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斑竹指导和点评。本人为业余爱好者，不当之处，在所难免。

我的主要思路是1。瘟疫-----直接导致商品经济萎缩

2。瘟疫-----对公共物品需求增加----对私有产权（主要是土地）的侵犯----田制变迁---中央集权。

希望以此解释中国商品经济长期不能突破“瓶颈”的原因

进一步阐释参见http://bbs.cenet.org.cn/dispbbs.asp?boardID=92521&ID=43633

也欢迎大家参与教育科研网卫生经济学的讨论。卫生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目前还是以新古典方法为主，主要是信息经济学，公共经济学，福利经济学。而新制度方法十分欠缺，在我看来，这一领域大有可为。

哦？有时间一定去贵版拜访。相互交流，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

欢迎常来这里坐坐。

nie斑竹如此谦和，我也久闻人大热心于新制度经济学方向的有一批杰出的学者，我一定来好好学习。我也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以医生为本业的业余爱好者，经济学是外行，但很喜欢，希望大家多多指导。

聂斑竹人虽未到，文章早已到了我那个版面，呵呵。

我对那段历史不是很了解，果如所言，则瘟疫一定会对制度有影响。其中的逻辑分析，我想是这样的：

瘟疫持续发生，导致人口锐减，土地的相对价值下降，国防力量衰落，人力资本严重损失。这会对制度环境（the rules of the game）造成影响，导致基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破坏，基本的法律规则难以维系。但是短期内不会影响社会嵌入（embeddedness），即风俗、习惯、信仰等。制度环境的变化脆生了制度安排（治理结构或the play of the game）的变化，比如，由于土地贬值，那么兼并应该相对减少才对，而庄园的力量将大大加强（因为国防崩塌），以庄园为中心的集中耕作方式将得到强化，商品经济不能发达起来。由于家庭劳力减少，农民不得不依附于地主，从而雇佣关系普遍开来。这可以解释封建割据的形成。此时，统一的国家政权显然不能短期内建成。

庄园的兴盛，有助于人口恢复。之后，土地的相对价值提高，此时兼并才普遍起来。而庄园实力的壮大，则为统一政权的出现提供了经济基础。西晋成立之后，有可能因为没有及时削弱诸侯的力量——在制度环境发生变化之后，却没有及时调整制度安排，导致了制度的再次变迁——在短暂的维系之后又分崩离析。由于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变迁频仍，人力资本得不到持续继承，因此两晋和南北朝时期科学技术并不多见，倒是医术发达，这恰恰迎合了时代的需要。社会嵌入（非正式制度）的变迁是需要漫长时间的，尤其是宗教，所以，毫不奇怪，南北朝时宗教十分发达。

但是，应该注意到，中国发生这样大规模的瘟疫并不常见，所以，用瘟疫来解释中国商品经济长期停滞，似乎还比较牵强吧。

一点推测，待商榷。

是的，我基本上同意nie斑竹的意见。我重点想分析的，也是瘟疫对当时当地的影响，再往后的作用，也许有，但不太靠得住。

不过我个人的看法，从魏晋以后到唐末两税法以前的土地制度是大规模瘟疫留下的后遗症，并且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直到宋代以后，随着私有产权的回潮，商品经济方始逐渐恢复。耽误了600年时间，也不算短了。

而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我在另一个帖子里试图作了一点回答。当然，观点极为偏颇，只是从一个全新角度看问题的尝试。http://bbs.cenet.org.cn/dispbbs.asp?boardID=2178&replyID=155509&ID=38413&skin=1

从现代医学的观点看，疾疫的发生是由于细菌和病毒侵入人体所致。从细菌和病毒的历史看，是由于人类进入农耕时代后的生产生活方式所导致的。关于这一问题，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生理学家戴蒙德在其获得普利策奖的历史著作《枪支、细菌、钢铁：人类社会的各种命运》一书中，从细菌与病毒的历史探讨了流行病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其中有些观点非常具有启发性。他谈到，人类传染病的病毒与细菌是农耕社会家畜与家禽饲养业的产物。欧亚旧大陆农耕社会发达的饲养业以及密集的人口居住方式，是传染病发生的温床。其中，人口居住越是密集，传染病的传播也就越是迅速、广泛。中国文明自古以农业为基础，家畜饲养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八九千年以前。进入文明时代后，日益增加的人口和繁荣的农业，必然带来病毒和细菌的大量繁殖，并给人类传染了越来越多的流行病。从中国汉末发生的疫灾情况看，这一规律也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你的医学观点＋nie的制度经济学解释＝让我更清楚地理解了自然经济。

呵呵，欢迎指教。

如果你对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感兴趣，可以看看《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里面有好几篇诺斯的制度变迁的文章，或许有助于你理解人口与制度之间的关系。伴随着人口经济学的兴盛，相信从人口角度来解释问题，尤其是中国问题，意义更大。

不知张李兄有否看过任不寐的名作《灾变论》？印象中跟兄台讲的好像是相近的故事。

一刹春兄介绍的书，我没看过，希望有机会能读一下。倒是楼上大虾《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走马观花地看过一些。我比较偏爱，但并不完全同意诺斯的思路。

解释一个国家的制度演变可以引进很多变量:民族,文化,宗教,历史,技术水平,周边国家,甚至包括人的素质.但在我看来，这些因素本质上都是内生变量.真正的外生变量不多,那就是地理环境和自然因素.所以我倾向于用这些因素来解释制度.疾病的流行规律大概算是其中一种了，而且与我的本行密切相关，所以我在这方面的思考更多一些。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偏重于“人与人之间关系“，主流经济学更强调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当然，制度经济学可能有些不同，契约这一类的名堂大概也应该归到“人与人的关系“了),而以“人和自然”的关系来分析经济制度的，并不太多。我认为，这些因素应该受到重视，事实上在经济学中既有传统，也越来越受到经济学家的重视。当然就我本人的文章而言，只是一篇错讹百出，也缺乏模型和定量分析的习作，与其说是“制度分析“，倒不如说是对经济史中若干问题的一点不成熟看法。

关于“宏观方法“那个贴子，我的看法与一刹春兄有分歧。但如何表达，我还未想好，稍后几天会有回复。

PS:我比较喜欢这个坛子的风格。

找了一下，《灾变论》俺机子里居然有，就给你贴上来吧。任不寐是网络名人，有一个屡遭国安封杀的网站，地址俺忘了，有一本代表作，就是这本。好像还出版了？反正此书至少在汉语学界引起了很大轰动。印象中至少有张远山的一篇正面评论，和刘晓波的一篇商榷文章。你若是感兴趣也在网上搜搜看吧。

书的内容俺只记得个大概，应该对你有点借鉴作用。

另，下意识里不是特别认同给某个问题寻找“终极原因”的研究方法。好像一个洋人也谈到过这个问题？忘了。想起来再说。

呵呵，一刹春兄如此热心，谢谢了。

书已收藏，一时半会儿怕是看不完，看完了再来说话。

要看任不寐的网站，输入“任不寐之夜”搜索试试。

关于“人和自然”的关系，这个经济地理学已经考虑了，一个重要进展就是努力把地理因素作为外生变量考虑进去，如克鲁格曼的工作。但是将疾病考虑进去的我不太清楚，也许阿马迪亚－森在解释大饥荒时考虑过类似的问题。你看看林毅夫的《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里面有相关文献。

国在籍人口为56486856人。而三国归晋的公元280年，在籍人口数竟锐减为780万人.

张三李四的证据可靠性存在问题，既然是在籍人口，怎么可以得出实际人口锐减的结论呢。汉魏之际政治秩序一片混乱，全国统一的真实人口数据根本无法进行，何况当时的地方控制权大多在地方士族，很多将领都领有部曲（即所谓“兵家”），他们的人口不入国家户籍的，还有吏家不入户籍，葛剑雄先生推断东汉的人口约为6000万，三国时期的人口约为3000万，西晋初年的人口约为3500万（参考葛剑雄主编《中国人口史》第一卷第七、八章）。而且对于当时的经济只是由于人们对于春秋战国商品经济存在夸大现象，才形成如此大的反差。实际上商品经济一直还存在，只是发展程度有了变化（可以参考高敏的相关论著）。

我觉得经济学界与古代经济史研究联系不密切。

当然，张三李四的思路对我启发很大，我也只是就事论事，谢谢！

三国时期的在籍户口，较之实际数确实有低估，但决不至于偏误到葛先生所估计的程度。葛健雄的判断，实际来源于王育民教授。王先生认为“即使最保守的估计，世家豪族所荫附的私家佃客，也要倍于州县编户，其数当在2，946，000余户，15，344，000余口。”依据是“近人李剑农先生论及“冒荫之事已盛行于三国晚期”时，提出“盖依附私家为私家之部曲佃客，不列入国家之编户者，当数倍已登记之户口也”。”坦率讲，这种理由根本搬不上台面，仅仅因为这样一句话，就断定佃客未入户籍者“倍于民户”，其可靠性只怕比“在籍人口”更差。

而据晚近出土的西晋时期黄籍表明：合法荫户虽然不纳赋税，但是纳入户籍。

蜀后主炎兴元年（263年）降魏时“遣尚书郎李虎送士民簿，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这里是有兵户和吏户的统计的，即使加上这些数字和屯田户，出入当不超过30%。这相对于东汉末年的统计（同样不包括兵户和吏户”，不会在根本上改变结论。

一个旁证是晋太康元年推行计口授田，太康三年的统计数字是三百七十七万户,人口一千八百万左右，在“计口授田”的经济激励下，不光所有荫户应该入了籍，甚至有冒报人口的现象。同时这一时期数以百万计的北方少数民族人口如氐鲜卑匈奴羌人进入中原，并被纳入户口。再根据大乱后普遍会有较高的人口恢复性增长（baby boom),我以为760万的统计数据，大致可以采信，并且实际人口应该不会超过1000万。

所以，太和年间（227—232年）杜恕上疏说：“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丧乱之弊，计其户口不如往者一州之民”；青龙年间（233—236年）陈群上疏说：“今丧乱之后，人民至少比汉文、景之时不过一大郡”；景初中（237—239年）蒋济也上疏说：“今虽有十二州，至于民数，不过汉时一大郡”。应当是真实可信的

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是，黑死病对欧洲历史进程影响的研究可以是制度经济学领域一个很热门的话题，为什么很少有人关注中国的瘟疫--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

有道理都 是人才

长见识，谢过大家

怎么不见全文啦，寥寥几句对话就行了？？？

唉，2005－2007年，那可真是制度版的繁荣时代啊，也是人大经济论坛的黄金年华。今天还能重复过去的光辉吗？

有一本书叫《枪炮、细菌与钢铁》，是不是和这个有关？还有网友顶帖啊。

不错，受教了，瘟疫导致隔离，然后就相互的不交往，最终经济基础带动上层建筑发生变化！

人口减少，土地相对增加，价值是下降，如此分析会得出另外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