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普利高津在原有理论基础上得出最小熵产生原理。这一原理和翁萨格“倒易关系”一起为近平衡态线性区热力学奠定了理论基础。这项成功促使他试图将这一原理延拓到远离平衡的非线性区。但是，经过多年努力，这种尝试以失败告终。 当他把系统在远离平衡与平衡态和近平衡态做了原则区分，重新考察系统在远离平衡态的情况。他的研究深入到远离平衡态的热力学，经过二十年的奋斗，终于建立起来耗散结构理论。按照耗散结构理论，一个远离平衡的开放系统，无论是力学的、物理的、化学的、生物学的，还是社会的、经济的系统，如果某系统不断地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在外界条件变化过渡到一定程度，系统内部某个参量变化过渡到一个临界值时，经过涨落系统可能发生突变，即非平衡相变。那么，该系统将会由原来的混乱无序状态转变为一种在时间上、空间上或功能上的有序状态。这样耗散结构理论就恰好弥补了热力学和进化论之间的鸿沟。1967年，普里戈金发表耗散结构理论研究成果:只有在非平衡系统中，在与外界有着物质与能量的交换的情况下，系统内各要素存在复杂的非线性相干效应时才可能产生自组织现象，并且把这种条件下生成的自组织有序态称之为耗散结构。产生耗散结构的系统必须是开放系统，必定同外界进行着物质与能量的交换，处于远离平衡的状态。
耗散结构理论和非平衡态热力学的研究，不仅是重要的科学成果的进展，而且还昭示了一种新的自组织的发展观。耗散结构理论的出现对现代科学有着革命性的意义，这不仅仅是因为它把对热力学的认识放到真实的普遍联系的自然之中，更重要的是，它从另一方面揭示了自然界本质的不对称，显而易见的事实为，自然秩序是普遍存在的，如果认为这些秩序必须产生于自然界的不平衡之中，那么，自然界只可能是在不平衡运动中存在的。十九世纪有两大科学理论同自然界的演化有关，一方面是达尔文揭示的在生物界中从无序到有序，从低级秩序到高级秩序发展的趋势；另一方面就是克劳修斯等揭示的物质世界从有序向无序的退化，热力学第二定律便是证明。这两个定律看起来是矛盾重重的，但对于一个统一的物理世界而言，显然不可能存在单独适用于生物系统或非生物系统的规律，自然规律是普遍有效的。这就意谓着两个演化规律有着某种必然联系，很可能可以统一到一个理论之中。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科学家们不断完善了已有的理论，更深刻地揭示了自然界有序和无序之间的统一性。在以往波尔兹曼对热力学问题的研究中，曾断言存在着某种形式的永恒。其实这种永恒就是有序和无序之间转化的普遍规律。根据能量守恒定律，一个系统从不平衡走向平衡，能量是不可能消失的，但这种能量是以怎样的形式存在的呢？系统又是怎样保持整体上的一种平衡状态呢？谨慎的观察可知，在达到平衡态的系统中，能量是在更为微观的物质不平衡运动中存在的，具体地说，微观的物质是在不断的周期组织与离散中存在的，不平衡不断在微观产生有序，不过这种序是不稳定的，它马上就会沦于无序，并释放内聚的能量重新在周围产生不平衡，而这种不平衡又会使混沌的物质重新产生有序，以此往复，能量便在这永恒的不平衡运动中存在下来，系统也就是在微观这种永恒的不平衡的运动中保持整体的平衡态的。 　
在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过程中，人们习惯于把生物等价于生命，今天这种观点随着系统论的发展变得荒诞起来，因为系统论的研究显示，生命是一种普遍的自然现象，它存在于组成宇宙的任何一个事物之中，不管是无序存在的混沌物质，还是有序存在的物质集合，它们都是有生命的，也都是在紧张地相互压迫与反抗中存在的，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反抗，反抗使一些物质不断组织起来一致对外，从而组成了一系列秩序存在的实体，同时，有限的反抗能力也使许多实体在周围物质的压迫中不断走向灭亡，能量就是对物质的这种紧张作用的一种生动的描述。 　
混沌的物质运动本身是不可观察的，我们只能通过对一系列有序实体从产生到灭亡的过程来理解生命的本质，因此，狭义上的生命仅仅是在反抗外在世界变化中秩序存在的实体。系统秩序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总是和它所反抗的外在世界的变化息息相关。首先是在系统产生的过程中，哪一个要素能够被优选出来成为统治者决定系统的性质取决于最初的生成状态，因为任意两个要素都是在竞争中存在的，在其中一个要素与周围众多要素的竞争中，个体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只有在它顺应了众多要素的发展意志以后，它才有可能成为统治者并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在每一个要素身上，从而出现系统的秩序。每一个系统都是在反抗外在世界变化中存在的，外在世界的力量是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因此，系统的存在与发展都是以顺应外在世界的变化并和整个世界融为一体为先决条件的。外在世界是在规律变化中存在的，系统也是在不断顺应这种变化中存在，然而系统性质却随着中心要素的相对稳定而基本不变，这使得系统适应环境变化有一定极限，一旦超过这个极限，系统就会随着中心要素的改变而成为另一种性质的系统，或者由于中心要素的不稳定而进入混沌状态。由于系统的发展过程是不对称的，因此，系统沦于混沌时所释放的能量并不会象热力学第二定律所指出的那样平均开来，相反，它的灭亡又会使另一个系统产生。从这种意义来看，有序都是以周围物质的无序为代价的，无序可以产生有序，有序也可以导致无序，关键在于物质空间能量的流动。
封闭没有发展，平衡也没有发展，这是耗散结构理论的基本结论。十九世纪的平衡态热力学已经告诉我们，一个孤立封闭的系统，只会自发地发生熵增，自发地走向崩溃瓦解。换言之，开放和非平衡是系统发展的必要前提。发展是通过涨落达到有序，自组织的机制就是通过涨落的有序，这是耗散结构理论的又一个重要结论。涨落也被称作起伏，通常被看作是噪声、干扰。从系统的存在状态上看，涨落是对系统的稳定的平均的状态的偏离；例如，人们的个子有高有低，也可以看作是对于平均身高的偏离。从系统的演化过程来看，涨落是系统同一发展演化过程之中的差异，也表现出发展成果中的不平衡。涨落普遍存在，只要是由大量子系统或要素组成的宏观系统，其中就必定存在着一定的涨落。在传统的思维中，涨落仅仅被看作某种不利于系统稳定存在的因素，只被看作干扰、破坏性因素，是人们不希望的、讨厌的东西。耗散结构理论的重要发现是，涨落可以是系统的创新之源，涨落也可以是系统发展的建设性因素。在一定的条件下，当一定的涨落得到系统整体的响应时，小的涨落就被放大成为引起系统整体进入新的有序态的巨涨落。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涨落就是燎原的火种。
　　发展并非一往直前，而是充满着分叉和选择。这也是耗散结构理论新发现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耗散结构理论开始向我们表明，复杂系统的从存在到生成、从混沌之中涌现有序，是不可逆的充满着不确定性的发展过程。我们置身于一个既非全然确定无疑的世界，也非置身于一个全然变化无常的世界，而是置身于一个决定论和非决定论在系统的发展中难分难解地联系在一起的世界。
这一规律对我们的社会系统也完全适用。当今社会存在许多不正之风，贪污腐败现象司空见惯，对我们的社会和谐产生了消极影响。普里高津告诉我们，只有开放才能吸收负熵流，抵消系统自生的正熵，减少总熵量。开放是形成耗散结构的首要条件，开放越大，系统与外界的物质、能量、信息交流越多，系统活力就越大。行政正是如此，在一个封闭的体系内必然出现“熵现象”，产生混乱和无序，滋生腐败和不正之风。政务公开就是行政管理开放的基本形式。

本书中强调西方科学因为把自然描述成一个自动机而造成的文化危机，这个自动机甚至不能给出过去与未来之间的任何内在差别。不过，这个危机正在从内部接近其解除。科学开始容纳它先前排除过的问题了。
在现象的层次上，描述耗散系统的方程中“对初始条件的敏感性”的发现开创了新的前景。由此看来，除了简单的吸引中心(如我们在本书第五章描述的那些)之外，还存在着一些所谓“混沌吸引中心”，它们隐含着系统的某种“随机行为”。偶然性与必然性之间的关系是本书的论题之一。利用“混沌动力学”，这个问题甚至变得更为关键。诸如睡眠时的脑电活动或者地质时间尺度上天气的表观随机变化等过程，现在似乎成为以某个混沌吸引中心为特征的方程的表达。这就证实了我们的主要断言之一：对我们以自身为尺度的世界的发现才刚刚开始，而且看来和宇观或微观尺度上对世界的探索同样地充满着令人惊奇的事情。
专门讨论对不可逆性及其与经典动力学所描述的决定论的可逆性之间的关系的微观解释
达尔文对立的思想：世界机器可能正在慢下来，不断损失着能量和组织性，但至少生物系统却正在加快起来，变得具有更多的、而不是更少的组织性。本书的重要意义并不只在于它利用原始的论据向牛顿模型挑战，而且在于它表明了虽然有许多局限性、但依然有效的牛顿体系的主张有可能被相容地放入一个现实世界的更大的画像中去。它断定，古老的“普适定律”并不普适，而仅适用于现实世界的局部区域。而且这些正好是科学最致力研究的区域。
当宇宙的某些部分可以像机器那样运转时，这些部分就是封闭的系统，而封闭系统至多只能组成物质宇宙的一个很小的部分。事实上，我们所感兴趣的绝大多数现象是开放的系统，它们和它们周围的环境交换着能量和物质(人们还会加上信息)。生物系统和社会系统肯定是开放系统，就是说，企图用机械论的方法去认识它们，是注定要失败的。现实世界的绝大部分不是有序的、稳定的和平衡的，而是充满变化、无序和过程的沸腾世界。根本不可能事先确定变化将在哪个方向上发生：系统究竟是分解到“混沌”状态呢，还是跃进到一个新的更加细分的“有序”或组织的高级阶段上去呢？这个高级阶段他们称作“耗散结构”
在牛顿及其追随者所构造的世界模型中，时间是一个后来添上去的概念。科学家把牛顿系统中的时间说成是“可逆的”。
第二定律随着系统能量被熵吸干，系统间的差别也就减少第二定律指向一个逐渐均匀的未来
达尔文宇宙随着其年龄的增长而组织得越来越“好”，随着时间的逝去，不断地向着更高水平发展。
时间的科学观点可以概括为矛盾之中的矛盾
不可逆过程是有序的源泉因此本书的题目叫做“从混沌到有序”。与随机性和开放性相连的过程导致更高级的组织，比如耗散结构。
三种不同的“时间之矢”--一种基于自“大爆炸”时起的宇宙的不断膨胀，一种基于熵，还有一种基于生物进化和历史演变。
从经典科学的黄金时代到今天的科学上的这个概念的变迁。本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讨论经典科学的胜利以及这个胜利所带来的文化上的后果。最初，科学受到了热情的恭维。随后，我们将叙述文化上的两极分化，它是经典科学的存在及其惊人的成功所带来的结果。这一成功是被当作成功(也许要限制其含义)来接受呢，还是一定要把科学方法本身当作偏见或错觉而加以拒绝呢？两种选择都导致同一结果--通常所说的“两种文化”即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抵触。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分裂的起点：
　　特殊和唯一对重复和普适，具体对抽象，永恒的运动对静止，内部对外部，质对量，受文明制约的对无时间限制的原则，作为人的一种永恒状态的精神奋斗与自我改造对和平、有序、最终谐和以及人类一切合理希望得到满足的可能性(及合意性)--这些就是形成对比的一些方面。
书的前两部分讨论了两种互相矛盾的物理宇宙观：经典动力学的静止观点和与熵联在一起的进化观点。我们再也不能避免这场交锋了。这就是本书第三部分的主题.时间(和不可逆性一样)是一种幻影

正是普利高津的研究，使得西方的知识分子不再对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抱任何幻想。

今天人们知道，生态系统可以干预，但是不能指望人为设计一个生态系统。同样地，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也只能干预，而不能设计。

马克思没有亚当斯密的洞见，在马克思看来，自发行为会导致混乱，而斯密却看到了其中的自组织。而他那个年代还没有自组织这个概念。

普利高津赞美老子的无为，而古典经济学中的自由放任，据说就是对无为的英语翻译。

都是假设而已，不能当真

呵呵，也许是另外一番景象吧，我这些天一直在读有关知识，在直觉上，我能够感到这对社会科学也是很适宜的，而且，证明的大框架已经构思完毕，在思考的过程中，发现耗散结构理论似乎还是不很完美，似乎有序结构的产生并不仅仅是普利高津提出的那些观点，还有一点很重要的东西被他忽略了，那就是在近平衡态，同样会产生有序，但是这种有序有另外一个条件约束，这些将来我会给出证明的。
从我的整个研究理论看，耗散结构无疑是适宜整个社会科学的，精密的证明只能等到全部理论发布出来后，就可以一眼看出来是多么的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