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劳动力转移与人类大历史 (2)

(胡景北，www.hujingbei.net)

     人类从农业向工业的转变持续不到200年，又开始向服务业转变，因此，用“非农化”或“非农革命”来指示我们正置身于其中的人类第二次大变迁也许更为确切。经济学家把这次变迁称为“现代经济增长”，其中“现代”指的便是我们生活的时代，“经济增长”指的则是和300年前相比，经济快速增长，人均收入迅速提高。就人类总体来讲，国际共产主义体系垮台后的最近二十年应当是“现代经济增长”开始后经济增长最快且持续最长的一段时期。也是非农化最为迅速的一段时期。今天，我们听到非洲的农民不愿意种可可，中国的农民不愿意种粮食：他们都想离开农业，想到工厂、办公室工作。这和200年前英国人宁愿流浪而不进工厂、30年前我和我的同辈人“上山下乡当一辈子农民”的满腔热情形成鲜明的对照。
为了从经济学上描述和分析人类所经历上述两大变迁，我们首先需要指标。一套适宜的度量指标也许是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以及它的变化速度和加速度。人类从采集狩猎向农业经济变迁即农业化的过程中，农业劳动力比重上升，上升速度也许起初比较低；到了某一阶段，由于农业技术比较成熟，大部分人愿意食用种植的粮食与养殖的牲畜，农业劳动力比重上升速度会很快；到了变迁过程后期，由于采集狩猎的劳动力已经很少，上升速度又会下降并趋于零。在人类从农业经济向后农业经济变迁过程中，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也很可能出现变迁初期下降慢、中期下降快、后期又慢的类似状况。农业劳动力比重变化的加速度亦会出现相应的趋势。不过，由于我们不可能从化石中获得足够的资料来验证这个或者其他猜想，因此我们不可能建立分析人类第一次大变迁的科学经济学。可对于我们正置身于其中的第二次大变迁，我们应当能够搜集资料、发挥想象、建立理论。这里说的“应当”首先基于人类认识自身的欲望，其次基于人类顺利完成这场变迁的要求。我们可以想象，在农业化变迁中，部分人类族群会因为把劳动力集中于农业却未获得足够收成而不得不退回到采集狩猎，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因坏收成以及误过采集与捕猎季节所导致的饥饿而灭绝。人类在非农化变迁中亦遭遇过严重悲剧。中国在1958年一次性把农业劳动力比重降低了23%（按照这一速度，中国只要四年就可以完成非农化大变迁），与此相关的农业大减产不但迫使中国在随后几年把该比重提高了24%，而且造成了至少2000万人的饿殍。就在刚刚过去的2007年，世界若干地区还因为粮食涨价出现过骚乱甚至生命损失。因此，“顺利完成第二次变迁”依然是摆在人类面前的现实问题，也是经济学的重大研究任务。一方面，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是经济学家可以直接观察到的经验事实；另一方面，和10000年前相比，人类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自然科学，因此，经济学家对人类当前的变迁应当能够做出科学解释。在我看来，经济学在这里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速度与加速度的理论模型，在这一或者这类模型的启示下，人类才有可能估计每一年度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速度的适宜程度，“顺利完成第二次变迁”也才有了理论可能性。
当然，即使人类无法建立这样的经济学，人类也肯定可以完成“非农化”变迁，尽管人类可能付出更大的代价与经历更多的曲折。经济学家在因自己的无能而羞愧的同时，也对人类的基本智慧充满信心。今天，全世界总劳动力中有三分之一左右依然在从事农业，农业社会向“后农业社会”的变迁不但没有结束，而且正处在高潮。同时，如果非农化保持最近二十年的速度，人类将在未来五十年里全面完成这一变迁。如果世界发生类似二十世纪共产主义运动之类的事件，非农化速度将放慢，人类将需要100年、200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去完成这个过程。无论如何，人类的非农化变迁与农业化变迁在速度上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度量非农化的时间尺度最大也就是百年，可农业化的时间尺度也许是万年甚至十万年。
农业化让人从攫取现成食物转变为生产食物，并由此让人有了理性和道德即人性；非农化让人从按自然方式转变为用人工方式生产食物，解除了限制人的种群发展的食物约束。对我这样年轻时每日在土地劳作而依然忍饥挨饿、如今却常苦过饱的人来说，食物约束的意义太重要了。生物史告诉我们，任何植物、动物一旦摆脱食物约束就会就会过度扩张并走向衰亡。因此，食物约束的解除在给人类开辟了发展新空间的同时，又给人类提出了避免自身衰亡的新任务。所以，人本身必须再次进化。非农化对人本身进化的意义也许只有在非农化结束很长时间后才能够被人类清楚地认识，我们今天知道的几乎全都限于非农化在物质层面上的影响。我倾向于认为，和农业化过程结束后的情形类似，非农化过程结束后，人类也将需要很长时间去消化非农化的成就，普及非农化的知识，强化有助于非农生活的习惯，减少自己与农业经济的心理联系，减少与其他动物习性的类同而增强人性。这样一个后农业社会将再次出现经济长期停滞、经济学家无用武之地的状态。但它可能产生新的耶稣、孔子、穆罕默德和释迦牟尼。举一个农业化后的人性变化例子。人食人也许是人类在采集狩猎时期的常见现象，就像母兔为了保障自己和部分幼兔的生存常常会在分娩后吃下一两只幼兔那样。农业社会则把“人相食”视为禁忌。可是，即使在已经完成农业化和进入农业社会几千年之后的中国春秋时代，当易牙为了齐桓公的开颜而“烹子”奉给后者进餐的时候，后者依然赞赏易牙的所为。也就是说，即使在2000多年前，人相食在许多人类族群中依然属于道德许可的范围。因此，当刘少奇针对1958年后中国大饥荒中出现的人相食批评毛泽东时说“人相食，历史书要写上的”，他指的也仅仅是最近2000年来的历史记载对人相食的负面评价。非农化之后，是不是“人争食”也会成为道德禁忌？如同农业化过程中的人类完全不清楚农业化将给人性带来的变化，今天的我们也不知道人性将因为非农化而发生什么重大变化。我们只是知道，人性的变化、道德的变迁、人自身的进化，将是一个比人类生产方式与生活水平变化更为缓慢的过程。如果说人在采集狩猎社会具有更多兽性的话，那么，农业社会把人变成了“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我希望并且相信，非农化以后出现的社会，将使人性更远离野兽、更接近天使。


2010年12月4-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