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29日，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之一、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教授将迎来100岁生日。天则经济研究所等国内十余家学术机构将召开“科斯与中国”学术研讨会，为科斯教授祝寿。作为本论坛的独家网络合作伙伴，搜狐财经专访了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席主任薛兆丰。　　科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搜狐财经：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之一科斯教授即将迎来100岁生日。为此，天则所、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北大法律经济研究中心等11个学术机构联合发起了“科斯与中国”学术研讨会。一位远在美国的老人，为什么受到中国经济学者如此尊重？
　　薛兆丰：科斯不仅仅在中国受尊重。他的贡献不仅仅是他的文章，还有他编辑的《法与经济学》期刊。他开创了一个学派，从经济学的角度考察法律，考察制度的演变、形成、机制和经济效果。他以两篇文章（指《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开创这个学派，还编辑《法与经济学》这本杂志，这是两个重要的工作。
　　为什么这个工作重要？因为在他以前，整个经济学的观念是把机制、机构、架构、制度、体制都看作是一个原子，没有深入到组织和结构层面去考察，他们看到的是产量、需求和价格。但在科斯以后，我们看世界的角度完全不一样了，我们能看到内部体制的重要性，大到一个国家的制度，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或者私有制、资本主义制度，小到一个俱乐部，一个家庭，甚至是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其间的各种关系和权利如何界定，会影响整个社会的运作。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价格的问题，还包括质量、动机、人在不同的约束条件下的行为区别等等。他的思想还延伸到了社会学的其它领域，因此，尊重他的不仅仅是中国的经济学者，整个世界都受到了科斯的影响。
　　具体到中国来说，为改革开放做出很大贡献的经济学家如张五常、茅于轼、张维迎、周其仁等人，关心的问题中国如何脱贫致富的人，都非常尊重科斯。因为回答这个问题，不能仅仅看产量、价格，因为它们无法解释为什么有些国家是富有的，而有些国家是贫穷的；无法解释在地理条件上处于劣势、没有什么资源的地区能够发展起来，比如香港；不能解释有一些本来很富裕的国家，后来又变的很穷，例如二战前后的罗马尼亚。所有这些现象，在制度经济学兴起以前是无法解释的。有的国家不断投资还是发达不了，而另一些国家不怎么投资就能发展，根源在制度问题上，在于制度的设计和改变。中国的经济学者尊重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从他那里得到启发和受益，学会从制度角度看问题，从而摸索出一条适合中国自主的道路。
　　经济学的未来可能在中国
　　搜狐财经：您曾在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做了两年博士后研究，这所学校和科斯教授所在的芝加哥大学相距不远。期间您曾经和科斯教授接触过吗？
　　薛兆丰：我和科斯教授没有什么个人接触，除了跟他握过手。2009年12月和2010年7月，我参加过两次他亲自出席的会议，两次会议都是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举行。其中第二次会议是专门给中国学者举办的，从7月19日开始，连续开了五天。
　　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今年7月的会议上，他在会议开始时讲了一句话并重复了五次，他说这个会议非常重要，不是因为我要说什么，而是你们要说什么，不是因为我要说的内容，而是因为你们要说的内容。为什么呢？他长期观察西方经济学发展，对西方的经济学发展状况有很大的不满，而且几乎没有改变的希望。但他认为中国有可能会改变，中国的经济学者能够做一些他满意的经济学研究。
　　中国为什么可能做到？首先是中国人口基数很大，中国经济学者形成的思想，能够影响的人会非常多；其次，中国经济学研究体制还没有成型，还有很多灵活的地方，所以能探索出一些新的路子。科斯本人也是开创了一个新的路子，当年他的文章之所以能够发表并受到重视，和跟当时的《法与经济学》杂志刚刚创刊有关，和这个杂志第一位编辑戴维德（Aaron Director）的新思想有关。如果不是这样，在已经成为框架的那些杂志里，他的文章未必能够发表，也未必能够使人注意。
　　基于这两个原因，科斯非常看重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很希望能够把他所期待的范式在中国传播开来，进而在中国形成他所认可的经济学研究。他认为，那是关于真实世界的研究，关于具体的真正生活中的机制工厂、工业、企业如何运作的研究，而不仅仅像西方很多经济学家那样，基本上都在数学、求导和曲线中完成自己的研究。
制度约束才是百姓能否致富的关键
　　搜狐财经：按照您的观点，新制度经济学和法律经济学不尽相同。两者在具体领域或研究方法上，会有不同吗？
　　薛兆丰：我们首先要讲这个制度。刚才略微讲了一下为什么，这个跟我前面答的也有关系，我们要探讨致富之路的时候很多人探讨非制度经济学有关的学派，发展经济学，从人文道德的角度来看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我们要摸索，有很多人探讨这方面的因素。我当时看最重要决定性的，你通过反证可以看到，文化不是举足轻重的，很难说广东文化和香港文化有什么大的差别，中国文化跟台湾甚至跟新加坡的文化有多大的差别。不能说东德的文化跟西德的文化有多大差别，不能说地理环境怎么样。
　　所有这些因素撇开之后，制度就是约束条件，这个约束条件就是刚才说的，不仅仅是通常意义上的制度，还有合约，还有可见的明文的合约，非明文的约定俗成的东西，我们的道德规范。当然法律是一个成文的，法律本身也在变化，法律经济学当然是其中的一个分支，它会研究的更细。制度经济学有别的分支，其实不同的分支加起来叫做制度经济学，我们大的叫IO工业组织，他们研究厂商理论，研究公司治理，公司应该怎么治理，股东的权益怎么分，还有非股份制企业的经营模式是什么样的，合伙人还有一些非盈利机构他们的组织方式怎么样才能达到最优研究这些。
　　法律经济学是其中一个分支，专门看法律的形成、制订还有实施这三个过程。一个法律经济学研究西方传统起源于美国习惯法，看它的财产权法，财产是怎么界定的，这是第一种界定。当土地相邻之间两块土地好像很清楚，地界很清楚，它们发生纠纷怎么办，这个纠纷可能是盖一栋楼把另外一块地的阳光给挡住了，空气给挡住了，这是一种。还有河流堵塞，上游把下游堵塞了，或者污染上游把水污染了影响下游。
　　还有侵权，交通意外，最大的一块西方发展起来就是产品安全，到底你要付多大的责任？你做开刀的医生要去管病人，你要知道手术肿瘤在什么地方。坐出租车以后要去一个地方，这个出租车司机说他不知道那个地方，让你告诉他，乘客得先知道去什么地方还是出租车司机先知道？跟做手术是一样的，开了手术是不是医生问哪一块要切？
　　这个权利的界定方式，不同的界定方式，要么你做要么他做，实际不同的人做成本不一样。找路专门由司机来找，或者司机的公司负责做，涉及到成千上万的交易，北京就有这个问题，每一个人上车说一个地址是没有用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失败。成千上万的人每天发生这个事情，交易成本多高。
　　搜狐财经：伦敦的出租车司机上岗之前是要先背地图的。
　　薛兆丰：即使不背地图要把责任推到出租车公司，他再跟公司联络，他那里有导航员。这里涉及到产品安全的问题，产品要多安全，安全到什么程度，当然也不是说越安全越好，推到无限的时候比如我们有四驱车有滑雪板，你是不是保证滑雪板根本不会出事，如果保证滑雪板不出事保证四驱车不翻，这个车要么就不能上市不能玩，要么根本没有乐趣可言。
　　搜狐财经：绝对的产权保护的话这个社会没办法运行。
　　薛兆丰：关于绝对的产权保护，我想到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一把刀，你到商店买一把刀，如果这把刀绝对的产权保护就拥有整个世界，这是不可能的，对这把刀的使用是有很多限制的。很多人以为在美国呆在家里随便干什么你就管不着了，是不是？也不是的。你呆在家里大量的事情不能做，不能在家里面做原子弹，完全在自己院子里面不能做这个，不能把自己的小孩放在家里不管，这都是违法的。明文法律规定，谁都不敢的，自己的汽车能把小孩放到汽车里面自己去商店邮局寄一封信，这么短的时间有人看到了，有可能抚养权被剥夺了，真的这么严重。不存在绝对的产权，这个产权是在界定的过程中，可以说它界定太过分要往后挪一下再改变，可以这样说，当然在变动之中，但是没有固定的没有天然的产权。
　　《合同法》里面对于违约是怎么看的？科斯的理论推到《合同法》里面，我们在《产权法》里面是可见的一块地跟一块地之间的关系，到合同里面一个承诺，抽象一个承诺好像一个物件，我答应明年我给你一只笔，我答应这个事情的时候，等于你拥有了这只笔，这个东西已经是你的，表示你已经付了钱，到明年我不给你的时候就等于我伤害了你。就研究我伤害你的情况下怎么赔？
　　两种赔法，所有的伤害产权都有两种赔法，一种你还人家，这是产权原则财产原则。除非你答应，如果我还是很舍不得的话，我重新向你买回来，这是一种保护，保护你的财产，当时我答应给你了。另外一种情况是你没办法给你的，例如有一个约，他们结婚婚礼上有一个乐队要来表演，没来，没来婚礼砸了，一次过的东西怎么办？能赔你再结一次婚吗？反正给你弄砸了，怎么个赔法？你可能索赔很大量，但是中间要定一个数由法官来评，不能我们两个当事人来评，两个当事人来评不可能到一个合理的赔偿额，这时候要由法官来评。交通意外发生的碰撞受伤了也是用这个办法，所以这是法律按照科斯的理论推到《合同法》，不仅仅是产权、侵权、产品安全，还涉及到《合同法》、《刑法》，什么东西可以交换什么不可以交换，研究这些问题，这是法律经济学的重点。
科斯的作用是让中国人认识到产权的重要性
　　搜狐财经：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就是产权改革，那请问像科斯教授这样的产权学派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改革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薛兆丰：作用就是让中国人认识到产权的重要性。产权对致富的举足轻重的重要性。我们以前不认识到这个问题，只认识到产量多快好省，这是我们当年的口号，但是我们不知道生产什么，不知道资源怎么分配，不知道市场需求什么，不知道人的积极性是怎么去调动。合理的产权设计最重要的是起这个作用，而这个作用是举足轻重的。
　　你可以倒过来，你可以去设想比尔盖茨是我的奴隶的话，他能够替我做什么事情？最大限度能做到什么样的程度？他把我伺候好，帮我拉马车，顶多是这样。我能想象的我能逼他做的任何事情，假设他都能做，他就是一头牛一头马所起到的作用。但当他解放以后，他在一个产权有保护的体制下面是一个自由人的时候，他能够跟人家交谈，他能够跟人家结社，能够找资金，能够做企业的时候，他做出来的产品，他能够给我的服务远远超过他做我的奴隶我能够得到的权益。
　　这里面关键是什么？人还是他，人还是作为一个动物物理上的个体存在，但是很大的差别在于制度。人在不同制度下做出来的事情是天壤之别的，所以中国要致富的话，有很多事情不是我们讨论得出来的。我们今天任何一个人回顾中国的产经济改革，每一步提出来的政策只是仅仅在小圈子的经济学家和官员他们得到认可后推行，即使在整个经济学家里面也有大量不同的意见，全国范围内老百姓的意见更是千差万别，推动改革绝对不是大家讨论出来的事。这样去做当然会有错的时候，当然做了很多错事，但是我们做对了一些事情才有今天。最重要的是在产权改革制度上面我们做对了。
科斯定律为什么不叫“奈特定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