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下行的原因与政策含义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9月20日 01:16  中国金融杂志

　　■　德意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 马骏

　　正确判断经济增长的潜力，是制定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保证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前提。误判经济增长潜力，就会人为地造成经济大起大落、结构失衡和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而如果宏观(总量)政策失当，结构调整就必然面临“两难”困境。例如，当GDP增长达到12%时，经济规律表明能耗增长必然超过GDP增长，节能减排就自然成为空话。换句话说，结构优化的前提是宏观政策保证经济增长接近潜力、避免大大超过潜力。笔者认为，所谓科学发展，在宏观政策领域的最重要的一个命题就是搞清楚中国的增长潜力到底是多少。

　　原因之一：出口减速

　　过去10年，中国出口经历了年均23%的高速增长期，贡献了约3个百分点的年均GDP增长。但是，这个阶段出口的高速增长反映了当时特殊的国际与国内背景，是今后无法复制的。

　　第一，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主要发达国家对中国劳动密集型出口的配额和关税大幅下降，这为中国打开了一个巨大的市场。根据我们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估计，2002～2006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使其年均出口增长率提高了4个百分点。但是，最近几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出口的推动作用已经逐步消失。

　　第二，发达国家在过去10年保持了年均2.8%的GDP快速增长。经过两年的金融危机，美欧政府债台高筑导致财政政策被迫长期紧缩，增长潜力很可能从过去的2.8%左右下降到1.8%。根据历史上发达国家增长与中国出口的相关性，发达国家GDP增长减速1个百分点，中国出口增长就会减速7个百分点。

　　第三，过去10年，出口行业中农民工的年均工资增长只有5%，而今年多起劳资纠纷事件之后，低端劳工工资大幅上升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如果按人民币计价的工资增长每年达15%，人民币对美元每年升值3%，则按美元计算的中国工资增长就达到每年18%。面对这样的成本增长速度，劳动密集型(如服装、制鞋、家具、电子零部件等)行业将很快失去竞争力，许多工厂将被迫搬到越南、印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成本更低的国家。

　　基于上述理由，中国出口年增长将不可避免地出现明显减速。笔者估计，今后10年中国年均出口增长很可能只有12%，为过去10年年均增长率(23%)的一半左右。

　　原因之二：房地产需求减速

　　过去10年，中国商品房销售面积的年增长率接近20%，是内需中最主要的一个增长来源。但是，房地产的这种高速需求增长也是不可持续的。第一，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房改之初，城镇家庭拥有住房的比率约为20%～30%。10年之后，城镇家庭的住房拥有比率已经达到70%～80%，高于美国等许多发达国家的比率。第二，1998年，城镇人均住房面积只有18平方米，现在已经达到30平方米，超过了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鉴于这些变化，现有城镇居民对房地产的基本需求和改善型需求的增长速度将有显著下降。第三，下文将阐述，中国城镇化的高峰已经过去，由城镇化所带来的对房地产的需求也将减速。

　　基于上述原因，并根据与中国发展水平可比的其他国家的经验(这些国家过去10年住宅销售面积的年均增长在10%左右)，笔者估计，今后10年内，中国住宅销售面积的年均增长率很可能减速到10%，比过去10年的平均速度减低一半。

　　原因之三：城镇化速度放缓

　　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0)》认为，未来中国的城镇化虽然仍处于快速推进时期，但是已经由加速阶段转变为减速阶段，预计今后城镇化平均每年提高的速度将保持在0.8%～1%，很难出现“九五”、“十五”时期每年1.35%～1.45%的增幅。这与联合国开发人口署的计算基本吻合。联合国人口署的预测是，中国城镇化速度在“九五”期间已达到峰值，当时城镇化率平均每年上升1.4个百分点。未来10年，此城镇化率的增幅将降为年均0.8个百分点。最近的一些实际数据也支持对这个趋势的判断。比如，根据浙江省户籍管理部门调查，全省“农转非”数量从2004年时的57.7万人降到2009年的18.9万人，降幅高达67%。

　　城镇化速度放缓是人口结构老化、农村剩余劳动力下降、制造业已经大量向内地迁移等一系列结构变化的必然结果。在此过程中，伴随城镇化对投资与消费的需求，如建筑服务、建材、汽车、通信基础设施、餐饮、公用事业等，其增长也将相应减速。此外，过去数十年间城市快速膨胀过程中的负面效应也将愈加显现，例如污染、对自然环境的过度破坏、土地征用补偿不足、城市产业定位雷同等。例如，目前全国600多个城市中，有100多个提出要建国际大都市，CBD、大广场、度假村、欧化建筑等千城一面的投资建设短期内刺激了地方GDP，但随着城镇化速度放缓，地方政府的经济政策则不得不改变此类粗放型的规模增长，转向产业配置和城市宜居等精心规划设计，从而放弃部分经济增长速度而提高增长质量。

　　总体而言，城镇化速度从每年1.4个百分点降到0.8个百分点，将拉低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而降低GDP增长的潜力。

　　原因之四：劳动力增速下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三十多年的高增长，从供给角度看，资本的高速积累和技术进步固然是重要的原因，但我国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同样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重要的源泉。社科院的有关研究认为，1983～2000年，人口红利因素对GDP增长的贡献比率高达27%。

　　1980年至今，劳动力的充足供给得益于新中国成立后的三次婴儿潮和农村向城市的大规模人口转移。但是，第一次和第二次婴儿潮出生的人群现在已经开始进入退休年龄，农民工进城的转移速度也在下降。大部分学者和研究机构都预期中国劳动力人口将在2015年前后达到顶峰，之后将逐渐减少，因此人口红利因素对GDP的贡献将大幅减少。今后我国GDP的增长将主要依赖于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资本的积累。

　　根据社科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人口与发展研究”课题研究结论，中国人口红利在2009年已经达到最高获利点，此后老年人口负担逐步加重，并且呈累进式加重趋势。现实生活中，高考报名人数已经开始逐年下降，农民工中青年比例不断下降，使得初级劳动力市场供需关系已经开始逆转，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工资水平正在迅速增长。

　　在企业层面，由于劳动力增长速度的下降甚至劳动力绝对供给水平的下降，工资增长的压力也必然上升。另外，国民经济中的收入分配明显恶化导致的社会压力，将迫使政府不得不大幅度、持续地提高最低工资，提高养老金的标准。劳动力成本增长的加速会导致企业利润率的下降和生产的减速。虽然工资增长有利于促进消费和社会稳定，但我们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结果显示，工资增长对GDP的净影响是负的。

　　综上所述，劳动人口增速下降的趋势将在未来10年内导致GDP增长潜力的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