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吴敬琏先生：如何打破少数人对改革话语权的垄断

云淡水暖


吴敬琏老先生最近又放了一“炮”，说是要反“垄断”，理由是什么呢，理由是中国的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的罪魁祸首是两个，一个是“腐败”，一个是“垄断”，据报道“中国经济50人论坛‘长安讲坛’在京举行。吴敬琏在论坛上指出，贫富分化背后的因素，一是腐败二是垄断，‘惩治腐败以实现机会平等是跟效率提高正相关的，垄断部门收入非常高也不是因为人的能力问题造成不平等。’因此，要缩小收入差距，最重要的就是把腐败治住、使垄断行业实现市场化。”（《第一财经日报》），草民卑微，不知道都有些什么人参加了这个“中国经济50人论坛”，指点江山、挥斥方遒，想来与“贫富差距”中人数众多的“贫”们并无涉，想来又是香车如龙、贤达云集的老例。

“腐败”自不必多言，肯定是一小撮贪官污吏、私营奸商、国企黑心“高管”（类贪官）们暴发“先富”的条件，而“垄断”行业中存在收入巨大的群体，也不必待言。但是问题要分析仔细喽，谁才是“垄断”行业中获得了巨额收入的群体。吴敬琏先生这么眉毛胡子一把抓，一地鸡毛地，含糊其辞地“垄断行业”一番，核心在于“使垄断行业实现市场化”，如果说白了，是不是把所剩无几的少数关乎国计民生的几个尚由国有资产控制的行业，如石油、能源、铁路、通讯等等，一股脑“市场化”（私有化）了，这贫富差距就“缩小”了，是否如此，先按下不表。

有报道，“‘在中国，财富的聚集程度很高，’波士顿咨询公司(北京)副总裁邓俊豪说，‘不到0.5%的家庭拥有全国个人财富的60%以上。即使在这些富有的群体内部，也有大约70%的财富掌握在资产超过50万美元的家庭手中。’”（《中国证券报》），还有报道欢呼“一项最新报告显示，去年中国内地拥有超过百万美元资产的富豪增加至32万人，较上年（2005）增加6.8%。”（《广州日报》），财富的聚集度如此高，贫富差距可见一斑。

按照吴敬琏先生的逻辑，这区区“不到0.5%的家庭”，或者说“拥有超过百万美元资产的”32万人，以其所掌握的财富看，应该代表了“贫富差距”中“富”的一端，他们当中的大部分或者说相当一部分人的财富，是不是来自吴敬琏先生的所谓“贫富分化背后的因素，一是腐败二是垄断”，如果吴敬琏先生如斯看待，可真是令草民云山雾罩，因为草民想起了“另外”一个吴敬琏先生。

为什么呢，因为“吴敬琏动了感情：不要动不动就向富人开枪”（《中国青年报》），据报道，在《财经》杂志2006年年会上，吴敬琏先生“动情”地呼喊出肺腑之言，说是“目前中国社会贫富悬殊，主要来自机会的不平等…现在好像集中注意的是结果的不平等，于是就要限制国企经理的最高薪酬，对一般的富人征高额税等等；还动不动就要‘向富人开枪’。这种说法和做法不但没有抓住要点，还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后果。贫富悬殊，是腐败、是用权力换取收入，即权力寻租造成的。”，草民在逻辑上怎么也为吴敬琏先生不通，“结果的不平等”的“结果”，难道不是来自“过程的不平等”的“过程”？国企经理的最高薪酬（有的垄断国企据说高管的年薪达到数百万之巨），一般的富人的财富与劳苦大众之间的贫富差距，难道就与所谓“是腐败、是用权力换取收入，即权力寻租造成的”无关？在这个权力换取收入，即权力寻租的过程中，贪官、富人、高管的脚色可谓缺一不可，他们共生共荣。吴敬琏先生说“贫富分化背后的因素，一是腐败二是垄断”，算不算“向富人开枪”呢。

吴敬琏先生一面高喊“不要动不动就向富人开枪”，一面又正言“贫富分化背后的因素，一是腐败二是垄断”，正话反话都被他老人家说了，草民只有昏头晕脑地听着。但这也带来一个疑问，在关乎亿万人民大众切身利益的经济改革的话语平台上，草民为什么只能够听到如吴敬琏先生及其们的“一群之言”，且20几年如一日。而身处改革的风口浪尖，承受着改革所带来的巨大经济、社会冲击，隐忍着改革带来的诸多“阵痛”的芸芸众生，却如此“沉默”。而一旦在网络这样“不入流”的平台上有几句嘤嘤之声，吴敬琏先生及其们就群起而攻之，比如“什么人可能反对改革？一个是既得利益集团，一个是贫困群体。他们可能在反市场体制上结成联盟。”（吴敬琏），比如“社会上出现一股新的否定改革、反对改革的思潮”、“警惕以反思之名否定改革”（皇甫平），似乎只有能够在一些主流媒体发出声音者，才是“改革”的化身，他们所言就是“金科玉律”

举几个例子，“中国的贫富差距大吗？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我要为富人说话，不是为了讨好富人。”（厉以宁）、“腐败是否有理？既然掌握公共权力进行公益决策的人不肯轻易放弃和交出他们的权力，而改革又不能从其手中强夺，就只能通过腐败与贿赂的钱权交易的方法进行购买。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张曙光）、“私人产品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反腐败力度在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张维迎）…

够了，如果说什么叫做看得见摸得着的“垄断”，某些“主流”经济学家、“宣传家”们的作为，就是地地道道的“垄断”，就是对改革话语权的“垄断”，他们说是一匹“马”那就得是“马”，他们说是一头“驴”，别人就得跟着说“驴”，他们说“腐败有理”、“腐败有利”，大家就应该“见怪不怪”。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垄断”，“垄断”的目的就是逐利，大讲所谓“良心”、“责任”、“理性”、“反垄断”的“学家”、“宣传家”们也概莫能外，“垄断”话语权为他们个人带来的好处也是不言而喻的，草民发现了两个颇有深意的例证。

一是所谓“受人民之命（？）辅佐”了伟人的“皇甫平”即周瑞金先生，可能“辅佐”而身名显赫，受聘担任了国有“垄断行业”中同样显赫的中国东方航空公司的独立董事，根据东方航空公司的公告，“公司定于二零零二年六月十八日上午九点整在中国上海东安路8号青松城大酒店裙房二号门四楼百花厅举行的二零零一年度股东大会将增加一项临时提案,作为股东大会的第7项议案：审议选举龚浩成先生、胡鸿高先生、乐巩南先生和周瑞金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并授权董事会决定其酬金的议案。”（《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暨股东大会补充议案公告》），此“酬金”想必应该还“过得去”罢，那么具有“垄断”话语权地位的皇甫平先生是不是也从“垄断行业”中分得了“一丁点”好处呢。

二就是痛斥了“贫富分化背后的因素，一是腐败二是垄断”的吴敬琏先生，“国内某杂志…《经济学家你为谁代言》的封面文章，文章中披露包括吴敬琏在内的几位知名经济学家担任中石油、中国联通等公司的独立董事，文章由此得出结论，经济学家与资本的关系越来越紧密，这种关系也考验了经济学家的公信力。…‘这个杂志还数落了我们这些人，说我们这些人当独立董事就是为了和财团结盟。我请你指出，这四个公司都是国有股公司，请你指出我和哪个利益集团结盟。’吴敬琏声音颤抖地说。”（《第一财经日报》），草民觉得吴敬琏先生 “声音颤抖”锝有些怪异，既然吴敬琏先生对国有的“垄断行业”（其中当然包括中石油、中国联通）的“垄断”如此“深恶痛绝”，把社会的贫富差距归罪于其的“垄断”，那是不是应该唯恐避之不及呢，或者说与之“势不两立”呢，岂能够一边笑纳了“垄断”行业“独立董事”的薪酬，一边又痛斥人家是“贫富分化背后的因素”，真是叫做“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了。据报道，吴敬琏先生的“垄断地位”所带来的独立董事的衔头计有：神州数码独立董事；中国联通独立董事；中石油独立董事；中水渔业独立董事 ；中国国际金融公司首席经济学家；TCL集团首席顾问；永安信专家顾问等等…，而每一个衔头的背后，意味着动辄数以万计的“年薪”。

如果吴敬琏先生不健忘的话，最应该牢记的例子之一，莫过于目前“学家”、“宣传家”、“理论家”们所“集体失语”的科龙公司暨顾雏军案件了，因为这个案件正是引起所谓“反思”的导火索之一，在这个案件中，直到顾雏军因为采用非法手段大肆侵吞国有、企业资产而锒铛入狱的前夜，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国资委企业改革局、国资委研究中心、国务院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工经所、社科文献出版社等众多“顶级”研究咨询机构的“顶级”专家学者们，还出席了顾雏军主办的“研讨会”，会上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名义发表了副所长张文魁教授执笔撰写的《科龙20年发展经验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把顾雏军这样的犯罪分子及其经济犯罪行为，捧为“发展经验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的样板，而顾雏军被司法机关带走以后，这些声音却没有了下文，没有人出来为当时的“误导”表达过半个字的歉意。

如若如此，那草民是相信所谓“科龙20年发展经验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的赞颂之辞呢，还是相信监察机关的起诉书呢，如若如此，“科龙20年发展经验与中国企业改革路径”所代表的与顾雏军类似的，一路沿着“中国企业改革路径”走来的富商大贾们，有多少是比顾雏军“干净”的呢。

所以，草民认为，既然要打破“垄断”，就应该把少数人、少数“学家”、“宣传家”、“理论家”所把持的话语权的“垄断”地位打破，让最广大人民群众说话，让不同意见、特别是不同于“主流”的“家”们的意见得以充分表达。因为改革是涉及13亿人民的伟大事业，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凭少数人今天说东、明天说西，利益被少数人“垄断”了，代价被绝大多数人承受了，是很不正常的。或者吴敬琏先生们能否走出高堂书斋，走到最底层的血汗工厂，田间地头，去体验困苦、同吃同住、同工同酬，得到第一手资料，再来发“高论”才有说服力。吴敬琏先生是否认为这样由少数人垄断话语权的局面应该被打破，如果应该，又如何打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