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的现象引发了很多研究者的兴趣。本文对现有的有关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进行了回顾，并讨论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路径和**的影响。本文还探寻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并指出了理论下一步发展的方向。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动机，路径，研究综述
    一、导言
    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入与流出是一个经济体融入全球市场分工的重要途径。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在利用外国直接投资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在近些年也有了迅速发展。从2003年到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长接近80%。截止至2008年，中国已稳居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经济体前二十位。
    与此同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的现象激发了很多研究者的兴趣。一些研究主要从宏观层面上分析对外直接投资的趋势和成长驱动力，而另一些研究则从微观层面上分析中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此外还有一些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已有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方法和框架在中国情境中的应用。但正如Child and Rodrigues（2005）所指出的那样，相对于现有的主流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中国企业到海外投资并没有现成的竞争优势可以利用，中国的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是形成竞争优势。这是因为中国企业的所有权优势主要建立在网络或者母国的基础之上，而这种优势一旦走出国门则消失殆尽。这使得中国企业的投资主要集中于区域内而不是全球性的扩张。在进行区域外的全球性扩张时，由于中国企业不具有一般的所有权优势，故它们的对外直接投资往往以获取可持续的全球竞争力为目的。Mathews（2006）认为，新兴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学习来构建竞争优势，通过连接-杠杆-学习（Linkage-Leverage-Learning）来实现赶超战略。而Luo（2007）则认为中国的跨国公司将国际化进程作为一种获取战略资源和弥补国内市场缺陷的跳板（springboard）。此外，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一员，其制度环境与西方发达国家有着显著的差异。中国**对本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有着强有力的影响。由于企业战略和企业面临的制度环境与发达国家企业有着显著不同，中国企业实行对外直接投资所面临的问题可能与之前在发达国家情境下被广泛研究的问题也有显著的不同。
    为了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我们将在本文下一部分中总结对外直接投资研究的几类主要问题，然后我们将回顾对外直接投资研究的理论基础，最后我们将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进行总结与展望。
    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研究的主要问题
    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问题研究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由于中国是新兴经济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关于新兴经济体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研究对我们研究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也能起到良好的借鉴作用。对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研究，学者们主要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路径以及**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等方面着手。
    （一）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动机
    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研究中，一些学者研究了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动机。目前国际商务的研究者们仍将争论集中于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究竟是资产寻求型还是资产利用型。在西方国际扩张模式中典型的一个基本假设是企业已经拥有了技术与产品的相关知识，它们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是为了利用现有的知识存量，或者所有者优势，从而满足国外市场的需求。因此对外直接投资被视为一种将企业的知识跨边界转移的过程，无论这些知识是以技术，生产，营销还是其他活动为基础。然而，由于中国企业大多缺乏现成的所有权优势可以利用，企业往往需要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获取所需要的竞争优势，因此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更多的是以资产寻求为动机。通过资产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中国企业获得了所需的技术、管理经验等构建自身竞争优势的要素，从而为实现企业的全球战略打下了良好基础。很多情况下，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可作为企业国际化的一个起点。根据这种观点，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主要是以资产寻求为目标。这个目标使企业能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克服由技术差距所带来的初始资源障碍，并且之后在国际市场中移除这些由资源障碍形成的劣势。因此，在研究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动机时，我们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是：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动机是什么？中国企业的竞争优势究竟是什么？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如何维持并增强这些优势？
    （二）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路径
    在研究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时，第二个重要的主题是中国企业在其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的路径选择。学者们的研究重点不在地理路径方面，而是在能力获取路径方面，特别是获取能够补充企业现有缺陷或是增强企业现有优势的能力方面。Li（2007）研究了消费电子行业中著名的三家中国跨国企业，并分析了它们的国际化路径。通过分析，Li（2007）指出：在研究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路径时，研究者们须整合Dunning（1981）的折中理论与Mathews（2006）的LLL理论。同时，Li（2007）还强调了交易价值（Johansson and Vahlne，2006）、软性因素（soft factors）与制度因素对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路径选择的影响。Luo（2007）则认为，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路径不仅仅是单纯的能力获取路径，而是包含了多层含义的“跳板（Springboard）”。通过这种“跳板”，中国企业可以对自身的竞争劣势进行弥补；减少作为全球市场后来者的劣势；对全球竞争者的主要市场进行反击；避开东道国的贸易壁垒；缓和母国的某些制度缺陷；得到母国**的支持与庇护；在新兴市场或发展中国家市场利用竞争优势。在研究新兴经济体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路径时，学者们也得到了与上述研究相似的结果。Cuervo-Ca-zurra（2007）研究了二十个拉丁美洲跨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路径，发现有着强大国家区位优势的企业更有可能通过建立国际营销子公司来实现国际化，而产品难以长途运输的企业则优先选择建立外国生产子公司。lee和Slater（2007）将Neural与Dunning（2000）所提出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路径与韩国企业三星集团的对外直接投资路径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三星的投资路径与Narula与Dunning（2000）所提出的路径不尽相同。三星主要通过资产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来发展其动态能力，转而加速了自身的国际化发展。因此，在研究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路径时，我们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是：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路径是什么？这一路径选择主要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三）**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对于**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这一问题，学者们也进行了相关研究。关于**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方式，主要有制度环境的影响与**的直接影响。Li（2007）指出，在研究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时，制度因素的影响应该得到重视。Luo（2007）也认为，东道国的贸易壁垒与母国的制度限制是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此外，中国**通过补贴、财政支持等方式鼓励中国企业将业务拓展至全球也是中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影响因素。同时，关于新兴经济体企业的研究也发现，**对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有显著影响。Pananond（2007）在研究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后的泰国跨国公司后，发现它们的国际扩张方式受到了制度环境变化的影响，从而使得扩张方式发生了动态迁移。传统上这些公司依靠它们的本土社会网络所形成的竞争优势来向外扩张；但在金融危机以后，由于**被要求更加透明化，这些企业的竞争优势转而更多地和其技术能力联系在一起。因此，在研究**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时，我们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是：中国的制度环境如何影响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在支持中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中国**究竟扮演了哪些角色？这些角色如何与中国**的发展目标相适应？
三、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研究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方向
对于一家企业来说，对外直接投资是一个重要、复杂且不可逆的过程。由于涉及到企业未来的全球发展战略并占用企业相对较多的资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决策可对企业的生死存亡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由于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性，关于这一问题的相关研究也越来越多。而这些研究可以的理论基础可以归于下列五个大类：交易成本理论、资源基础观点、制度基础观点、战略行为理论以及其他理论。在对文献的回顾中，不同的理论方法，框架和模型被用于确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影响因素。虽然之前对发达国家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支持以上五类观点，但由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独特性，这些观点不一定能在中国情境中被恰当地应用。因此，在下文中，我们将具体回顾这些理论，并对这些理论与观点进行探讨。
　　（一）交易成本理论
    交易成本理论的原理源于Hymer关于市场不完备性的论文。这一理论的核心论点为公司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选择相应组织结构的目的是为了将交易成本最小化并且将长期风险调节有效性最大化。不同的组织结构包含着不同程度的控制与资源承诺。而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制定过程则是一种对控制程度与资源承诺成本的权衡，并且这种权衡依赖于四种决定企业最优结构的因素，即可交易专属性资产、外部不确定性、内部不确定性与搭便车行为的可能性。但也有学者指出，除这四种因素外，企业还需要权衡子公司利润对于母公司利润的重要程度这一因素。同时，也有学者认为，在进行交易成本分析时，需要考虑更大范围的控制程度而不仅仅是包括整合与外包等特例。实证研究表明如果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中包含较多专属性资产，或者合作方有较高可能性采取机会主义行为，那么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中需要采取高度控制。
　　交易成本理论的核心理念与市场不完备性以及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化理论一致。它有力地解释了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为了利用已有的特定所有权优势和寻找市场而对外投资。该理论的核心假设是，跨国公司拥有公司特定资产，即特定所有权优势。当这些特定资产进行跨越组织边界的交易时，无论是在市场上还是组织之间，都会产生交易成本。当前一些中国企业也拥有某些特定的所有权优势。当这些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更多的是利用它们母国所特有的优势，例如中国的生产成本优势。从交易成本理论的角度，中国企业内部化国家特定优势的交易程度仍缺乏足够的讨论，因此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二）资源基础观点
    资源基础观点认为，一家企业可被认为是由各种能力和知识组成的集合体，在这一集合体中个人能力、组织与技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由于这些资源与企业间存在着特殊的连接，这些资源对于企业整体的价值大于其对企业所处的某个市场的价值。有学者认为，资源基础观点应当强调：将原有的未被充分利用的生产性资源用于新的市场或商业领域。但也有学者认为，资源基础观点应强调：一家公司在外国市场的运营受制于它结构上与经验上的资源，并且它的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必然受制于资源能力以及企业的历史经验，比如国际化经验与资产规模。资产规模较大且国际化经验较丰富的企业往往在对外直接投资中更能承受较高的资源投入并且能独立运营；小规模且国际化经验不丰富的企业则常常需要通过其它企业来共同增强双方的能力以面对这种海外运营能力的限制。
　　由资源基础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发现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部分原因是为了提高已有资源的利用效率；同时企业倾向于拥有一家完全控制的海外子公司，而这种倾向的实现程度依赖于企业所拥有的资源数量。但是，对于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我们需要重新理解企业资源。传统资源基础观点认为，规模和经验是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限制因素。虽然与发达国家企业相比，中国企业在资产实力，资产质量和国际经验方面一般处于劣势。但这些因素并没有能够限制住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并且中国企业进行的投资中大多数是以控股的形式。这个现象说明，相比于典型的发达国家企业，中国企业可能拥有不同的特定资源。虽然面对来自规模和经验因素对资源的限制，中国企业可能利用其他方面的特定资源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传统意义上资源劣势的限制作用。而这些特定资源的具体内涵，则需要学者们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三）制度基础观点
    制度基础观点认为，企业进行战略选择是基于制度与组织的动态相互作用。企业的行为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由于制度环境的重要性以及学者对于新兴经济体不断提升的兴趣，在对外直接投资研究中比较不同国家的制度差异以及制度差异对市场功能的影响程度已变得越来越重要。现有研究中，学者将制度环境分为三类：规制型（包括用于保证社会秩序与稳定的法律与规章制度），道德型（包括社会价值观、文化以及社会规范），认知型（包括社会中被认为理所当然的已建立的认知结构）。组织之所以选择一种特定的构成形式并付诸实施是因为这种形式能受到规制与道德的认可，能满足组织对环境中资源的依赖，或者是因为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这种组织形式是合适的。当运用制度基础观点来解释对外直接投资所有权的战略选择时，它强调获取制度合规的重要性。当其它理论流派将制度环境作为决策制定的背景或外生因素来处理时，制度基础观点则既强调制度因素对于国家环境的强制影响，也强调决策制定者在寻求新投资条件时的认知限制。实证研究指出当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需要克服东道国的政治与文化障碍时，与当地合作伙伴建立合资企业这种投资方式更受青睐。这是因为合资企业能使得母公司更少受到东道国**歧视性对待，并且这种方式能使得企业通过向当地合作伙伴学习来更好地适应当地文化。同时，实证研究还表明一家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战略还会受到它以前在相同或相似制度环境下的成功进入经验的影响。
　　制度基础观点认为制度的合规性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核心。该观点认为，当在东道国面对一个受限的规范制度时，投资方可能必须为了满足合规性而妥协其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此外，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也依赖于决策制定者的认知能力。决策制定者的认知会受到相同或相似制度环境下其之前行为的影响。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它们中的大部分只有有限的对外直接投资经验，也没有制度化。这意味着中国企业可能没有一个清晰的最佳方式可以参照，因而他们的对外直接投资决策不会被认知习惯所严重影响。于是，传统的制度基础观点在研究中国企业时将遇到挑战。此外，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母国的制度环境，却忽略了母国**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直接影响。当我们研究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时，应当考虑到**对这些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保持着重大的影响。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激励或者**管制下的对外直接投资方案批准体系，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可以直接地，或间接地被不同阶层的**所影响。因而，当现有的制度基础观点应用于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研究时，它们需要扩展，应当包括东道国与母国双方的制度环境，以及东道国与母国**对企业的影响。
　　（四）战略行为理论
    战略行为理论认为一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是为它的战略行为服务的，既要实现利润最大化，保持企业灵活性，也要帮助企业获取更好的市场地位，或是帮助企业实现全球协同效应与其它全球战略动机。有学者指出，为了实现企业的全球战略目标，企业各业务单元的紧密协作变得日益重要。这一理论提出的理念与中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相关度较高，因为这些企业走出国门多是为了追求不同的战略目的。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效率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所不同的是，中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更多的是为了实现市场寻求与资产寻求的目的。对于市场寻求动机，中国企业可能通过对海外市场进行投资，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市场进行投资来利用母国的低成本生产这一竞争优势。而关于这种类型的对外直接投资曾有学者指出：如何使企业的资源与环境相匹配，如何实现企业的战略适合将成为这类投资的关键问题。合适的对外投资决策能帮助企业实现与东道国行业环境的战略适合。对于资产寻求动机，中国企业常通过对外直接投资作为“跳板”来获取所需资产。此外，中国企业可能也会寻求全球导向下的特定战略动机，比如为进一步的全球扩张作准备或者改善现有海外业务的全球竞争地位。由于这些战略动机的实现可能需要单个海外子公司放弃部分短期利益来为整个集团的战略目标服务，因此如果母公司对海外投资维持有效的控制，则使得这些战略目标更好地实现。
　　战略行为理论假定，战略适合和战略目标都影响着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决策。但是战略适合和战略目标这两类因素可能对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有着不同的影响。正如上文所讨论的，战略适合对市场寻求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很重要，而对以全球战略为导向的对外直接投资和寻找资产型的对外直接投资来说，战略目标是关键。因此，当运用战略行为理论研究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时，研究者们面对的挑战在于分析战略适合和战略目标的相对重要性，并关注其中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决策具有支配影响力的方面。
　　（五）其他理论
    1.议价能力理论  议价能力理论认为，现实中的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是由投资方的偏好性以及投资方与东道国**谈判的结果来共同决定的。基于投资方与东道国**各自的议价能力，双方的议价过程将导致一个双方都接受的合规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议价过程就是投资方实现在东道国的制度合规的过程，而这又与制度基础观点中的规制类型有较高的契合度。
　　2.国家文化理论  国家文化理论则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与决策制定者的国家文化背景联系起来。管理者在管理与自身具有相似文化背景的企业时往往更为得心应手，因为他们对这类企业可进行更为有效的控制。国家文化理论假定文化会由于国别差异而出现系统性差异，而个人会受到他所处文化的影响。这一理论与制度基础理论中的认知型类别有较高契合度，因为两者都认为个人会受到社会中已建立的认知结构的影响。
　　3.决策制定过程模型  决策制定过程模型是建立在对外直接投资决策须被认为是一种多阶段的决策制定过程这一核心假设上的。在决策制定中，需要考虑多种因素，比如：外国市场进入的目标，现有环境，以及相应的风险与成本；与决策制定者和决策任务的特征相关的因素。
　　4.Kim与Hwang的折衷型理论框架及其改进  与决策制定过程模型聚焦于决策制定过程最优化所不同，Kim与Hwang（1992）提出的折衷、型理论框架则旨在强调全球战略变量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中的重要性。Kim与Hwang（1992）的折衷型理论框架整合了战略、环境与交易特定因素。基于Kim与Hwang（1992）的框架，Aulakh与Kotabe（1997）提出了包含战略、企业资源与交易成本因素的改进模型，并且这一改进模型可被用来分析企业在外国市场中渠道整合的决策。
　　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研究展望
相较于外国在中国直接投资的研究，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研究领域。但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这一领域将会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们的重视，甚至会成为国际商务研究的新的战场。而以下领域将会成为下一步研究的重要话题。
　　首先，邓宁对外直接投资的折衷范式是以企业具有所有权优势为基础的，但是中国的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时候并没有所有权优势，中国的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寻求相应的战略资产。那么什么样的战略可以帮助中国企业来完成这种战略意图。这种特殊的战略意图会如何影响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入模式，进而又会如何影响企业下一步的管理行为。
　　其次，经验对于对外直接投资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不同，中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所需经验，但经验的缺乏又会阻碍对外直接投资。现有的理论并没有解释缺乏经验的中国企业如何弥补经验的短板来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因此将来的研究应该关注什么因素可以弥补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经验的不足；什么因素会促进中国企业积极获取国际化经验。另外，随着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地积累国际化的经验，将来的研究应该应用更加动态的方法关注企业现在的进入模式和过去的进入模式之间的联系，研究企业如何根据环境变化来进入模式的调整从而提升自身能力。
　　第三，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路径会不会受到中国企业所面临的母国特殊的制度环境、路径依赖的影响。中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股权结构、高管团队等因素会怎样影响中国企业成为跨国公司的路径。中国**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中国企业如何使本国**和东道国**的目标相互适应。
　　第四，在进入一个陌生的市场时，中国企业将面对很多在国内市场所无法感受的困难。那么，中国企业如何在一个陌生的市场中创造竞争优势，中国的企业会采取什么样的不同的战略来克服自己作为外来者或新进入者的劣势。
　　第五，中国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成为跨国公司后会怎样改变现有产业的竞争蓝图，会怎样改变自身在价值链中的位置，中国企业将如何通过成为跨国公司来增加自身的附加值。

作者：陈达 李自杰 来源：《科学决策》201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