思早期试图通过区分制度和组织，然后通过制度企业家行为来理解制度的起源和变迁过程；由于新制度经济学开始关注制度演化问题，必须怀疑理性假定，所以诺思从1990年代开始转向人类认知、学习和意识形态研究。

诺斯的制度变迁模型：假定存在一些制度企业家，当技术进步、要素价格比率变化或者信息成本变化导致了相对价格变化，就产生了潜在的盈利机会，这些企业家为了捕捉这种机会，相互认同某些行动规则来实现知识交流和预期稳定；同时针对环境的变化实施学习、创新和模仿等，这些行为能够积累各自的默示知识，进而在此基础上促进知识交流，改进正式规则。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的演变就形成了制度的演变过程。

共享心智模型：静态地看，人们相互交流会导致共享心智模型的形成，进而形成集体认知和行为；动态地看，由于不同的人认知能力有差异，面对的环境也不同，那么在认知和环境变化的互动的过程中，就会形成异质的心智模型，这些模型包含了各个参与人各自对外部环境以及未来的独特理解。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异质心智模型的参与人经过交流，不仅能够间接汲取他人的认知成果，而且也把自己的认知成果传递出去。相互的知识交流不仅形成了共享心智模型，而且在相互认同的过程中，这一模型会稳定下来，并固化成共同的行动规范，这就是制度。

路径依赖：假定存在两期，第二期的共享心智模型依赖第一期的心智模型和环境的互动，其中存在环境反馈和学习过程。一旦共享心智模型形成，就会相对刚性，从而形成认知的路径依赖，即解决相同和相似问题的办法和信念趋同，进而形成制度的路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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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的比较制度分析.pdf

转载自《历史的制度分析-西方制度经济史学的新进展》（韩毅著，辽宁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0世纪90年代西方新经济史学的研究重点：市场经济体制形成过程中制度和组织的演变及其作用；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过程中国家、法律、文化、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相互关系及其作用；制度与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历史的比较制度分析。

历史的比较制度分析要回答的问题：为什么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会沿着自己独特的制度轨迹演进，为什么社会不能经常地选择更为成功的制度结构，什么因素影响或决定了这样的选择，这些影响或决定因素之间的关系如何，彼此之间有哪些影响和作用等。

历史的比较制度分析：历史的比较制度分析是历史的，它试图揭示历史在制度产生、存在和变迁中的作用；历史的比较制度分析是比较的，它试图通过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比较来获取视角；历史的比较制度分析是分析性的，它所进行的经验分析明显地依赖于逻辑严谨的微观模型。

研究方法：历史的比较制度分析主要利用了博弈论意义上的均衡研究视角。通过均衡分析来研究制度，把制度视为均衡的约束，就能够考察静态的、内生的、自我强化的约束，而这些约束产生于不存在外部强制的战略局势中。

两条分析思路：第一条思路要考察贯穿进化过程始终的特征的内在化影响，并了解相关的规则。它运用进化博弈论和学习模型研究决策者在其中形成特殊品格的过程，例如特定组织的性质、偏好或习惯，和对继承了它们相互影响的行为的约束。进一步，它要研究不同领域中经济行为特点的互补性，和这些特点与政府规制与统制的互补性。第二条思路是研究外生与内生的文化特征、信仰、社会结构和认识（如意识）之间在战略上的相互作用对一整套相关规则所产生的影响。它主要运用了传统的博弈论，特别是重复博弈论，集中研究（非技术决定的）“组织”的起源和内涵，以及对符合或背离演进道路的行为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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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经济体制研究的新方法历史的比较制度分析.pdf

韩毅《社会经济体制比较》2002（1）

20世纪50年代以来比较经济体制研究的类型：霍利绍夫按所有制标准的分类；波兰学者布鲁斯按决策权配置层次的分类；科尔奈按信息流向的分类；格留奇按社会制度和经济发达程度的分类；格鲁斯曼按照经济调节机制的分类；纽伯格按决策、信息传递和经济动力不同的分类；雷诺兹按照“经济学的三个世界”的分类。

20世纪90年代以后经济体制的比较制度分析特点：在研究方法上，运用了新制度经济学和进化博弈论等现代经济学的最新研究方法；在研究的视角上，从关注经济体制表面差异性及其效率影响，发展到探索经济体制差异性出现的根源及体制内部的深层次结构；研究的重点，也更多地放在经济体制的构成要素及其相互依存关系--制度、制度结构及其影响因素上。

比较制度分析的逻辑思路与基本观点是：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体制即使是同属于某一种类型（如市场经济体制或计划经济体制），也会因其内部结构和配置的不同而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和复杂的多样性；正是不同经济体制的这种差异性和多样性，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不同国家或社会经济效率差异性的根源。

历史的比较制度分析的特征：把对经济体制的比较制度分析从现实制度层面扩展到历史制度和历史因素的层面，力图揭示历史在制度产生、选择和变迁中的作用；主要运用了博弈论和历史经验的归纳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主要研究对象为缺少集中的法律制度背景下的“自我实施制度”及其运行机制；把制度视为结果而非外生变量，进而着重研究制度生成与进化的影响和决定因素，即研究经济体制差异性的根源之根源；研究的视野不断地从市场制度向非市场制度，从制度安排向制度环境，从经济、政治、法律制度向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拓展，尤其重视影响制度诸因素中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作用。

博弈论分析方法

博弈论应用于制度变迁研究的两种方法：一种是“进化博弈论方法”，认为社会制度并不是由什么人有意设计出来的，而是在那些适应环境和社会变化的新结构不断被发现、更为理想的结构不断被保存的过程中产生的；另一种是“重复博弈论方法”，重复博弈是指同样结构的博弈重复进行多次，由若干个阶段博弈构成的一个完整的和相对长期的博弈过程。

历史经验的归纳分析方法：博弈论的这种（均衡）结果的不确定性问题，只有在历史的逻辑和进程中才能得到解决。也就是说，博弈者是如何从他所面临的多重均衡结果中选择了历史和现实中的这个唯一结果，只有通过历史的经验分析才能予以说明。

历史案例的比较研究方法：在马格里布人中间，集体主义的文化信仰和与此相联系的经济上的自我实施的集体惩罚，导致了一种水平式的社会结构（即商人一身兼商人和代理人二职），社会的封闭，和集体的社会信息通讯网。在热那亚人中间，个人主义的文化信仰，则导致了具有一种垂直并融合的社会结构以及相对比较低水平的信息联络的个人主义的社会。

自我实施制度产生的过程：制度博弈者各方在特定的战略局势中，根据自己各自不同的目标与对手进行博弈，自主地选择各自的最优策略，最后求得均衡的过程。

格雷夫历史经验归纳法的两个研究阶段：第一个阶段，从历史事实、历史证据和历史经验出发，经过归纳推理形成假说；第二阶段，运用历史经验对所形成的相关性假说进行检验和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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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社会、政治与规范因素的相互关系及经济含义.pdf

王军译，韩毅校，转载自《历史的制度分析-西方制度经济史学的新进展》（韩毅著，辽宁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集体主体社会特征:从每个个人主要与特殊宗教、种族或家族集团的成员在社会上和经济上相互作用的意义上说，社会结构是“割裂”的，在这些集团中，契约的实施是通过“非正式”的经济和社会制度来实现的，尽管不同集团的成员之间的关系以非合作为特征。

个人主义社会特征：从经济事务是在来自不同集团的人之间进行和个人经常从一个集团转换到另一个集团的意义上说，社会结构是“整合的”。契约的实施主要通过特定的组织如法院来实现，而且自立、独立和个人主义被高度评价。最后，这种社会的政治体制以民主政府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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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生视角下的制度分析及其案例研究方法.pdf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思想专业2003级学生付方赞的硕士论文《内生视角下的制度分析及其案例研究方法--格雷夫“比较历史制度分析”的概念框架和研究方法》，我昨天刚刚收藏了这篇文章，对我们理解“格雷夫比较历史制度分析”会有帮助，虽然还没有认真读，但是从常常的参考文献来看，是一篇值得一读的文章。

http://blog.sociology.org.cn/franz/category/97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