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之四：思想与偏好的改变

    “多子多福”、“养儿（女）防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传香火”等等，对多生多育的思想偏好在现在社会和思想的冲击下几乎灭绝了。随着“思想解放”，自由享乐主（尤其是性自由享乐主义，影响了通过性对人口再生产的偏好）、无孩子无负担主义等思想的泛滥，人类其他民族文明也面临相似的问题，对生孩子养孩子的偏好越来越低，各民族的传统生育文化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偏好影响或决定需求，对生孩子养孩子的偏好严重弱化或失去，必然导致对“孩子产品”需求的减少或失去。现在人生育意愿不断降低，丁克主义的蔓延，重要原因就是这种思想与偏好改变的结果。

    生孩子延续人类文明，生育是一个民族与国家实力增长的第一生产力。当生育愿望不断降低的时候，人类文明就难以避免低生育率的危机，民族与国家的实力发展必将失去后续动力。而中国，在现在社会经济机制和思潮之下，在几十年来铺天盖地、全方位的计划生育宣传和“只生一个好”的教育之下，中华传统生育文化几乎已经完全损毁，生育愿望在世界倒数就不难理解了。

    困惑之五：经济发展导致生存成本与压力升高

    随着经济发展，医疗、教育、住房、结婚、生子等成本不断升高，人的立世起点成本越来越高，复杂而又高速运转的社会体系更让人难以进入并轻松生活在其中，但世界却未给每个人相同的能力、机遇、家庭资本和更好适应这个体系的能力与保障体系，高度的竞争与膨胀的物质主义、成就需求和面子需求又加剧压力，结果人们尤其是中低收入人群（特别是年轻人）的生存压力反而随发展而提高，（相同人均GDP）在贫富差距大、社会保障与民主发展水平低、宗教信仰低和生育率低的国家更加如此。古人建房子的能力没有现在人高，古人的医疗科技水平也没有现在人高，但现在人的住房、医疗压力更大。与一千年前相比，与一百年前相比，与三十年前相比，我们更发达了，但我们的生活压力却越来越高了，更多的人耐不住这个压力而自杀。

    随着经济发展进程，年轻人既面临养孩子和养老人成本的升高，又面临养自己与体面生活成本的提高。随着发展所导致的低生育率、老龄化的到来和人口结构恶化下经济社会状况的变差，年轻人的压力似乎朝着更高方向发展。难道人类越发展，人们就越难以生存了？生存压迫着年轻人，也就压迫着人口再生产，而这个压迫却是由人类自身经济发展所导致的。难道人类要面临发展与延续的两难选择？

    困惑之六：避孕与堕胎技术

    对性自由和孩子负担思想之下，避孕和堕胎技术被认为是对人类的解放。本来，若没有避孕与堕胎技术，导致人类文明人口再生产危机的上述困惑可以因对性爱的需求而避免。但有了这些技术，人类再生产危机的社会经济机制就顺利的进行了。不知这项技术，到底是解放了人类还是自由自绝的灭亡了人类。当然，更根本的问题是现在社会的社会经济机制。

    在缺乏避孕与堕胎技术的过去，即使一个民族的生育文化不够强劲，这个民族一般也会因自然的两性结合而自动延续下来。如果碰上好的生存环境，在安宁的状态下，没有避孕与堕胎技术的过去还可以使民族幸运的兴旺繁衍开来。由于那时猛兽、自然灾害、暴政、战争和瘟疫的存在，缺乏医疗条件，儿童死亡率高，还经常出现人口暴减。由于缺乏避孕和堕胎技术，人类保持了较高的生育率。在高死亡率之下，由于高出生率做保证，人类或民族才得以延续下来。其实在过去，至少有一部分妇女也并不想一性爱就要面对生孩子，只不过是没有选择技术可供选择罢了。如果有这种选择的自由，可能人类已经灭亡了。有人埋怨毛泽东没有更早的开展计划生育（如马寅初），那是因为缺乏避孕技术。还有人认为毛泽东鼓励生育导致了新中国建国初期的高生育率，这种认为是错误的，在缺乏避孕与堕胎技术的条件下鼓励与不鼓励生育是一样的，鼓励生育并不能再让妇女多生孩子。

    困惑之七：生育的微观基础遭破坏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人口再生产的微观基础。在现在思想和社会经济机制之下，离婚率越来越高，晚婚或不婚越来越多，第三者也更普遍，结婚成本与条件越来越高，家庭不是组合难度加大就是更易被破坏，人口再生产的微观基础越来越差。离婚、不婚、晚婚和婚姻爱情家庭的不稳固，都在降低生育率。

    困惑之八：生育能力降低

    2009年11月9日《北京晚报》第15版发布该报调查结果显示中国80后不育不孕率竟然高达20%，也就是说每5个中国80后就有一个患有不孕不育症，这意味着我们民族的繁衍能力已经大为下降。由于现在生活生产方式，由于各种污染和食品的不安全或有意无意的“污染”添加，导致人类的生育能力呈不断下滑的趋势，甚至有人预言50年后人类失去自然生育能力。

    不仅人类的生育能力在“自然”的降低，还有“种族阴谋分子”企图以输出含反生育基因的转基因食品或转基因种子来破坏其他民族的生育能力，以达到消灭“低等人种”、降低它国人口实力和阴谋其资源或生存空间的目的。

    中国在缺乏对转基因食品安全论证的情况下，2009年就成了全世界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批准种植转基因主粮的国家（目前转基因技术主要被欧美掌握，但转基因食品在欧美却遭到强烈抵制）。美国的孟山都公司从2001年至今在广西广大农民不知情的情况下已经推广了上千万亩转基因玉米，在多数中国人还不知道转基因有何可能危害的情况下许多中国人食用的就是美国转基因种子产的转基因大豆油。恩道尔在他的《粮食危机》中说美国孟山都公司销往发展中国家的转基因玉米种子是含有反生育基因的。据新华网2008年11月13日报道说奥地利研究人员发现长期食用美国孟山都公司转基因玉米的实验鼠生育能力下降，而且后代重量轻、体质弱。

    困惑之九：低生育率会陷入恶性循环而难以自拔

    现在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模式是：人口再生产创造出物质再生产的劳动者和消费者→物质再生产，也即经济得以存在和健康循环→然后以物质再生产成果支持人的生存发展和人口再生产的持续进行→人口再生产再次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经济社会再次影响人口再生产。人类社会总是处于这样一个循环之中。如果这个循环是良好的，人类社会就能够健康的可持续存在和发展。如果这个循环是恶性的，人类社会将处于衰亡的危机之中。

    消费创造需求，需求创造就业，就业获得收入，收入支持人口再生产。也即是人类消费与收入的健康循环维持了人口再生产的健康持续发展。在任何一个国家，总是孩子与年轻人口超前消费而中老年人口滞后消费，低生育率、老龄化的必然结果就是消费需求长期不振。一切投资需求皆源于最终消费，而一切最终消费都源于人的需求，低生育率、孩子与年轻人口减少、人口萎缩的必然结果就是投资需求长期不振。人口再生产作为经济社会的基础，低生育率必然最终导致经济社会问题严重恶化。由人口经济社会规律的总和所决定，任何一个经济体，长期的生育率低下最终会导致长期的“失业魔鬼”、青年失业问题和青年压力沉重。一个社会，谁来生孩子？年轻人生孩子，但低生育率的恶性循环首先危害和危害最大的就是年轻人。

    由人口再生产对经济社会的基础性作用和人口经济社会规律所决定，低生育最终会形成这样一个恶性循环：由于生育率低，新生消费人口与消费旺盛的年轻人口不足或整体消费人口衰减，造成消费不足，导致产能过剩、投资不足和财富相对或绝对的大幅缩水，继而加重经济低迷和民生压力大，促使生育率继续低下；由于生育率低，老龄化严重，**与社会养老负担重，用于发展的资源少，发展成本上升，发展能力下降，导致**与社会压力的增大和生育率的继续低下；由于生育率低，人力资本的供应力下降，企业竞争力下降，导致国内经济不景气和人才外流，又进一步加剧企业竞争力下降，继续经济不景气和生育率低下；由于生育率低，造成人口老化，收入提高的能力下降，加之经济不景气，个人消费与投资信心不足，反而又导致收入、消费、投资三者相对或绝对下滑和生育率低下；由于生育率低，造成经济不景气和国内企业竞争力不足，导致就业压力增大，尤其是年轻人的就业压力更大，促使生育率持续走低；由于生育率低，最终导致**收支严重恶化，造成**减缓社会压力与鼓励生育的能力大为降低，生育率依旧走低。由于上述恶性循环和及其导致的生育率持续低下，使人口与社会陷入持续萎缩的陷阱和衰落的螺旋，使人口、经济、民族、国家陷入恶性循环而难以自拔。

    中国很奇怪，自己人为的逼迫自己提前并加速要走上这个恶性循环。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和社会经济思想文化机制一起让中国生育率十分低下，导致经济社会的有机体——人口结构不断恶化。人口是经济社会的生命体，生命体的恶化必然带来经济社会发展基础的恶化，最终再次伤害人口再生产并走向恶性循环。现在计划生育强制和提倡少生孩子，必然减少未成年人消费减少并提高劳动参与率，恶化内需、减少就业岗位并加剧就业竞争压力。而未来，由于老龄化迅速发展、消费旺盛的年轻人口快速减少和劳动力的高速下滑，最终导致中国年轻人压力沉重，严重抑制中国的人口再生产，加速并大大加重中国走向这个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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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惑之十：**也失灵

    由于人口再生产属于公共产品，在它的供给方面，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一定会失灵，导致供给严重不足。所以应该由**这只“看得见的手”去弥补市场失灵，由**为大家或社会提供“人口再生产”这个公共产品。但**在人口再生产方面也失灵了。现在的**，即可以无偿的从现在劳动者和消费者身上获得税收，也可以无偿的通过**负债来从未来人口身上透支财政收入。也即是说，本届**可以无偿的使用人口再生产的收益，还可以不去支付任何人口再生产费用，甚至还可以通过透支人口再生产来获取短期收益；本届**有获得过去人口再生产收益的权利，却没有为未来造人的义务；人口再生产是未来政治家的公共产品，但没有现在的政治家乐意毫无补偿的去支付私人成本。鼓励人口再生产，在政治上同样也是公共产品，所以必然面临政治上的严重供给不足。

    只有持续造人，才能持续造物。只有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才能有未来经济、社会、民族、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现在鼓励生孩子，可以为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的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动力（最根本的动力），可以为民族和国家的长期发展注入最核心最持久最强大的能量。由于人力资本边际收益递增，物力资本边际收益递减，人力资本收益率高于物力资本，所以鼓励生育就是最佳的发展选择——不仅可以挽救发展危机，为未来注入强劲发展动力，更是一种高收益的投资。可现在出生的孩子，15年后才能变成劳动人口，一般也只有20年后才能变成真正的劳动供给和带动房产、汽车、电子电器等产业消费潮的到来。政治人物一般连任两届，最多在位8到10年，但人口再生产的长周期性决定即使他能连任三届四届，鼓励生育的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也不会在他任内显现。同样，要化解未来重老龄化的经济、社会、民主与政治压力，要根本解决低生育率下的国家发展危机和民族发展危机，最根本的措施还是现在大力鼓励生育，但这些“重大贡献”的成果依旧不会在政治家任期内显现。有人说：“政客关心的是下一次选举，政治家关心的是下一代。”但真正把未来放在首要位置的真正政治家有几个？哪一个国家的制度能够保证政治家更关心未来？可悲的是，基本都是选择短期行为。对政治家来说，鼓励生育是私人成本，收益却是公共产品。尽管鼓励生育利人民利国家利民族未来，但由于“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悲剧”，政治家对鼓励生育总是动力不足，很难有爱国的政治家真正大力鼓励生育，更难有十分爱国的政治家为拯救民族和国家的低生育率危机而把人口问题放在首要位置。“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悲剧”决定人类的低生育率危机将不可避免的到来，而且还没有制度保证人类能够战胜这场危机。

    在中国，很奇怪，尽管中国已经处于危险的超低生育率，**不仅不鼓励生育，还要用计划生育抑制中国的人口再生产。由于人口再生产的长期性，孩子总要先被抚养，而不能立即变成劳动者去创造GDP，所以在短期内计划生育总是有利于提高人口红利和人均GDP，可以提高政治家的业绩，还可以让**和各级官员有一笔“计划生育收入”。这对政治家和各级官员来说，尤其是对计划生育部门来说，计划生育总可以获得当期个人收益，而未来却由全体中国人去支付计划生育成本。现在的年轻人减少、民工荒、老龄化飞速发展、养老危机苗头和低生育率导致的就业压力大，都是计划生育成本的显现，人民不得不承受它，而真正的低生育率大危机还在后头。所以，计划生育是“私人产品社会供给”，是人民支付成本，而**尤其是计划生育部门获得收益。如果改变人口政策转而鼓励生育，现在**和政治家不仅失去原有收益，还要支付转变成本，而转变人口政策和鼓励生育的未来收益却是人民的、大家的和未来**与政治家的。因而，转变人口政策也存在“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悲剧”。 尽管中国总和生育率在1991年就显著低于了世代更替水平，未来人口减少已成定势，只不过是现在多数中国人还未活到预期寿命，总人口数量因人们晚死而虚增（由于在未来必定会死，由晚死增加的人口必然会倒过来再减少）。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已经低到超危险的1.22，2005年1%人口抽查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也仅有危险的1.33。这样的超低危险生育率，意味着未来经济、社会、民族、国家的大危机，无论如何都应该立即停止计划生育转而鼓励生育。但由于计划生育在政治上是“私人产品公共供给（权力受益人民支付成本）”，转变人口政策和鼓励生育是“公共产品私人供给”，所以中国人口政策转变之难就不难理解了。

    对权力所有者来说，计划生育的收益是个人的，成本是人民的。这就像一个只有靠向社会大量排污才能生产少数人使用产品的企业，利益动机决定权力总是更喜欢继续计划生育，尽管这对人民、对国家、对民族未来来说代价是十分沉重的。对于生孩子，生多少本来是人民自己的事，但**以国家的名义拿走了这项权利，并从这项权利中获取“私人利润”。生孩子是公共产品性质很大的公共产品，本应该由社会或国家支付主要成本。但有了计划生育，国家不仅不支付这项成本，权力所有者还拿它获利。于是在“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悲剧”基础之上又产生了“人民权利**寻租的悲剧”，中国的计划生育乱象和超低生育率就可想而知了。      

    无论是经济制度，还是政治制度，还是思想文化力量，现在社会都越来越鼓励“造物不造人”、“用人不造人”。人类的文明，似乎已经走上了自绝的道路。任何一个文明，只要人口再生产被轻视被边缘化，只要生育率持续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维持人口不增也不减的生育率水平），大衰落是必然，灭亡也只是时间问题，现在人口再多也不例外。

    根据《世界人口状况报告》，现在已经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总和生育率（平均每位妇女一生的生育数量，以下所称生育率皆指总和生育率）低于2.1，而且人类的生育率已经处于长期下滑的趋势。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会2009年的数据，现在全球平均每个妇女生2.6个孩子，发达国家为1.7个，欠发达国家为2.7个，最不发达国家为4.6个。现在全球平均总和生育率高于世代更替水平主要是落后国家多生孩子的贡献。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口再生产的“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悲剧”将不断显现，现在经济社会文化政治机制最终将使全球总和生育率将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人类文明不久就会面临空前的低生育率危机。

三、中华千年危机

    在这场人类文明的困惑面前，在这场危机面前，不同的民族因生育文化等方面的差异而有不同的反应：有的民族生育文化较能承受现在社会的冲击，生育文化依旧比较强劲，生育率仍较高；有的民族生育文化经不起现在社会的冲击，生育文化变得十分脆弱，生育率十分低下。

    任何一个民族的生育文化，都有三部分构成：1）生育的微观基础保护，如阻止性自由泛滥的文化或宗教规定，许多民族传统文化与宗教对新娘贞洁的要求和反对婚外性行为，都是要保护生育能力、保护婚姻家庭。2）生育的物质激励，如养孩子防老，这是原先汉族生育文化的支撑。3）生育的精神激励，包括对孩子的喜爱、神灵的要求或自己和先人灵魂对孩子的需求等，如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说：“你们生育，你们繁殖，未来我要以你们与其他各民族竞赛”。民族生育文化的这三个部分，对本民族生育起着保护和促进作用，从而使自己民族兴旺延续发展强大起来，是支撑一个民族发展延续的核心。各民族的先贤，或宗教创始人，由于认识到人口和生育对民族或宗教生存发展强大的意义，有意或无意的创造了支持自己民族生育繁衍的文化。但现在中国人的大智慧，至少在人口与文化观念方面还不如两三千年前的中华先人。

    汉族生育文化由“养儿（女）防老”、“传香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早生贵子”、“多子多福”等思想元素构成的。“万恶淫为首”，反对淫乱，可以保护生育能力，保护爱情婚姻家庭，从而保护本民族生育的微观基础。古罗马、古巴比伦文明，都曾经因为长期淫乱，导致生育能力降低，最后灭亡。“养儿（女）防老”、“百善孝为先”，前者引导多生孩子，后者保证养孩子的投资收益，从而促使族人多生孩子。“传香火”强调祖宗神灵和自己灵魂对生孩子的要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道德上惩罚不育后代的人，“多子多福”就直接认为孩子多了就是好，这些在精神上激励族人多生多育。“早生贵子”提倡早婚早育，尤其对女孩，这样可以充分利用女性的最佳生育期，有利于多生并优生。这些生育文化，确保汉族成功延续几千年，并最终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民族。

    但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些生育文化太不耐现在社会冲击了。作为中华民族生育文化的最大支撑，“养儿防老”在现在养老方式和生孩子收益公共化的冲击之下迅速倒下。“传香火”被认为是迷信，在无神论泛滥的情况下老祖宗立马就不灵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孝文化在快速流失，更别提用生孩子传香火孝顺父母和祖宗了。“万恶淫为首”，现在黄色和性交易泛滥，性自由主义思潮几乎袭向所有的年轻人，几乎快成了“万善淫为首”了。在性泛滥之下，性病毒广泛传播，不健康性活动大幅增加，生育能力受到性泛滥的严重侵蚀。性过分自由，又严重损害了爱情婚姻家庭，性问题矛盾成了爱情婚姻家庭问题的最大祸水，人口再生产的微观基础被严重破坏。汉族缺乏宗教信仰支撑，祖宗的一句“万恶淫为首”早就被忘光了。“百善孝为先”，在自由化和对传统的叛逆之下，在年轻人的经济压力之下，孝文化被严重淡化。“早生贵子”被教育的延长、生存立世成本的提高和人口再生产的边缘化等遗弃，“晚婚晚育”的宣传更是彻底摧毁这种文化。“多子多福”，在孝文化淡化、人口再生产收益公共化和养孩子成本不断提高的今天，变成了“多子多负担”。等等，汉族的生育文化在现在社会之下不堪一击，迅速被冲垮。在思想大解放、社会道德堕落、计生宣称铺天盖地、现在经济社会运转机制和社会养老的作用下，汉族的这些传统民族生育文化元素已经流失殆尽，而新的民族生育文化又没有形成，必然导致汉族生育率处于危险的超低水平。汉族人喜欢生孩子，早已成为过去的历史和现在的天大谎言！

    综观全球各国各地区，华人总是生育率最低的群体。现在中国生育率已经降到1.3左右，而联合国人口基金会2009年的《世界人口状况报告》数据显示：2009年全球平均每个妇女生2.6个孩子，发达国家为1.7个，欠发达国家为2.7个，最不发达国家为4.6个，而扣除中国后的欠发达国家为3.1个。在大力鼓励生育的情况下，2009年台湾澳门总和生育率仅为1.0，香港也仅为1.1，连排世界倒数前三名。纵览世界现实，岂能说中国人或汉人喜欢生孩子？现在汉族生育率仅1.2左右，这意味着汉族人每过一代人口大约减少45%，7代之后（约200年）人口减少为原来的1.5%（大约1800万人），10代之后（约300年）人口减少为原来的0.25%（大约300万人），况且还是老龄人口比例巨大，新生儿比例极低。中国人口在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尧舜禹时期以及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西周时期大约是1000万，占世界同期人口的1/3。由于那时人口寿命低，儿童比重很高，所以持续1.2的生育率使汉族在200年后的新生儿数量还不如5000年前的水平！尽管现在汉族人口很多，但汉族在一二百年里就可以完全沦落为一个又老又小而且是人口继续急剧减少的“濒危小民族”，中华文明五六千年来建立起来的民族人口基业可以在一二百年里完全毁掉——中华民族五千年未有之变局——千年一毁！

    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降到1.22,2005年人口抽查显示也仅为1.33。现在中国孩子出生时的母亲年龄众数是26岁，也即可以认为中国一代人的时间是26年。按1.2的生育率计算，新生儿童每过一代减少45%，26年后中国新生儿童萎缩将近一半，52年后减少70%，104年后减少91%。按照1.3的生育率计算，中国新生儿童数量26年后减少40%，52年后减少64%，104年后减少87%。实际上，由于中国儿童性别比严重失衡，1.3左右的生育率就会使中国26年后的人口再生产能力降低50%以上，这相当于把中华民族人口再生产能力拦腰折断！

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1998-2000年平均每年出生女孩593万；2003年1‰调查显示，此近5年每年平均只出生女孩579万。而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转型，房价和养孩子成本的攀升及性别比失衡的持续发展，2001-2010这十年每年新出生女孩只会比2000年及以前进一步的减少。扣除死亡、不育、单身、丁克等因素，近十几年来每年新生可以为中国生育孩子的女孩只有500万。而1990年及以前每年出生女孩1200万左右。也就是说今后每年实际加入生育队伍的育龄妇女将从2005年及以前的1200万左右快速下降到2015年左右的500万。中国20-29岁生育旺盛期妇女将从2010年的1.1亿然后快速下滑到2017年的0.9亿，到2023年只有0.65亿了。现在在大力鼓励生育的情况下，香港每个妇女只生育1.1个孩子，台湾澳门只生育1.0个孩子，韩国只生育1.2个孩子。考虑到中国大陆的生育文化破坏远比港澳台和韩国严重，中国又处在急速的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和高房价高医疗高教育成本的时代，生活工作压力极大，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和养育能力只会更低。即便是大力鼓励生育，中国大陆的生育率依旧会非常低，港澳台和日本韩国等国家现实就是最好的证明。如果现在不立即调整人口政策并大力鼓励，那我们很快就会错失时机。在每年进入生育阶段的育龄妇女是1200万左右的时候，每年新生儿童数量还不到世界的10%。如果再迟疑下去，到时候每年进入生育阶段的育龄妇女只有500万，那时候我们每年新出生儿童数量会达到世界的4%吗？一个一直占人类人口1/3左右的伟大民族将快速的衰落，我们中华民族还何以立于世界强族之林？80后是中国的最后一次婴儿潮，如果错过了，中华民族也许真的要万劫不复了。

    任何一个民族，只要他的人口与生育文化雄立不倒，哪怕她被打倒一万次，她还能站起来继续跟你打；如果他的人口和生育文化萎缩倒下了，你打他一次，他就完了。众多人口与强劲生育文化，才是一个民族最持久的生命力。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留着人口在，不怕没机会（翻身、发达）；留着孩子在，不怕没希望（翻身、发达）。青山不再，柴火必尽；人口不再，族火必衰；孩子不再，希望必失。五千年来，我们中华民族，尤其是主体汉族，历经入侵，历经战乱，历经灾难，多次亡国，多次濒临亡族，多次损失惨重。但我们却败而不亡（亡国），亡（亡国）而不死（民族仍延续），损而不折，依旧顽强的生存延续着，难道不是因为我们人口众多、生育文化强劲吗？众多人口让我们经得起战乱，经得起损耗，经得起折腾；强劲的生育文化让我们在战乱之后、巨损之后、折腾之后随即补充众多的年轻人口，让我们依旧有力量依旧顽强的生存着。这就是我们败而不亡，亡而不死，损而不折，五千年来强劲延续下来并最终成为胜利者的秘密所在。但是，让我们民族尤其是让汉族倔强延续的强劲民族生育文化却已经离我们远去了！

   中华民族不仅面临千年未有的人口数量上的发展延续危机，还面临五千年来空前绝后的光棍危机。中国新生儿男女性别比失衡在1978试行一胎政策和更强制的计划生育后不断升高，1990年达到112：100，2000年是118：100，2007年和2008年又分别达到120.22：100和120.56：100。《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1996-2005年出生婴儿的性别比竟然高达127：100。由于人口政策与公民要男孩的愿望相矛盾，导致许多父母被迫进行胎儿性别鉴定。若想要男孩又不想接受计划生育惩罚，或惩罚确定又想保证要男孩，不进行性别比鉴定的要男孩失败风险高达50%。特别是“超生”代价高的人群和多胎“超生”代价沉重的人，更可能被迫选择性别鉴定。结果必然造成：儿童性别比失衡程度随胎数次序快速递增，且“超生”代价沉重的人群所生孩子性别比失衡更严重。比如，海南省在第五次普查中发现，“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及有关人员”的出生婴儿性别比是132.1（以女孩为100），其中一孩、二孩、三孩的性别比分别是118.3、119.4、233.3；“农林牧渔水利人员”的出生婴儿性别比是134.9，其中一孩、二孩、三孩的性别比分别是101.9、164.6、190.4；“办事人员及有关人员”的婴儿出生性别比是170，“专业技术人员”的婴儿出生性别比是221.7， “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党群组织负责人”的婴儿出生性别比是250！也许有人还认为存在瞒报女孩，所以认为性别比失衡没有数据显示的那么严重。事实上，如果瞒报，更可能是瞒报男孩，因为瞒报的基本是“超生”孩子，即“二胎”或“三胎”，而“二胎”或“三胎”相比于“一胎”性别比失衡极其严重。并且，一些地方**和计划生育部门存在修改儿童性别比的利益倾向。所以，中国儿童性别比失衡程度更可能比数据显示的还要严重。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推算，到2020年前后，中国将有11276万25～35岁的男青年，对应的适益婚配的20～30岁的女青年只有7206万，男比女高出4000多万。现在人口政策每晚改革一年，就要增加150万条光棍，每四五个男性就有一个找不到老婆。失调的性别比将大大加剧买卖婚姻、拐卖妇女、卖淫嫖娼、**等违法犯罪行为和其他难以预知的行为，将极大地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以前我们说“越穷越革命”，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穷人不仅生活压力大，而且“革命”的机会成本很低，所以易“革命”。实际上，“光棍更革命”：光棍的心理问题更严重；光棍“革命”的机会成本更低；光棍没老婆没孩子，无家庭之忧更不讲未来，闹起事来更不讲代价。“更革命”的光棍大规模出现无疑要增加中国的犯罪和不稳定。

    人口是一个民族最大的财富，生育文化就是民族的“龙脉”。当中华民族民族生育文化损毁后，当中华民族孩子不断减少时，失去的不仅是人口，还有经济、科技、政治、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实力与竞争力。人口是民族与国家的生命体，物质财富是人生产的，科技是人研发的，军事是人装备的，政治与文化的影响力是由人执行的，人口是一个民族与国家实力与竞争力的力量源泉。在经济贸易全球化、物质资源相互流动和知识技术、制度、教育等各方面不断相互学习跟进的今天，在制度、教育、人口素质和人均人力资本鸿沟差异不断缩小的今天，决定一个民族与国家竞争力的，决定一个民族与国家实力的，决定一个民族与国家发展未来的，其根本就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人口实力（包括数量、质量和结构），而GDP或其它物质指标和人文指标只不过是人口因素的社会表现。当我们中华民族处于超低生育率和孩子不断减少的时候，危机不仅是我们中华民族何以复兴，连我们民族的生存延续都是问题！

    19世纪末，面对西方列强的侵夺，李鸿章感叹中国碰上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但那时中国生育文化还很强劲，生育率还很高，经得起打击，把列强赶出去之后还是顽强延续的中华民族。而当中华民族生育文化损毁和超低生育率到来的时候，才真正是中华民族五千年之未有的空前大危机！

四、中华如何面对未来

    随着低生育率的持续，随着计划生育恶果的显现，每一个中国人都将面对工作、生活、养老等各方面的人口危机。只要你是中国人，只要你生活在中国，你都不能逃脱它的影响。我们中华民族，如何面对并摆脱这场生死危机？

    拯救之一：促使人口政策和中国人口思想立即大转变

    人口决定命运，改变中国、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未来命运必须立即改变人口政策。人口政策不进行180度的大转弯，中华民族持续快速衰落的命运就不可避免。改变的越晚，改变的越慢，改变的力度越小，中华民族的损失就越大。超低的生育率犹如中华民族的主动脉大破裂，若不立即挽救，中华民族的机体将迅速衰败。希望党中央国务院拿出当年拿下“四人帮”立即停止“文革”的魄力，力挽狂澜，扶中华民族大厦之倾倒！

    思想决定政策，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必须首先改变中国人口思想，尤其领导决策层、人大代表和媒体工作者们的思想。在这场中华民族的生死危机面前，希望所有已经发现中华民族人口危机的每一位炎黄子孙，希望所有的中国爱国者，希望我们的广大媒体，请积极宣传新的人口思想。由于过去几十年全方位的反生育宣传教育，中国人口思想还处于“黑暗的中世纪”和“愚昧的封建时代”，所以在中国的人口思想面前，需要一场“文艺复兴”和“新文化运动”。人口是经济社会民族国家发展的基础，人口是发展的主体和发展成果的载体，人口观决定发展观，人口观是决定经济社会民族国家命运的世界观。改变命运，请爱国者们从改变我们每一位同胞的思想开始。

    拯救之二：人口再生产成本社会化、收益内部化

    **的所有税收，公民的所有个人所得，无不包含着人口再生产的贡献。人口再生产创造或维系了整个社会的一切，没有人口再生产，整个社会的一切都会失去。由于人口再生产是公共产品性质很强的活动，必须由国家支付其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否则就会因“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悲剧”导致人口再生产供给严重不足，整个民族、国家、经济、社会的未来都会陷入危机。为此，人口再生产要成本社会化，收益要内部化。

    无论是所得税、流转税还是财产税，均取自人口再生产的社会收益，所以**要从税收中抽出一定比例，用于反哺人口再生产。由于人口再生产绝大部分收益不可避免的社会化了，所以社会要支付人口再生产费用和机会成本的绝大部分。**作为社会的代表，应该支付大部分人口再生产费用，并补偿人口再生产的机会成本损失。也即是，国家出钱，人民出人；国家发工资，人民出力，共同支撑人口再生产。比如国家免费提供母婴医护或等额补助，发生孩子奖金，每年按孩子数量发放未成年人养育补贴，国家支付孩子的医疗教育费用，免费校餐，给生孩子而耽误工作的妈妈或亲人发工资，所得税设计要照顾生孩子家庭和支持员工生孩子的企业，等等。另外，由于人口再生产属于公共产品，不生孩子或少生孩子的人都可以“搭便车”，既然免费“搭”了“便车”，可以收取一定“人力资源投资费”或直接包含在个人所得税中（由于一般收入越高，“搭”的“便车”就越多，所以可以规定所得税中的一部分就是“人力资源投资费），对生一个孩子的减半，对生两个及以上的免收（相当于对个人所得税部分减免）。

    一般来说，女性受教育越高，生孩子的机会成本就越高，所以学历越高的女性生的孩子越少。但同时，学历越高的女性，其智商一般越高。对男性来说，其道理也是一样的。另外，一般学历与智商越高的人越容易获得更高的收入和获取更高的职位，也更容易进入更高生活成本的地区（如一线大城市），他们养孩子的费用因其收入、所在阶层、所在区位、精养孩子、攀比等因素而更高。结果，智商高的群体由于生孩子的费用和机会成本太高，他们生的孩子更少，尤其是对女性来说更是如此。这样一来，民族的人口质量和人口实力就不可避免的相对降低。为此，对生孩子的奖励与补助要体现实际公平原则：对养孩子费用和机会成本损失更高的人群进行更高的奖励与补助，这样才能保障民族人口质量和人口实力双双较快增长。同时，对一方或双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妻要进行更高一些的生育补助和奖励，因为国家过去的人口政策给他们的父母和他们带来了很大养老压力与政策伤害，多补助多奖励一些算是国家对公民伤害/损失的补偿，以体现历史纵向公平，也是抚平对国家过去政策的怨言。

    虽然人口再生产成本可以部分社会化，但至少一些（其实是大部分）机会成本损失就根本无法社会化，所以还难防“搭便车”。 拿养老来说，只有生孩子才能真正供给养老力量，其他养老方式只不过是对人口再生产“搭便车”。如储蓄养老，包括社会养老保险、商业养老保险和投资养老在内的一切养老方式所得的货币，只有未来的劳动者才能将老人手中的货币兑现成实际购买力，否则只能是一堆废纸。由于持续的超低生育率，未来劳动力严重匮乏不可避免，加上低生育率重老龄化之下**必然大力刺激经济发展（低利息率加通货膨胀），未来劳动力价格和劳务价格必然大幅虚涨，中国老人手中的货币必然大幅缩水。如“以房养老”，如果没有人生孩子，你的房子在未来一文不值。由于独生子女政策，2020年后的中国房价必然大跌，到时候不是房子养你而是你白白养房子几十年。再如投资养老或养老保险金投资，如果没有人生孩子，那些投资将全部打水漂，连那堆废纸也得不到。由于中国年轻人口的持续快速下滑和未来劳动力及总人口的持续快速减少，无论是生产创造的劳动供给还是消费力量必然大幅下滑，企业既缺乏劳动力又产能严重过剩，投资养老必将大幅缩水或投资损失巨大，很可能还不如最笨的储蓄养老。除自己养孩子养老外，其他一切养老方式都是“搭”养孩子养老的“便车”，所谓的现代养老方式都只不过是吃人口再生产的“大锅饭”。这时，就需要对人口再生产收益进行内部化，也即是改变养老政策等。

    现收现付的养老方式，纯粹是无偿占有过去和现在人口再生产的收益，必然严重打击人口再生产的积极性。基金式的养老方式，相当于储蓄养老与投资养老的混合物，还是无偿占有别人的人口再生产收益，亦伤害人口再生产。而中国社会统筹加个人账户的养老方式，是前两种养老方式的混合物，还是对人口再生产“搭便车”。这样的养老方式，无论从公平性上讲还是从人类的或民族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上来讲，都是个错误！社会统筹，也即是中国现在养老方式中的现收现付部分，就是国家无偿拿走现在劳动者的劳动成果或公民的人口再生产收益，然后发给现在的老人，以解决**的养老金缺口和现在养老金支付的资金来源。个人账户，也即个人养老基金部分，低生育率不仅造成它必然大幅缩水（现在生育率越低，未来缩水就越厉害），也同样是无偿占有公民人口再生产的未来收益。若没有人生孩子，个人账户在未来只是废纸一堆，还不如现在花了算了。未来它之所以没有完全变成废纸，是因为别人的人口再生产收益流失到这些老人手中的货币身上了。人口再生产收益是人民的劳动成果，人民的劳动成果神圣不可侵犯，社会或**没有资格把它拿来让大家一起分了。这种养老方式，即是不公平的也是错误的选择。它不仅侵犯人口再生产者的劳动收益，更是因“公共产品社会供给的悲剧”让未来经济、社会、民族、国家陷入持久的低生育率大危机之中，必然导致未来经济、社会、民族与国家的大衰落，甚至导致民族灭亡！“养儿（女）防老”是中华民族生育文化的核心，养孩子养老是中华民族延续的最根本激励机制，社会化的养老方式就是抽掉/拿走中华民族的“龙脉”，必然导致中华民族的大衰落甚至面临亡族危险！选择了这样的养老方式，即使不说是致中华民族于死地，也必然导致中华民族的人口根基大崩溃！同胞们，如果大家都想着没有孩子或少孩子的轻松和社会养老的无后顾之忧，不仅我们中华民族复兴是在空想，连我们自己后半辈子的“无后顾之忧”都是在做白日梦！我劝同胞们还是提早赶快醒醒吧！一个没有养孩子负担的民族，注定是一个要灭亡的民族；一个没有养孩子负担的国家，注定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国家。若同胞们再想没有养孩子负担而社会给养老，不但中华民族复兴要打个问号，连自己后半辈子的养老也都成问题！

    现在的养老模式，必须改变，必须将人口再生产的收益进行内部化，否则不仅这种养老方式很可能崩溃，连我们的未来发展和民族生存都要陷入大危机。首先，社会统筹部分取消，因为社会统筹也即现收现付无偿占有他人劳动收益，是不公平的，是错误的，也是不可持续发展的。其次，个人账户改革，个人账户部分用于支付劳动者父母（也可以包括父母的父母）的养老金（养孩子收益内部化），部分用于支付劳动者未来的养老金（用于激励缴纳积极性）。再从个人所得税中抽出一部分，根据老人的子女数量（也可以包括孙子女）和子女对社会的贡献（可以参考子女所得税纳税额等）支付给老人，子女越多贡献越大就支付越多。这样，养老金支付模式就变成个人账户加子女账户（也可以包括孙子女）并和子女所纳个人所得税（根据子女对社会贡献的不同再调整一下）与子女数量挂钩。而对没有生育孩子也没有领养孩子的老人，纳入社会救济范围，再从财产税中抽取一部分并根据过去贡献对其进行数量不同的补助（有利于调动他们现在的物质再生产积极性）。当然，所有公民还可以进行储蓄养老、投资养老、商业养老保险养老和以房养老等。如果生育率提高，这些养老方式的收益率也会提高或损失降低。如此以来，既不冲击民族生育文化，又体现了在人口再生产上收益获得上的公平性：既调动了人口再生产的积极性，又促进了物质再生产的持续发展；既有利于提高生育率，又有利于父母教育培养好自己的孩子（和孙子女）；既有利于提高未来老人的实际养老金所得和其他养老收益（如孩子照顾、天伦之乐），又降低了未来国家、社会、老人和子女的压力，并从根本上促进了未来经济、社会、民族和国家的持续发展，是最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最好最优的养老模式。从支付形式上看，其实这跟“个人账户加社会统筹”的模式没有多大差别，改变的的只是激励机制，也即“换药不换汤”。趁现在中国老龄化还不是非常严重，在老年人大规模抗议之前，养老制度要尽快改革，否则以后就不会有这样的“好机会”了。

    也许认为老人为社会做出了贡献，社会应该无偿给他们养老（也即现收现付的养老模式）。“社会”是谁？也就是别人以前生的孩子所变成的现在劳动者。若没有人口再生产，物质再生产贡献不具有任何延续性，根本无法向后使用。如货币，没有孩子就会变成废纸；如工厂，没有孩子就会变成废墟！在当今社会下，物质再生产的贡献已经被自己以个人可支配收入的直接形式和向国家纳税从而享受国家所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的间接方式消费掉了，没有剩余。所以，无偿的社会养老，也即现收现付模式，没有存在的科学理由。上文也已经分析，现收现付的养老模式既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可持续发展的，所以没有必要做任何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