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华盛顿共识”是在系统反思“华盛顿共识”的基础上形成的转轨经济学理论，是关于经济转轨路径与指导思想的全面超越与提升，对新古典经济学也进行了重要的修正。斯蒂格利茨指出，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早期在美国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其他拥有一定影响力的思想库之间所达成的所谓“华盛顿共识”，是一种被20世纪80年代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所误导的理念，正因为如此，其他面临着完全不同经济使命和挑战的国家从来没有从这种共识中获得令人满意的答案。“华盛顿共识”告诉这些转轨经济国家只要将大规模国有企业私有化并维持相应的金融指标和宏观经济指标，经济增长就会启动而且不断持续下去。这种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信条基础之上的过于乐观主义的共识，在整个转轨过程中遭到越来越多的否定和抨击。斯蒂格利茨甚至置疑所谓“华盛顿共识”是否真正存在，事实上，不管在学术界、国际金融组织以及各国决策者中间，这样的“共识”并非是一种实际存在，这些教条体系并没有统一的标准的定义，而且即使赞成这些教条的不同实践者也往往以各自的理解强调其中某一个侧面或重点，因此尽管某些学者将这些教条体系归纳为所谓“华盛顿共识”，但是对这些政策合宜性的共识从来就不曾存在过。“华盛顿共识”的失误部分应该归结为新古典经济学对于经济转轨过程中制度建设的重要性的忽视，在缺失重要的组织和制度的情形下，即使经济基本指标保持良好状态，经济转轨也难以顺利推进；制度和组织的演进是较为缓慢的一种制度变迁，但是在“真实世界”中，制度和组织对于经济绩效的影响至为深远，而新古典经济学恰恰忽视了“真实世界”中制度和组织的重要性。著名经济学家诺思对此发表评论说：“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缺乏对制度的分析，因此在对经济绩效的源泉进行分析的时候往往不得要领。毫不夸张地说，尽管新古典理论花费很大力气研究有效的要素和产品市场的运作，但是很少有经济学家理解那些对市场创造非常重要的制度要求，因为他们仅仅想当然地认为这些制度本来已经存在。为了维持经济增长，为使有效的要素和产品市场的运作成为可能，就必须建立一系列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这些制度可以提供低成本的交易以及值得信任的承诺，从而使得市场可以有效运作”。前苏联和东欧转轨经济国家在改革过程中出现大规模经济滑坡和经济动荡的原因之一是，在旧有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和相应的组织制度被废除之后，新的适应于市场经济的组织制度却难以在短时期内迅速建立，因而大规模的经济与金融的自由化以及狂风暴雨式的私有化运动是在一种“制度真空”的状态下运作，因而不可避免地造成经济主体的行为紊乱和预期紊乱，从而导致整个经济发生严重衰退。<br>
Kolodko(2000)在总结“华盛顿共识”缺陷的时候，提出该共识所忽视的8个要素，这些要素也理所当然地形成“后华盛顿共识”中的必要组成部分：（1）转轨经济缺乏自由市场经济所必须的组织架构；（2）转轨经济中金融中介较弱，难以有效配置私人资产；（3）转轨经济在私有化之前缺乏对国有企业的商业化；（4）转轨经济中企业管理不善导致管理者难以在放松管制的经济中实施有效的公司治理；（5）转轨经济中缺乏竞争政策有效实施所必须的制度设施；（6）转轨经济的法律框架和司法体系不完善，不能有效实施税收征管和企业合同；（7）地方政府效率低下，难以承担和处理地区发展所面临的挑战；（8）转轨经济国家缺乏非政府组织来支持新兴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发挥功能。在存在严重制度缺失的情况下，转轨国家的制度变迁难以达到新古典经济学教条所预期的各种目标。经济转轨的制度主义观点强调在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过程中重视制度和组织的建设，重视转轨国家在不同社会历史环境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特殊路径依赖特征，对转轨国家的制度变迁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