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媒体对中国的经济学家进行了一次排名，茅于轼列第一，张五常列第二。当我就此询问茅老时，他却谦虚地表示，这种排名“没有什么意思”，“我不能跟张五常比，他是一个天才”。
而先生以经济学随笔为刀锋，深刻地探究、揭示我们生活中无处不在却又非常重大的问题，被人们尊称为“经济学界的鲁迅”时，他依然谦逊地说：“对我的这种评价太使我惭愧了，我再强调一下，我是一个极普通的人，我犯过不少错误，至今还在后悔。我应该也写一本忏悔录，这需要勇气，但我的勇气还不足。从这一点就说明我是一个普通的人”。
点滴心迹，可见先生人格魅力。

茅于轼作为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对这个社会所做的贡献可以用“三不朽论”来表达。
在立言方面，茅老通过他的文字，无论是严肃的学术著作，认真的专题讨论，还是轻松的杂文随笔，起着引导学界后进，启发社会良知，普及经济学常识的作用；
在立功方面，创立扶贫基金，开办保姆学校，茅老所做的不仅是一个经济学家应尽的道义，更是从整个人类社会进步、治国安邦、富国强民的大意识中思考并付诸行动；
在立德方面，茅老通过自己的行为，证明了在一个道德水准低下的时代也可以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遵循道德规范的人。

1、道德风范与经济文章

站在百姓心中的学者

刘正山：您是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先生的侄子，于是许多人都认为您的道德风貌是您的家庭熏陶出来的，您觉得您的家庭背景对你的学术研究有怎样的影响？
茅于轼：我觉得有点关系。我们家比较重视学习，不光是我这个家，我的叔伯兄弟都很重视学习。我的父系就是茅以升这个系；我的母系呢，我有两个舅舅，一个就是原来的中央大学工学院的院长，还有一个舅舅就是上海著名的大律师，他们都是文化程度非常高的人。我的父系、母系都很注重教育，这个恐怕是一个因素。

刘正山：您的观点很独到，更务实，比如您反对出口退税，反对滥发彩票，反对现行宏观经济政策如积极的财政政策等。您是站在百姓心中的学者。但是，部分经济学家睁着眼睛说瞎话。对于学术界的不良现象，您认为是制度问题还是教育问题，抑或道德问题？
茅于轼：无论哪个社会都一样，各种各样的人都要受到利益的牵制，我说的这个可能是没有例外的。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社会是一个博弈过程，各式各样的人受各式各样利益集团的影响，代表各式各样的意见，那么互相就有作用了，就是所谓的博弈。从这里头呢，形成一些规则。我觉得这是任何一个社会的最基本的方面。当然也有很少数人卖身于某一个利益集团，不顾事实，为他们讲话，但这是极少数，大多数的人是受到某一个利益集团的影响。有的人为农民说话，他是不是利益集团？他也是考虑某一个集团的利益，也不见得说出来都是客观的。所以，受哪一个利益集团的影响，他更偏重于哪一方面的利益的考虑。这个并不奇怪。现在问题就是要让各种不同意见都发表出来，不要只发表一种意见，那是很可怕的。

评点张五常之谤

刘正山：一些人认为北京大学的博士后夏业良对张五常的批评，不是学术批评，而是人身攻击。我想了解您的看法。
茅于轼：我没怎么看夏业良的那篇文章，我没怎么琢磨这里面的事。我觉得，如果含有人身攻击，那是很不好的。我觉得，媒体要容许各种意见发表，只要不是人身攻击，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我觉得有好处。最近王则柯写了一篇文章，说不要学张五常，只有天才才能学张五常。他那篇写得很好，很公正。每个学者都有自己的风格，张五常同样有他的风格，也不必一定要学他，也不要否定他。张五常这个人非常有才华，非常聪明，干什么事都很沉稳，但是他最近说他几十年不看书，我觉得这是个问题。当一个大学教授，你必须看书，否则你就落后在整个经济学发展的后面。现在经济学发展得很快，随时都有新东西出来，你教学生，你就要教新的东西。看书还是要看的，但说起来我自己看书也看得很少，我现在也不教学了。

经济学的用场

刘正山：您在一篇题为《谈谈经济学的用场》的文章中说，“经济学主要是一门常识。它的主要功能是满足人们的好奇心。”我记得，在数年前，何清涟也说过类似的话--经济学只是屠龙术，没有实质用处。您为什么会这么看待经济学？是因为失望还是别的原因？
茅于轼：因为能够用上经济学的人是不多的，但是对经济学感兴趣的人特别多。可能学经济学的人，十分之九没有机会用经济学，他们只不过是懂经济，是为了懂而去学它。企业家不需要懂经济学，他想办法赚钱就完了，守法赚钱，就符合经济学的道理。至于什么人需要懂经济学呢？政府官员。可惜现在我们政府官员大部分都不懂经济学。因为政府官员配置资源，政府官员手里头有钱，有各式各样的资源，他应该懂得配置，应该懂得经济学。

追寻经济学的脊梁骨

刘正山：您以前是从事机械方面工作的，为什么后来突然转向研究经济学，而且这么快就在经济学领域立住足，成为一代大师？
茅于轼：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愿望，就是使得我们国家富起来，不管是做机械的技术工作也好，还是做别的什么工作。后来我发现，中国更需要经济学，于是开始转向。我接近经济学是通过我自己独特的道路。我的经济学不是学来的，而是自己发展出来的，所以我对经济学一些基本的问题想得特别透。当然这也有我的缺点，人家已经研究过的，我不知道，又研究一遍。但是，我觉得我并不白费劲，人家的东西是学得来的，跟自己发明出来的是完全不一样的，特别是经济学。所以我就跟学生们讲，你们得自己发明经济学，不要去“学”经济学，因为你生活在经济中嘛，有足够的经验。你可以观察，问题是你怎样把它抽象成学问。另外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我的数学比较好，我学过十几年的数学。由于我的数学功底好，所以我直接用数学来解决经济问题，就是直接解决资源配置的最优化问题，而经济学的本质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我一下就抓住了最本质的问题。

刘正山：您写的第一本经济学方面的书--《择优分配原理》，是在闭关锁国的环境里独自摸索出来的，记得有个前苏联经济学家在那个时期就是以这样一个理论获得诺贝尔奖的，要是我国在当时是一个开放国家，这个奖很可能让您平分。当然历史无法假设，但我们都认为，您的学术水平是在那个段位的。那么，您是如何评价自己的这部著作的？
茅于轼：我提出的择优分配原理，是非线性规划方面的，康特罗维奇（197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作者注）提出的是线性规划，我跟他研究的内容不一样。研究这个问题时，我对西方的经济学发展的历史是一无所知的，后来才知道，这个理论在差不多一百年以前，已经有人提出了。但是他提的和我提的有很大的不同，本质上是一样的，但出发点和应用是非常不同的。
择优分配原理，实际上是经济学的一个支柱，也可以说是经济学的脊梁骨。因为经济学就是研究资源配置的，我这个原理直接解决了资源配置问题，所以，我就说，这个原理把经济学改造了一遍。现在你看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经济学教科书，它不能直接进入到经济学问题的最核心部分。你看，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一开始就讲宏观，有的教材一开始就讲微观，讲需求理论。我觉得这都没有抓住经济学最主要的问题。经济学最主要的问题是资源的配置问题，但这些教科书绕了半天，学生学了很多东西，但是没有掌握住要害。所以我觉得微观经济学需要用择优分配原理加以改造。

2、诺贝尔奖与中国经济学人

刘正山：对于诺贝尔奖，当前至少有三种观点，一是认为我们距离它很远，没有希望？二是认为有希望，但西方人可能对华人有歧视？三是不值得推崇，那么您如何看待？
茅于轼：至于诺贝尔奖，从经济学奖来讲，是很客观、很公正的，可能和平奖有点偏向政治，但是，应该讲它也不是故意的。我们有些人把自己的坏心肠强加于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个太糟糕了。诺贝尔奖是一个很神圣的奖，谁也不能对它故意歪曲。当然，诺贝尔奖不一定评得那么准，不是说没有失误，但很少。所以，应该充分肯定诺贝尔奖。尤其是，在我的印象中，最近这几年颁发的这几个经济学奖，作用很大，它引导了经济学的发展。对于前几年，关于经济制度的学者，或者关于货币，关于博弈论，关于信息不对称，这些问题，都是经济学当前最重要的问题。诺贝尔奖，在我看来，颁得很恰当。

刘正山：中国离诺贝尔经济学奖还有多远？
记者：我们国内离这个奖项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但是我们进步得非常快。中国这20多年，不但在经济方面取得很大成就，在经济学方面也获得了很大进步。在我开始提出择优分配这些道理的时候，阻力大得不得了，老一套东西的阻力太大了。但现在反过来了，老一套的东西再没有人再看了，只有教委还抓住不放，还要求学生学习《资本论》，这是莫名其妙的事情。

刘正山：您可否预测一下，当今中国青年经济学家，谁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可能性比较大？比如说国内比较看好的杨小凯……
茅于轼：我觉得杨小凯在接近，我觉得他有可能。

刘正山：林毅夫、张维迎如何？
茅于轼：他们的成就跟杨小凯比，还差一点。

3、谁妨碍了我们致富？

中国为什么穷？茅于轼在《谁妨碍了我们致富》一书中作出了深入的探讨。但是，茅老并不满足于书斋论道，他非常注重实践自己的学识，并不断地探索与改进。从山西扶贫到创办保姆学校，他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刘正山：您在山西搞了一个小额贷款和植树扶贫项目，运做得很成功，但据某报纸说被有关部门取缔了，是否是这样？为什么？
茅于轼：还没有取缔，有关部门只是表了个态，说这样做不行，要停止，但他们没有采取行动。事情的缘由大体是这样的，就是我这个做法呢，跟现有的规定是不符的，违反了现有的规定。但是这个项目确实是个好事，它对所有的人都有利，不损害任何人的利益。这样的事情不让干，显然是没有道理的。因此就看出了现有的规定有毛病。这不是非要我来改，而是现有的规定要改。中国的改革，说到底，就是要不断地突破现有的框框，如果没有这点精神，我们还处在20年以前，处在阶级斗争主导的年代。所以需要不断地突破，包括金融方面的突破。我觉得金融方面的问题在于，人民银行关心金融风险而不太关心金融效率，风险考虑得多，效率考虑得少。另外，人民银行有些片面性。片面在哪儿呢？它只看到民间融资的各种毛病，却没看到民间融资的各种贡献。这些贡献，报纸上是不报道的。出了事的，报纸上就报道了。因为人很容易被报纸的报道所误导，以为金融老出问题。一个人借钱办了一件事，干吗要报道他呢，他不借钱这个事就办不成？这样的事例千千万万，但因为谁也不报道，所以也就没有引起注意。而只看见某个人骗钱了，乱集资了，于是就禁止这个，禁止那个。禁止到最后，哪个好事也干不好了。这就是人民银行看问题的片面性。

刘正山：从这次扶贫，您获得了哪些理论启发？
茅于轼：有很多启发，首先我对金融的运做方面增加了很多知识。本来我也懂得金融的运作，但只是很浅的懂得，现在我更深刻地懂得什么是金融，因为自己有经验了。一个小的扶贫基金，具备一切金融运做的最基本要素，象安全性、效率性，它的管理、监督…….，可以说，它是“麻雀虽小五脏具全”，金融方面的问题它都能碰到。
金融对社会的生产力的重要性，这一点我在过去认识不够。我现在懂得了农村的老百姓有资金的需求，他们跟城市里的老百姓不一样，城里的老百姓没有资金需求。一般来讲，大多数家庭是消费和储蓄，而农村的家庭呢，不但消费、储蓄，而且还生产，它是一个生产单位。城里的老百姓，生产是在单位上做，在家里头没有生产，上班的时候搞生产。农民不上班，在家里搞生产，所以家庭是一个生产单位。它一旦变成生产单位，就有投入产出。投入进去，就需要借钱，产出它就还钱。所以，不管是家庭也好，企业也好，凡是有投入产出的地方一定就有这个过程，就产生对资金的需求。投入的时候就需要有钱进去，需要借钱，你不借给他，他这个生产就停下来了。而现在农村的情况是，他借不到钱，他上哪儿去借？合作社又不会借给他。要借钱，他得花好大的力气。最后只好借高利贷。这就是我们国家农村最近高利贷为什么泛滥的原因。总之，我学到了金融的方方面面，包括它的作用，它的效率。

刘正山：最近有关媒体报道、网络上也盛传，希望工程“青基会”一位负责人挪用资金问题，不知道您怎么看？
茅于轼：这件事啊，我也听到了不同的解释。一种解释跟报道是相反的，就是说政府有一个不合理的规定，就是希望工程运做成本不能使用希望工程的钱，这个规定是不合理的。他运做要有成本，他要有办公室，他要人，要有办公桌，要打电话，你不要他用这个钱，他用什么钱？所以据说这位姓徐的先生，他没有办法，他就拿希望工程的钱去投资，去赚钱，将赚的钱来做运做成本，赚来赚去，可能是亏了，这个我可不清楚，有的说没有亏，有的说是亏了。没有亏呢，也不见的都没有亏，它投了10个项目有1个项目亏了，你就说 哎呀她怎么怎么怀，把钱都弄得花掉了，据说是个政治斗争，不那么简单的问题，所以咱们得冷静一点看。希望工程总得算还可以，我们最初捐献的是200块钱，到了学生手中只有160。

刘正山：中间被截流了。
茅于轼：对，被截流了40块钱。我觉得截流是合理的，他要有成本啊，他要写信、要找人，这都不是需要钱吗？但这部分越少越好。

刘正山：40块钱相当于20%。这个比例是不是太高了？
茅于轼：15%我看是很合理的，20%稍微高了一点，也还算可以。我觉得这个观念哪，捐款人要想明白，你捐10块钱不等于10块钱就能到了人家手中，这是不可能的。钱的经过是要有成本的，你要10块钱到人家手里，那这个成本就要由别人出，或者政府来出或者别人来出。我募捐了很多钱，经过我的手，到了农村，还是那么多钱，中间这个化费是谁花呢？是我。

刘正山：您觉得扶贫这个事业应该政府主导还是民间主导？
茅于轼：基本上要靠民间。在民间组织很发达的情况下，政府最好不要扶贫。因为政府的特点是有暴力的，如国防警察、监狱、法院。所以政府要干的是必须是需要暴力介入的事。比如说收税，收税就的由政府来收，它得有暴力在那里，你不缴税就把你抓起来，有好多事情是强制性的，需要政府办。而慈善事业不需要强制，暴力闯进来反而干坏了。当然我说的情况是当民间组织相当发达的时候，政府组织应该退出。但现在我国还差得远，现在政府不让别人搞，他要包揽一切。

刘正山：政府似乎认为自己是万能的。
茅于轼：对对对，这个错误的观念一定要纠正。我们离那还很远。

刘正山：您最近又开办了保姆学校--“富平职业技能培训学校”，能否介绍一下您的构想？
茅于轼：办保姆学校，也是由于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造成的，有的人很有钱，有的人很穷，她就去打工去了，就去当保姆去了。但美国就没有保姆，象总统家里都没有保姆，做饭自己做，或者到外面买着吃。越是收入分配差距大的地方，越是家庭服务业用的比例大。比如墨西哥、南非，这些地方收入分配差距都非常大，就产生了这个市场。当然这个保姆学校，一方面是扶贫，一方面它也是不得已的一个产品。
现在办的保姆学校给我的印象非常深。这些孩子在农村，一个月只能赚到一两百块钱，能赚200块钱就已经好得不得了。换句话讲，一个农村劳动力一年能赚2000块钱已经很不错了，现在她到城里来，到保姆学校进行培训，一个月，不算吃和住，她可以赚500块钱，如果把吃住加进入，可能到700块钱，那一年就是8000多块钱。她原来是2000，现在是8000，为什么会有这个跳跃呢？这是因为我们的学校让她有一个渠道，让她能进城来，能够受到培训，能够找到工作。进城、培训、找工作，这三个环节就把她提高了生产力了。所以农民不能靠着这块土地，得找别的出路。而且前面所说的家政服务员，还只是初级班，如果中级班，可以赚上800元一个月，高级班可以赚2000一个月。高级班要有大专水平。
所以，农村的生产力低呀，农民就靠着土地，而土地的产出很有限，就必须考虑其他的行业。发达国家的农业所占的比例很低，不到5%。我们的老观念“农业为纲”，以为“没有粮食国家就危险”，这都是老观念，现在不是那么回事，现在农业只有3%到5%，有什么重要性？没有什么重要性。所以这个观念要彻底改变。现在始终不断地把农业看的怎么怎么重要，这个看法存在严重的缺陷。现在不是发展农业，而是减少农业。比如苹果，产得越多越不值钱，你强调生产苹果干什么。我们就这么多城里人，我们已经吃饱了，不想再吃了，他还要多生产，要么你能出口，可我们出不了口。农产品再增加是很危险的。农民干别的要好，不要再干农业了。农业是基础，但又不是基础；农业怎么重要？它不这么重要。不要那么看，那就让农民大量进城了。

刘正山：尽可能高效率地减少或消灭我国的贫困人口，您认为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
茅于轼：哪个国家都有贫困人口，但国家和国家之间是不同的。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收入分配的公平性，收入分配的差距。所以，你问的这个问题是一个收入分配问题。因为贫困人口是不可避免的，不会没有穷人。问题在于，穷人多还是穷人少，该穷还是不该穷。有的人就是不努力，工作不好好干，喝酒，玩，赌博。最后，穷了。穷了，你给他一点救济，他还不好好干，这样的人就自暴自弃了。这样的人每个社会都有的。问题在于要有一个合理的收入分配，这是问题的根本。那么我们国家一个非常危险的现象就是，收入分配差距在扩大。
政府在收入分配上要带头，要严格地限制政府消费。当然，老百姓赚的钱，他怎么花是他的自由，但政府不能起示范作用。
那么贫困问题呢，是收入分配里头的问题。我们每年经济增长7%，这个7%是谁拿到了？是穷人拿到了还是富人拿到了？如果是富人拿到了，那依我看呢，还不如没有拿到，这个7%不要算了，因为你造成的问题越来越大。表面上看起来增长了7%，但实质上那里头的问题越来越大。经济增长有个质量问题，所谓质量就是看这个7%是谁拿到了，如果这个7%是穷人拿到了，那么这7%可能顶14%。
中国农村人口很多，贫困人口多在农村，要想办法把农民变成市民，因为土地的产出是很低的。

4、婚姻和谐的诀窍

刘正山：我看过您在一篇文章介绍过您的夫人赵燕玲，您说您一生最值得写的就是她，这很令我感动。你们的婚姻是非常和谐而完美的。那么，你们是自由恋爱还是介绍的。
茅于轼：是介绍的！

刘正山：在这种情况下，象你们婚姻这样和谐的，真的很难得。
茅于轼：是这样的。我看10对夫妇里头，很圆满的也就是一、二对，六、七对就是凑合着过日子，还有几对闹得不行了，就分手。

刘正山：您可否介绍一下经验？
茅于轼：婚姻的好坏，取决于自己怎么对待，并不是谁跟谁才能走到一起，跟谁就走不到一起，我觉得谁跟谁都能走到一起。问题是两个人要正确对待，正确对待这个家庭关系。我觉得“正确对待”里头的一些主要的内容是，彼此尊重，不要干涉对方的自由，双方要认真地约束自己，如果能做到这些呀，我想至少婚姻不会很差。婚姻出现问题的，往往是因为一方想管住对方，想改造对方，干预对方的自由。

刘正山：试图把别人的个性给抹杀了。
茅于轼：对对对，很多人都犯这个毛病。想要改造人？把这条心死了吧，你别改造人，你要尊重别人。这样，日常纠纷就少了很多。你要尊重别人的自由。如有的人有洁癖，特别爱干净，他（她）找了个对象特脏，这两个人就没完没了了。那你得尊重别人，你自己干净就行了，不要想改造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