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车上路：一个局内人如何看待美国**对汽车巨头的救助
本文是对于史蒂芬·拉特纳（Steven Rattner）所著的《大检修：奥巴马**紧急救助汽车业内幕披露》一书的书评。
鉴于通用汽车刚刚宣布有望在今年实现盈利，并完成了史上第二大的IPO，现在对这场**策划的通用和克莱斯勒重组案加以总结，应该说恰逢其时。奥巴马**早在正式进入白宫之前，就已经开始着手操办此事了。
而史蒂芬·拉特纳（Steven Rattner）应该是介绍此次软着陆实现过程的一名好向导：2009年2月到9月，他一直是**汽车工作小组的负责人。用他的话来说，他就是“车队的头儿”；而普通公众则称他是“奥巴马的汽车沙皇”。就在短短几个月里，拉特纳和他的工作小组引导着克莱斯勒和通用汽车完成精简重组，一切都依照美国《破产法》第11章第363条进行，保留有用的资产，甩掉没用的包袱。在克莱斯勒重组案中，具体表现就是挑选一位“资深合作伙伴”，与菲亚特结盟。
拉特纳最近推出了一本解密**救助汽车业的书：《大检修：奥巴马**紧急援助汽车业内幕披露》（Overhaul: An Insider's Account of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Emergency Rescue of the Auto Industry）。此书的意义不仅在于拉特纳亲身参与了这项救助计划，更在于他个人特殊的工作经历：从华尔街走入白宫的拉特纳曾就职于摩根斯坦利。他在华尔街的最后头衔是私人股权投资公司四方集团（Quadrangle Group）的四位创始人之一。更早之前，他还是《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先是驻华盛顿，后又驻伦敦。他的经历在《大检修》一书中都有展现。
拉特纳提供了一些理解这次救助所必需的数据，并详细描述了个中细节和背景信息，以便我们掌握汽车行业和助其形成的经济全貌。更重要的是，拉特纳向我们讲述了一个精彩的故事，带我们领略了这一事件中的重要人物和真实经过。
只不过，拉特纳自己的故事并不会因此书的出版而结束。尽管他已经和四方集团没有往来，但由于该公司涉嫌行贿以获得纽约州养老金业务，因此自2009年7月卸任“汽车队”负责人以来，拉特纳也一直官司缠身。4月，四方集团用1200万美元就该案达成和解。
然而，问题远没有结束。就在上周通用启动IPO的当天，拉特纳与证券交易委员会也达成了和解，接受为期两年的证券交易禁令，并支付了620万美元的和解金——尽管他并不承认自己有罪。几乎就在同时，纽约州总检察长、侯任州长安德鲁·科莫又提交了针对拉特纳的民事欺诈指控，要求对方支付2600万美元的损失赔偿金，并终生禁入纽约州证券行业。第二天，拉特纳针对自己在四方集团的前合伙人发起仲裁请求，要求对方弥补因“违规行为和违反合约”而令自己蒙受的损失。
衰退还是复活？
人们对于美国汽车业商业操作和竞争地位的关注由来已久；近五十年以来，这方面的书也层出不穷。
1965年，当美国汽车业整体、特别是通用汽车借助战后的良好时机，一举取得全球霸主地位时，当时还默默无闻的年轻律师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就曾出版了一本名为《任何速度都不安全》（Unsafe at Any Speed）的书，对汽车企业的商业操作行为进行了全面的批判——特别指出了其中的安全问题。纳德指出，汽车的转向柱在发生正面碰撞时无异于一把锋利的长矛；怪异的自动变速器设计可能导致在不合时宜的时候逆向滑动；仪表盘的材料没有必要那么坚硬和锋利。
通用汽车对这本书的回应只能用“尼克松式的遮掩与腐败”来形容：他们发动了一场骚扰战，派人监视纳德，窃听他与别人的谈话，甚至监听他的电话。结果，纳德以“侵犯隐私权”为由，将通用汽车告上了法庭。1970年，通用公司付给他42.5万美元作为和解。纳德用一部分和解费成立了“汽车安全研究中心”。
又过了20年左右，面对日本车市场份额不断增加的状况，美国国内一片忧心忡忡。1986年，普利策奖获得者——记者大卫·哈伯斯塔姆（David Halberstam）出版了《大清算》（The Reckoning）一书。作者用800页的篇幅，一丝不苟地跟踪了福特和日产两大汽车企业的并行发展历程。目前经营得颇为成功的——并且是“底特律三巨头”中唯一没有伸手向**要求救助的——福特汽车，当时却萎靡不振：密歇根流传着一个笑话，福特（Ford）英文名字的首字母连在一起的意思就是“死在路上”（Found On the Road Dead）。
拉特纳的书在24年后问世，仿佛是一首结束曲，三本书的终篇。美国汽车行业能否在走完精简破产程序后愈挫愈勇——摆脱不堪重负的债务、过剩的制造厂和经销店、令人头疼的劳动合同——仍有待观察。经济和整个行业的成功（或失败）取决于一张由客观环境和主观决策编制而成的大网，复杂，而且难以预测。
书中角色点评
如果说《大检修》一书中存在反面角色，那么**救助通用汽车时的公司首席执行官里克·瓦格纳（Rick Wagoner）应该当之无愧。书中对于瓦格纳的描述与其说是“邪恶”，不如说是“失察”和“无能”。以他为象征的这种公司文化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以至于当通用汽车加速撞向破产的砖墙时，人们依然抱着一种自以为是、甚至安静平和的心态。瓦格纳承认通用存在问题，但却没有能力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只认为那要归咎于他控制范围以外的客观原因：油价和劳动力成本太高；经济陷入整体萎靡；而那些都会好起来，通用汽车仍将强大如初。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局内人，”拉特纳写到，“瓦格纳没有展现出一丝一毫的勇气，改变通用公司的迂腐文化。他有着渐进规划者的作风，行动时慢吞吞。他似乎抱着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念，那就是通用汽车和其它任何公司都不一样；它可是‘通用汽车’啊！别的公司无论发生什么状况，都和通用没有关系。”
相形之下，书中展现的塞尔吉奥·马尔基翁（Sergio Marchionne）则是一个介于变化莫测和不择手段之间的人物。他在故事一开始时是菲亚特的CEO，后来则成为了克莱斯勒的CEO。这个总穿着黑色毛衣、衣冠楚楚的男人，在初步讨论结盟克莱斯勒的问题上忸怩作态，欲说还休；当两家公司坐下来就细节问题开展谈判时，又总是面有愠色，动不动就大发脾气——那段时间，他的口头禅是“你觉得我**有那么蠢吗？”而当他一旦大权在握后，又变成了一个坦率直言、工作效率极高的首席执行官。
有人可能倾向于将他在中间阶段的表现称为一种战略，是在以强硬的方式讨价还价。但仔细观察之下，这种行为却是丑陋的，而且个人色彩浓厚。在这些谈判中，美国汽车工人联盟（UAW）和2002-2010年联盟主席罗恩•格特尔芬格（Ron Gettelfinger）完全是占理的一方，甚至是愤怒的一方——比工会代表通常的形象还要正面得多。  
“我看见罗恩·格特尔芬格的脸一下子就气得通红，下巴上的肌肉也收紧了，”拉特纳写道，“因为他意识到，塞尔吉奥这是想要再次切割整个计划。但他最后还是开口了。‘你的人，’他提高了音量，‘每个人都有两所豪宅。而我们只是普通人，平头百姓。我们只是在努力谋生活，你对我们的索要太过分。’他对工作小组气愤不已，对克莱斯勒气愤不已，尤其是对菲亚特气愤不已。格特尔芬格用手指着塞尔吉奥，面无表情地说：‘我们可是有约在先。’”
拉特纳将自己所领导的汽车工作组全体成员称为“聪明过人”、“工作勤奋”，既理想化，又十分务实，就像是金融界的“特种部队”。蒂莫西·盖特纳、拉姆·伊曼纽尔、拉里·萨默斯，以及总统奥巴马的形象，也都是机智、富有决断力。拉特纳没有给伊曼纽尔挑刺；书中的萨默斯有时甚至会努力控制自己的怒火。“可以看出来，拉里会很努力地控制自己。”拉特纳写到，“我曾参加过一次会议。会上，一个年轻同事自顾自地说道：‘这简直是最傻的……’拉里开始回击他。但后来他停住了，出了半口气，继续说：‘刚才和你说话的是老拉里。新拉里要说，你有没有这样想过？’”
绝大部分在书中遭到批评的**人士都是共和党人，或者布什**的留任者。特别是时任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董事长的希拉·拜尔（Sheila Bair）。在救助计划努力争取通过的关键时刻，她意图从中破坏，凭借自己的影响力拖延不相关的谈判，因此激怒了拉特纳。“我过了一阵子才意识到，我们被捆在希拉·拜尔自己编织的网中，”拉特纳写到，“她来自堪萨斯州，做过律师。和本·伯南克一样，她是布什**任命的官员。还和伯南克一样，她是一位学者，只不过不那么明显。但她与伯南克不一样的是，她也是一个政治家——1990年，她在自己家乡州的国会共和党党内初选中落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