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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2-15
【新加坡《联合早报?1130日文章】题:如何重建中国包容性社会(作者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中国领导层最近强调中国要追求包容性经济增长模式
提出建设包容性社会非常重要。原因很简单,排他性增长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导模式,社会已经演变成排他性或者封闭性社会,也就是人们日常所说的分化性社会。排他性增长必然导致社会的分化。排他性增长表明一些社会群体垄断经济发展过程,独占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成果,而被排挤出经济发展过程的社会群体,所能分享的经济成果甚微,甚至没有。这样的增长模式必然导致社会分化,即一些社会群体越来越富,另外一些群体越来越贫穷。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必然导致各社会群体之间的冲突。这就是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实际情况。
早期设想未能真正实现
中国改革早期是典型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增长,但最近的十多年来,增长模式越来越呈现具有排他性和封闭性。那么,早期是如何造就开放性发展的?后来又如何变成封闭性和排他性的呢?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在此之后的1980年代和19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实现了包容性的经济增长,即社会群体的大多数都从经济成长过程中获得了利益。包容性经济增长,主要通过**把经济发展过程开放给所有社会群体而实现的。任何社会都存在着既得利益,而既得利益都不可避免地要阻碍改革。开放经济过程给不同社会群体,成为中国改革者克服既得利益的有效手段。因为中国城市既得利益比较强大,因此**选择农村改革先行。农村一直流离于体制之外,来自体制的阻力小。
同样,在城市改革开始时,因为国有企业部门既得利益很大,因此就先不动国有企业,而是容许在国有企业之外发展出一个非国有部门来。先不动既得利益,而是容许在既得利益之外产生新的利益,等新利益成长起来之后再动既得利益就比较容易。因为新的利益不仅会对既得利益产生很大的压力,而且新利益也开始具有能力来消化和吸收改革既得利益所能带来的后果。这种方法不仅仅是中国改革者的改革策略,而且实际上这样做的结果,使得现存经济体制和经济过程越来越开放,把不同的社会群体容纳进来。
但是,因为改革没有能够深化,甚至出现改革偏差,1980年代和1990年代使多数社会群体都能受惠的经济发展模式,很快就演变成为排他性的和封闭性的发展模式。这里主要表现为两个失败,一是经济的失败,二是**作用的失败。经济的失败指的是“一部分人富裕起来”了,但没有能够实现“走共同富裕”的局面。**的失败指的是既没有能够促成一个包容性经济结构的产生,也没有能够在二次分配上保障基本的社会公平和公正。
两次分配出现双重失败
用中国经济的术语来说,这两个失败也可以说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双重失败。在中共十七大之前,中国经济政策的主题是“一次分配讲效率、二次分配讲公平”。就是说,无论是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都没有能够促成包容性社会的形成;相反,这两次分配都促成了社会向封闭性和排他性发展。
如果把一次分配仅仅看成是“效率”,那么就大错特错了。对包容性社会来说,一次分配远较二次分配要重要,如果一次分配不能实现社会的基本公平,那么不管二次分配如何努力也会无济于事。道理很简单,一次分配是结构性的,而二次分配只是对一次分配的补充和纠正而已。
因为一次分配仅仅强调效率,而效率在中国的制度背景下只是以GDP来衡量,这就促成了一切为GDP服务的经济结构。这样一个结构必然是一种不平衡的结构、一个封闭性和排他性的结构。这表现在各个方面,例如国企和民企、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外企和内企等等关系中。中国的现实是,大型国企是中国经济的主体,而中小型民企占据非常次要的地位。前段时间有个统计,民企500强利润总和不及两大央企,就是这个现实的写照。在要把央企做大做好的政策取向下,国家大部分财力(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流向了央企。央企大扩张是这些年来中国经济的一个特色。相比之下,中小型民企的情况非常糟糕。缺少资金的民企得不到国家控制的银行的大力支持,而财力比较富裕的民企则没有投资空间。
**调控角色严重缺失
在一次分配方面,还存在着**的规制问题。**可以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来促成一个开放和公正的经济结构,例如制定反垄断法和规定最低工资标准。但很显然,这方面**也失败了。反垄断法在庞大的国企面前只是一纸空文。最低工资标准不仅资本者反对,地方**也有很大的抵触和抵抗。所有这一切都导致了极端畸形的一次收入分配。经济从结构上保障了少数社会群体的利益,而不顾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利益。
如果一次分配失败了,那么还有二次分配。但是,二次分配在很大程度上甚至比一次分配更失败。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人们希望通过提高和强化“国家能力”(主要是税收能力)来达到二次分配,从而实现和保障基本的社会公平。但现实又怎样呢?最近十多年来,国家的税收收入一直以每年两位数的速度在增加,但社会居民的收入差异(主要是以基尼系数来衡量)也在以同样的速度扩大。这和原来的设想刚好相反。国家税收能力越高,收入差异越大。这种情况是很难用任何经济学理论来解释的。
为什么会这样?税收的增加取决于经济的增长。经济增长和税收的增长具有一致性。税收增长和收入差异扩大的一致性,主要有两个相互关联的原因,一是经济增长的来源,二是保障社会公平的公共部门的缺失。很多年里,中国经济增长的来源显然不是生产力的提高和技术的改进,而是依靠破坏社会。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医疗和教育、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房地产,都成为了经济增长的来源。这些在西方属于公共部门,需要**的大量投入和保护,但在中国往往成为暴富产业。
这种发展模式本身就表明,中国难以确立一个像西方那样的公共部门,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住房等等。在早期,**缺少社会政策的意识,没有注意建设公共部门。等到现在有意识了,公共部门已经高度经济政策化,并且已经被既得利益所占据。因此,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是**努力建设公共部门,但另一方面是经济模式破坏着公共部门。
很显然,要实现包容性发展模式和建设包容性社会,就是要重新打造一个如改革开放早期所出现的开放性经济过程和开放性社会。这里**和改革者的策略非常重要。如果改革者站在既得利益一边,那么无论怎样的改革,都会深化经济过程和社会的排他性和封闭性。但如果改革者在既得利益之外培植新的利益,那么不仅可以克服既得利益,塑造开放性和包容性社会,使得社会的各种利益重新回归一种均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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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2-15 21:23:14
为什么中国需要提高增长的包容性?
将于10月15日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举世关注。

按照计划,会议将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当中将涉及的关于下一个五年的国民收入分配改革的方向,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路径,更是为海内外所瞩目

而针对这一焦点,在会议召开前夕,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已经释放出引人注目的信号。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包容性增长”。

胡锦涛9月16日在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上提出,要“实现包容性增长,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这是中国最高领导层首次使用“包容性增长”这一提法。

此前,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的概念,最初由亚洲开发银行在2007年提出。在亚洲开发银行副首席经济学家庄巨忠近年的著作中,阐述这一理念的就有多篇。比如《以共享式增长促进社会和谐》、《在包容性增长的框架下诊断菲律宾经济增长》、《亚洲地区的贫困、贫富差距与包容性增长》等。

那么,“包容性增长”的概念是什么?这一理念的提出,对于在未来5年乃至更深远的时期内解决中国面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具有怎样的意义?国家高层选择此时释放这一新概念,是旨在传递一种什么样的关于未来方向和全局的战略信息?

围绕着这些思考,“包容性增长”较早的系统阐述者庄巨忠与本报记者有了这一番促膝长谈。

庄巨忠,1992年毕业于曼彻斯特大学,后任伦敦经济学院研究员。1997年加入亚行,现主要从事亚洲经济发展研究,包括增长与收入分配,增长瓶颈诊断,金融与金融危机等。

他将包容性增长归纳为“保证人人都能公平地参与增长过程并从中受惠的过程”。

中国需要提高增长的包容性

《21世纪》:当初,是什么因素促使亚行在2007年的时点上提出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的?

庄巨忠:当时主要是基于以下一些因素:

第一,亚洲发展中国家在过去二三十年中的经济增长令人瞩目,但经济增长也伴随着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根据亚行2007年的一份研究报告,在21个有基尼系数1估计数据的亚洲发展中国家中, 有15个国家这一收入差距指标在上升, 其中包括中国与印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这些国家中只有4个的基尼系数超过0.4这一通常认为的国际警戒线。但到了本世纪初, 已经有7个国家超过。

第二,尽管高速的经济增长导致了贫困人口大幅下降,但在2005年,亚洲发展中国家27%的人口仍生活在每人每天1.25美元的国际贫困线以下,5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每人每天2美元的国际贫困线以下。消除贫困仍然任重道远。

第三,除了收入方面的贫困与贫富差距外, 非收入方面的贫困与贫富差距也居高不下。这主要表现在接受基本教育、享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和其他社会服务机会的不平等的加剧,以及消除非收入贫困方面进展的缓慢。所有这些都表明,亚洲发展中国家的高速经济增长没有使所有人受惠。

亚行的长期战略过去以支持益贫性增长(Pro-poor growth)为主。其宗旨是帮助发展中成员国消除贫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面对许多国家日益突出的收入差距扩大和贫富差异加剧的问题,亚行在2007年修订长期战略框架,提出了包容性增长的概念,并对它的政策含义加以界定。2008年,亚行正式把支持包容性增长与环境方面的可持续增长、区域一体化一道,确定为其长期战略框架的三大支柱之一。

《21世纪》:包容性增长的定义是什么?你认为中国目前的增长是否符合这一概念?

庄巨忠:经济增长的包容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我们把包容性增长定义为建立在机会平等基础上的经济增长。也就是说,包容性增长需要保证人人都能公平地参与增长过程并从中受惠。

与益贫性增长相比,包容性增长是一个更加广泛的发展概念。益贫性增长主要着眼于消除贫困。而包容性增长既着眼于消除贫困,也强调人人分享增长的成果。

一方面, 包容性增长需要保持经济高速、有效、持续的增长,从而创造大量的就业与发展机会;另一方面, 包容性增长要求通过减少与消除机会不平等来促进社会的公平与包容性。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 没有经济增长就没有机会,如果没有机会,机会平等也就成为空中楼阁; 而如果机会不平等, 社会缺乏包容性,经济就不可能保持高速、有效、持续的增长。

过大的收入差距会通过财富效应和社会与政治方面的原因损害经济增长。就财富效应而言,贫困人口无法投资于教育或创业,从而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就社会与政治方面考虑,收入差距过大会引发财富再分配的要求,而过度的再分配会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从而损害经济增长。伴随着再分配的讨价还价过程,不管是漫长而和平的街头游行,还是暴力行动,社会成本都会很高。

过大的收入差距还会对制度和政策的有效性带来负面影响,使得高收入阶层有可能操纵经济改变政策从而获利,经济增长就会受到损害。

中国的基尼系数在过去30年中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全国总体基尼系数在1981为0.31,1990年为0.35,2001年上升到了0.411。而到了2008年,我们最新的研究表明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46。这说明中国经济增长的包容性下降了,所以必须采取措施予以解决。

收入差距过大影响经济增长

《21世纪》:你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包容性下降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庄巨忠:我们最新的研究表明,在中国的总体基尼系数从1990年的大约0.35上升到2008年的0.46的这一时期里,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对全国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由34%上升到了46%,城镇内收入差距的贡献由15%增加到了34%,而农村内收入差距的贡献由51%下降到了20%。这表明,在过去二三十年中,中国收入差距的扩大主要是由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和城镇内部收入差距增加所导致。

中国在过去三十年里经历了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双过渡,由此产生的急剧经济转型必然会带来收入分配格局的巨大变化。这是因为,第一,经济开放通常会给部分基础设施与市场条件较好的地区和市场适应能力较强的人群首先带来机遇,从而使这些地区与人群先富起来。

第二,计划体制遗留下来的各种限制使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 例如户籍制度限制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导致地区与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第三,当市场机制逐渐取代计划机制来决定生产要素的报酬,低技能与较高技能劳动者收入的差距也会不断拉大,而全球化,国际贸易与国际资本的流入往往使得这种差距的拉大加剧。

第四,因为市场机制尚未完善,还存在大量的国家权力配置资源的情况与严重的市场失灵现象, 造成一部分处在垄断行业,拥有垄断资源,及特殊信息和特殊关系的人群获得远远高于其他人群的收入;信息的不对称使得部分群体在获得生产要素方面面临重重困难。

第五,经济改革与体制转轨导致产业结构的调整与资源的再分配,使得部分劳动者临时失去就业机会,并由于社会风险保障机制的不完善而成为弱势群体。

《21世纪》:你认为以中国目前的状况,是否有像拉美、东南亚国家那样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

庄巨忠:世界范围内,拉美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收入差距是最严重的,许多国家的基尼系数都超过0.5。拉美的平均基尼系数达到0.52,其中巴西的基尼系数达到0.61,智利是0.57,阿根廷是0.52。相比之下,亚洲的情况稍好,中国的收入差距在世界范围内,属于中等偏高的水平,在亚洲范围内则属于较高的水平。

我认为,中国**对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是非常重视的,在近几年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加以解决,比如加强西部地区基础设施的建设;增加对基础教育与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投入; 加快农村建设;建立与改进社会保障体系,以及许多其他惠农惠贫与关注农民工的政策措施。这些对改善收入分配格局已经起到了一定作用。根据我们最新的分析,中国总体基尼系数在2005年到2008年之间保持在0.46的水平,没有进一步上升,我认为与这些政策措施有关。

《21世纪》:你在著作中提出,要解决由特权产生的不平等问题。但是现实很难,比如中国的房价一飞冲天, 80后、90后一代几无购房机会,再如出租车经营,司机成了公司的赚钱机器,他们无任何改变的机会,怎么看待这些问题?

庄巨忠:包容性增长的要点是要区分两种不同的收入差距。一种是由个人背景或所处的环境的不同所造成, 另一种则是由个人的工作努力与劳动勤奋程度的不同所造成。

个人背景或所处的环境包括如宗教信仰,家庭财富与特权,社会关系,肤色,性别,所处的地理环境,所工作的行业等诸多因素。由这些因素造成的收入差距反映的大多是机会的不平等,是社会不公的表现,是不可接受的,它们通常是由制度,市场与政策的不完善与失灵所造成,必需通过公共政策手段来消除。

另一方面,由于个人的努力和勤奋的不同所造成的收入差异反映的则是市场机制的酬勤惩懒,是良好的激励机制起作用的表现。这样的激励机制鼓励创业与创新,是促进经济增长所必不可少的,不能简单加以否定。所以倡导机会平等是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的核心所在。

中国目前的房价问题是由许多因素所造成,包括供需不平衡,市场机制不完善,当然也有投机行为与特权的因素。对于住房问题,保护低收入阶层与弱势群体和防范房市导致系统金融风险应该是公共政策需要考虑的基本目标。

我们还注意到,部分人群具有特权是因为他们拥有垄断资源,处在垄断行业,或拥有特殊信息和关系。所以要解决由特权产生的不平等问题,就要消除或控制垄断和利益集团的经济特权。

有研究表明,中国在本世纪初因行业垄断所产生的收入差距占到了全部收入差距的15-20%左右。实现垄断行业对民间资本开放引入市场竞争应该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对一些自然垄断行业,**必须加以有效的监管。

应保证人人都能公平地参与增长过程并从中受惠

《21世纪》: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农民收入增长还超过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当时城乡差距一度缩小,但是90年代后期以及21世纪后,尽管国家惠农政策不断强化,但是城乡差距还是在不断扩大,一般的城乡居民也被上学,医疗,买房三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这是不是改革的方向出了问题?

庄巨忠: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库兹涅茨认为,一个国家在经济起飞的初期,从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的转型过程中,收入差距会呈现扩大的趋势。以后随着经济的逐步成熟,富余的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完成后,进一步的经济成长将导致收入差距的缩小。这便是著名的库兹涅特假说。

不少国家和地区在快速经济增长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经历过收入分配先扩大后缩小的转折点。日本经过上世纪50年代收入差距扩大后,1962年基尼系数一度达到0.39,此后随着农村剩余劳力逐步消失,转折点在60年代初出现,收入分配在后来的几十年内得以持续改善。

韩国转折点的出现,比日本大约晚了15年。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起收入差距扩大,1976年基尼系数达到峰值0.39,此后20多年收入差距逐步改善,90年代已经恢复到经济起飞前的水平。

同时,研究表明经济起飞过程中收入差距扩大的程度与经济的增长方式有很大关系。许多学者认为,部分东亚国家和地区尽管收入差距有扩大,但从国际范围来看,扩大的程度并不算大。这与它们注重中小企业的发展有关。

所以说,收入差距扩大并不能说明改革的方向出了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收入差距的扩大反映了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但是**可以通过选择有效的政策来控制收入差距扩大的程度。

《21世纪》:要实现包容性增长,你觉得除了居民收入增长能都获得平等机会外,在其他领域还应该实现什么样的变化?对于“十二五”收入分配改革,你有什么建议吗?

庄巨忠:我认为包容性增长与我国提倡的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理念是一致的,目标是相同的,都是要保证人人都能公平地参与增长过程并从中受惠。包容性增长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效的战略和途径。

实行包容性增长这一发展战略必须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在今后20年,中国在继续参与全球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同时, 必须加大力度促进国内经济与市场的一体化。这一新的一体化过程不但能为中国经济高速持续的增长提供新的重要来源,而且能有效地控制与缩小城乡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国内经济一体化应以市场为主导,**在这一过程中的主要作用是消除由市场失灵、制度缺陷和政策失误所造成的各种障碍与扭曲,使资源在地区,城乡和行业之间自由流动,经济结构更加符合资源的禀赋,从而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

收入再分配也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再分配的目的不是简单地实现收入均等化,而是通过促进与实现机会的平等来改善收入分配。这就需要增加对教育, 基本医疗卫生,以及其他基本社会服务的投入,来提高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参与增长过程的基本潜能;需要加强政策与制度的公平性,消除社会不公,完善市场机制,创造平等竞争的条件。

同时,要建立社会风险保障机制以防止与消除极端贫困。社会风险保障机制对中国这样处在急剧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国家尤为重要。不健全的社会风险保障机制可能使得本来是转型过程中的临时性贫困转化为长期持续性的贫困。

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进一步加强法制建设, 增强**与政策的透明度,加大反腐败的力度。

对于未来的政策制定而言,要避免一种倾向,就是试图通过过度依赖**再分配的手段或福利社会的模式来实现收入均等化。国际经验已经表明,这两种政策倾向都会对经济发展的效率与可持续性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建设和谐社会必须实现建立在机会平等基础之上的包容性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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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2-15 21:24:05
专家谈为何"包容性增长"没写进"十二五"规划建议
看了中共中央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我深刻体会到,“十二五”规划完全就是一个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规划,一切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切依靠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五中全会把收入分配问题放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来谈,要求加快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道路,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里回答几个相关的具体问题。

    ●为什么“包容性增长”没有写进“十二五”规划建议?

    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我们还没有做到,有人说这在经济起飞期难以做到,或者说从根本上就不可能做到。但是,我们看看日本,从上世纪60年代初到今天整个国家的基尼系数最高的时候不过0.35,低的时候0.25,还有0.24的时候,就在这中间波动。可以说,日本在共同富裕的模式下实现了经济起飞。我们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完全可以。

    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那收入分配的问题、收入差距的问题就必须放在重要的位置,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在全会之前,胡锦涛同志也用过一个词叫“包容性增长”,在国际会议上讲话用国际上可以理解的词汇,大家都寄希望把“包容性增长”写进“十二五”规划建议,我觉得是困难的,这不是一个新词。印度的第十一个五年规划有三篇,加在一起1300多页,第一篇的题目就是“包容性增长”,所以在国际上也不是一个新词,如果我们也步别人的后尘,就会在政治上陷入被动。包容性是一个很技术性的词汇,统筹发展、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比包容性增长的意义更全面、层次更高,最后都归结于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之下。这就是包容性增长没有写进“十二五”规划建议的一个原因。从“十二五”规划建议的指导思想中可以看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渐淡出,有一句话,要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改革,是“十二五”期间的主要任务。四个改革、四个建设齐头并进,这也是水到渠成的问题。收入分配的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具有很大的综合性和复杂性。这是总目标里面谈的。

    ●如何使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明显增加?

    第二层次的分目标,“十二五”规划建议说,要使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长,另一个指标是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在收入方面是普遍较快,两个都是较快,都体现了同步的意思,但是新的概念就是普遍,这个普遍里面也包括了包容式的增长,包容式增长就是以前排他性增长的反面,增长的过程中部分人收入不应该有绝对量上的下降,或者说少数人的收入不应该停止不动。接下来规划又讲,实现两个同步,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实现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步。2010年刨除物价因素,城镇居民收入实际增长10%,农村居民收入增长8.9%,全年GDP增长9%-9.5%,这两个大概是同步的,这可能是一个偶然,我们今后五年要保持同步增长,使这个偶然成为必然,就要靠机制来保障。劳动报酬的增长要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步,企业的效益好了,给劳动者的报酬也要增加,同时也给集体谈判加了一个约束条件,谈判也要遵循这个规则,不能说工资的增长是无限制的,或者说无节制的,劳动报酬的增长也要受到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限制。第二层次的目标,中央强调两个,一低一中,没有谈到高,谈到低收入者收入明显增加,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那高收入肯定自然会增长,所以这一段不用提。但是怎么使低收入明显增加,靠“等靠要”是不行了。要提高农民职业技能和创收能力,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光靠补贴或者光靠优惠,或者光靠政策是不行的,要靠自己来创造。也不是说不要补贴,不要政策,还是需要这些,但更需要的是给他们一种长期价值的精神。在最低工资和最低生活保障方面,**还是可以有作为的。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怎么扩大,过去老说“被”扩大,但是现在又希望被扩大。中等收入人群,中产阶级的增加一是要靠谈判,二是要靠自己的素质,要靠劳动。再一个就是创业,只有都成为专业人士才能够成为中等收入人群。中等收入者也要有个人的社会责任意识。

    ●为什么扩大内需总是难以达到预期?

    还有一个目标就是使贫困人口显著减少。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越发达,救助的穷人会越来越多。美国过去二十年资助的穷人占到12.5%-14.5%,我们现在农村低保、城市低保加起来刚做了4.5%,我们的发展不是救助对象越来越少,而是救助对象越来越多,通过这个制度来分享。如果把贫困作为一种羞辱,可能就会漠视贫困或者掩盖贫困。如果我们感觉到用社会制度救贫困救穷人是一个好事的话,可能就会帮助越来越多的穷人。人民生活的质量和水平要不断地提高,收入提高了并不等于幸福感就会增强、生活就会改善,要会花钱、会投资才行。有收入了我们还要学会消费,为什么中国的内需扩大不了?没钱消费是一个问题,但有钱不消费也要得到正面的重视。我们既要增加收入,也要学会消费。在消费观上,中国人与一些发达国家的人们是不同的,中国人是为明天活的,而他们认为只有今天的美好是真实的,明天的美好是不确定的,只有一个一个今天的美好才能连接到明天的美好。

    (作者为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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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2-15 21:25:10
吴工睢:为什么要倡导包容性增长?
问:编辑同志,您好!去年11月15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上提出:“统筹兼顾,倡导包容性增长”。今年,胡锦涛主席又分别在新加坡和日本横滨举行的两次重大国际会议上提出“”倡导包容性增长“。请问什么是包容性增长,我国为什么要倡导包容性增长?
  西安读者:王长明
  王长明同志:
  您好!“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这一概念最初是由亚洲发展银行提出的。按照亚行的解释,所谓“包容性增长”指的是社会和经济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我国有学者提出,包容性增长就是在充分尊重各方实情和充分考虑各种利益的前提下,兼容并蓄,全面统筹,彼此尊重与合作的和谐式增长。尽管当前人们对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它与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相对立,倡导一种机会平等的增长,强调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包容性增长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领域的概念,它强调要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强调经济增长中要实现人与人和谐相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因此,倡导包容性增长与我国坚持科学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是一致的。一般认为,包容性增长包括以下一些要素:让更多的人享受经济全球化成果;让弱势群体得到保护;加强中小企业和个人能力建设;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保持平衡;强调投资和贸易自由化,反对投资和贸易保护主义;重视社会稳定等。
  从国际方面看,倡导包容性增长体现了我国正在为构建和谐世界作出自己的努力。当前,世界经济的发展远未达到和谐。南北发展差距仍在继续拉大,但发达国家已要求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承担更大的责任,它们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设置了各种新的障碍,这使得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更加曲折。本轮国际金融危机使人们认识到,资本的贪婪会给世界带来巨大的灾难,而其中最大的受害者是那些经济上严重依赖发达国家市场的发展中国家,以及那些本来就处于社会底层、而今又因金融危机而失去工作的人。危机过后,一些发达国家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投资保护政策,使得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复苏之路更加漫长。中国通过自身的努力,保持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但一些西方国家却利用经济、外交等各种手段,试图延缓中国发展的步伐。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理应为改善世界经济发展环境,尤其是为发展中国家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进行鼓与呼。正因为如此,胡锦涛指出,“实现包容性增长,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从国内方面看,倡导包容性增长体现了我们党坚持科学发展、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决心。不可否认,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巨大成就,尤其是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少的问题,如,贫富差距拉大和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生态环境恶化和污染问题,官员腐败和干群矛盾问题,住房难、就业难、看病难、教育难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是我国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问题,需要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和发展来解决。但是我们不能以此认为,只要经济增长了,这些问题都会自然得到解决。我们党已深刻认识到这一点,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切实解决这些问题。倡导包容性增长意味着,一方面我们应该坚持发展经济,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增加社会财富,不断为全体人民逐步过上富裕生活创造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要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不断消除人民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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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2-16 14:02:01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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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2-23 15:19:44
顶一个 好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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