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一：这是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美国空军与降落伞之间的真实故事。当时降落伞的安全性能不够。在厂商的努力下，合格率已经达到99.9%，而军方的要求是降落伞的质量必须达到100%。对此，厂商不以为然，认为没有必要再加以改进。他们一再强调，任何产品都不可能达到100%的合格率，除非奇迹出现。不妨想想，99%的合格率就意味着每一千个伞兵中就会有一个人因为降落伞的产品的质量而丧命，这显然会影响士兵们的士气。后来军方改变了检查产品质量的方法，决定从厂商前一周交货的降落伞中随机挑选一个，让厂商将其装上亲自从高空中降落。这个方案实施后，合格率很快就达到了100%。

故事二：在17—18世纪，英国将犯人送到澳大利亚服刑，让私人船主接受委托承担运送犯人的任务。刚开始，英国政府按照上船的犯人数付给船主的费用，可船主为了牟取暴利，克扣犯人的食物，甚至将犯人活活的扔下海，运输的途中犯人的死亡率高达94%。后来，英国政府改变了付费的方式，按照活着达到澳大利亚的犯人数付给私人船主的费用。结果，私人船主想尽办法让犯人到达目的地，饿了给饭，渴了给水，大多还配了随船医生。最终，犯人的死亡率降到了1%。

故事三：７个穷和尚，成年累月靠在一个锅里煮粥吃过日子。僧多粥少，分粥便成了问题。最初，他们决定每天轮流分粥，结果一周下来，就只有自己分粥的那一天是饱的。后来他们推选出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出来分粥。谁知大家开始挖空心思去讨好他，贿赂他，这个道德高尚的人也腐败了。然后又组成了３人的分粥委员会及４人的评选委员会，但他们常常互相攻击，扯皮下来，粥吃到嘴里全是凉的。最后想出一个方法：轮流分粥，但分粥的人要等其他人都挑完后拿最后剩下的那一碗。为了不让自己吃到最少的，分粥人给每个人都尽量分得平均，公平问题终于得到很好的解决。

故事四：一个美国老人居住在一个空旷的草地旁边过着宁静的生活。一天，来了一群中学男孩子到草地上踢足球，发出很大声音给这个老人的生活带来很大困扰。而且，他们还打算把这里当成一个据点。于是老人就想出了一个办法，他说，你们踢球很不错，我非常欣赏！我决定你们以后来踢球我给你们每人10美分。于是，这些中学生很高兴，踢得更加起劲，卖力表演增加了。一个星期后，老人说，我的退休金减少了，以后我只能给你们5美分。孩子们有点泄气。但还是继续。又过了一个星期，老人说，我的退休金又减少了，我不能给你们工钱了。孩子们很不满：没有钱谁干啊！没意思！于是散去，不再到这里踢球。

故事五：话说一群赌徒将钱财置身旁即兴质押赌博。事当正兴，天有不测风云，忽起一阵大风，将各自身旁的钱财卷的漫飞。对这突来的一幕，大家傻了，顾不得昂头即起的赌博，纷纷起身抓回自己的那一份。混乱的场面下，有的拿回得多，而有的却很少。问题出现了，在开始谁也不知道谁有多少钱时，好像都在嘀咕自己拿回的比刚才身旁的要少。最终赌博不成，倒是为谁要拿回应该属于自己的钱财开始犯难。一老者路过，说这事好办，你们每人将自己钱数写在纸上交给我，如果纸上的总数超过你们现在每个人手上已有的话，所有的钱都归我。写完自己钱数交给老者后，赌徒们惊奇的发现，自己的钱财又差不毫厘的回来了。

故事六：去年冬雪接连几天下自习后到校后门一家面馆吃面条。那家小面馆实在是小，简单说一下估计也就长20米而宽4米开外的样子。馆子里的桌子靠墙两边平行等间隔已固定排好，中间是进出空道。那种桌子是座位与其整体是“一体化”的能座4个人的那种型号。来来进进的大多是学校同学，人少的一人独自来，譬如我就是，人多的三个四个，三三两两，不一而道。来的人我看大多喜欢选择一个没有人坐的座位坐下，并且坐的座位也很有意思，大多一个或者两个人的，都好像没有靠墙坐，而是直接靠近过道的那个座位坐下。可想而知，人一多的时候，新来的人看看座位，都好像是坐满了，就连那种只坐了两个人的座位由于不是靠墙坐，也只好浪费靠墙的座位。这样座位好像总不够，以致小馆老板总要扯开嗓门喊道“大家往里座（其实就是靠墙座）”。当然，你喊归喊，可还是没人愿意坐在靠墙的座位。以致后来的人一看没座位，就到别家面馆去了。其后的第三次来吃面条，情况突然变化了似的，我看老板不仅没有扯嗓门，来的人也似乎“自觉”得多，先来的好象都愿意坐在靠墙的那个位置，结果那种刚坐一个或两个人的座位，后来的人就可以坐在靠过道的座位。原来一看，老板在靠墙的座位上特地垫上了一个舒适暖和的坐垫。

故事七：1977年，巴泽尔（Barzel）在美国《法律和经济学报》上发表的论文，提出奴隶经济中的一个有趣的问题。在奴隶制下，奴隶在法权上属于奴隶主，是其主人财产的一部分。因此奴隶主可以全权支配奴隶的劳动并拿走全部产出。但是，为什么在历史上有一部分奴隶不但积累了自己的私人财产，而且最后居然还"买"下了自己，从而成为自由民呢？巴泽尔发现，奴隶是一种"主动的财产"（full-fledged property），不但会跑，而且事实上控制着他自己劳动努力的供给。奴隶主固然"有权"强制奴隶劳动，但由于奴隶的"主动财产"的特点，奴隶主要强制地调度奴隶的体力和劳动努力，即使支付极其高昂的"监控（supervision）和管制（policing）的成本"，也不能尽如其意。为了节约奴隶制的运转费用，一部分奴隶主不但只好善待奴隶，而且只好实行定额制（quota），允许奴隶将超额部分归己，于是一些能干的奴隶因此拥有"自己的"私产，直到积累起足够的私家财富，最后有钱"赎买"自由身份。结果可想而知，奴隶都比以前更卖力了。

不知能否从制度的层面归纳出这几个故事的共同点，期待兄台指点。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1-20 23:23:32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