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师范学校（专科）由毛主席的老师，共和国教育事业奠基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教育家徐特立创办于1912年，现为湖南省教育厅直属高校。校名全称“长沙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为纪念徐老，国家教育部规定仍然使用现名。学校是“湖南省文明高校”、“国家级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校”，国家教育部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优秀”学校。

关于王某要求调离学校有关情况的说明

　　
　　王某，男，河南省社旗县人，1976年生，1999年河南某高校本科毕业，2004年广东某高校硕士毕业。2004年5月前来长沙师范学校求职，当时他已考上南京某高校博士，但因家境困难，希望学校能支持他在职读博。学校同意他以定向培养方式攻读博士，并与他签订了协议书。
　　协议书的主要内容是：学校先以硕士身份引进王某并给予安家费3万元，将其配偶李某先行调来学校工作，提供过渡住房一套并免费居住3年，将王某视同在职职工允许其购买学校福利房（910元／m²）；读博期间每月发给基本工资，报销住宿费、往返车费等读博费用；王某读博的第一年全脱产，第二、三年每学期只需完成72课时教学任务（不足正常工作量的1/3）；取得博士学位后再给予安家费2万元、特殊津贴3万元（后又享受学校博士津贴8000元/年）。同时约定：王某博士毕业后在校工作时间不得少于8年，否则应退还学校给予的相关待遇并缴纳违约金、爱人随同调离。违约金的约定是：“每少服务一年，按离岗前一年工资、津贴总额的两倍／年的标准缴纳”。
　　此后，学校按照协议给予了王某各项特殊待遇，还曾安排其父亲工作，博士毕业后安排他担任了全国核心理论刊物《学前教育研究》的编辑，设定特定条件以推荐他评为省级青年骨干教师，任命他为学校学前教育研究所副所长，优先他参加校内外重要学术活动，优先他申报省厅级科研课题，为他发表论文提供方便，帮助他在2009年获得了副教授职称。
　　2010年8月，王某博士毕业回校工作仅2年，就申请调离，理由是：“就长远发展来看，本人一直想到一所本科院校工作。”并承诺“未完全履行的工作协议及与此相关的事项，本人愿意与组织人事处协商解决。”学校随即进行研究，同意他履行违约责任后调离学校。但在没有了结相关事宜的情况下，王某及其配偶于8月份擅自离岗前往杭州，分别到杭州某高校和杭州经开区某幼儿园上班。
　　学校组织人事处及校领导通过电话、网络及当面协商等方式与王某进行了几十次协商，但王某均以《劳动合同法》的部分条款为由，始终拒绝履行协议中关于违约金等条款。经咨询**职能部门，我们反复向王某明确：根据国务院《关于在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的意见》（国办发[2002]35号）文件精神，事业单位聘用人员应该履行与学校约定的协议。王某属于学校在编人员，享受了特殊待遇，他与学校之间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劳动合同关系，不能简单地依据《劳动合同法》有关条款来解决双方争议。后来，我们曾提出将违约金减半，王某依然拒绝支付。我们又曾建议他将福利房退房学校，其本金及利息由学校返还，违约金也不再追究，还是遭到他的拒绝。我们再退一步建议他将住房的升值部分的一半返还给学校，违约金也不再追究，他仍然予以拒绝。
　　在反反复复的协商过程中，王某先是拒绝返还住房差价、拒绝支付任何违约金，最终只同意按比例返还由学校现金支付的特殊待遇、返还部分住房差价、支付不到1/30即２万元的违约金。在给学校的回复中，王某一方面说：“决定忍痛离开长沙师范时，我经历过痛苦挣扎，尤其是看到当校领导们得知我要调离时的失望和痛心，更觉无地自容。……（当初曾想）学校领导对自己如此器重，只能以加倍地（的）付出给以回报。”但随即又说：“为了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我只能厚着脸皮与往昔对我恩重如山的学校锱铢必较。”
　　我们无法接受王某的主张，因为违约金的约定完全是双方自愿的，王某调离学校所得实际利益远远多于约定的违约金。因为：他在长沙师范所购福利房升值已超过30万；学校安置了王某配偶，这是很重要的非货币形式特殊待遇，学校新引进的其他教授若需安置相同情形的家属需减少引进待遇8万元；王某的成长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学校所提供的优惠条件。另一方面，王某之所以跳槽，是因为杭州某高校为他提供了比我校更优惠的约130万元的特殊待遇（安家费30万，购买经济适用房与市场价相差约100万）。
　　在双方多次协商无法达成共识的情况下，我们多次建议王某提请人事仲裁，由**部门予以裁定。但王某没有按正常程序提请仲裁，却单方面向多家新闻媒体反映他的诉求，并邀请记者来学校采访，企图借此向学校施加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