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述波兰尼的当代意义| 马克思的国家理论何以重要

       作者简介：张潇爽，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内容提要：2010年代最终成了一个转折点，在世界性的普遍不安中，以“自由化、市场化、民主化”为特征的全球化走向其反面。近几年，敏感的社会科学家开始重新关注卡尔·波兰尼。本文认为，波兰尼问题之所以具有持久性价值，是因为波兰尼所揭示出的“资本”脱嵌于社会带来的世界政治经济结构的深刻转变并未得到真实的注解，而当代所有的政治经济议程都绕不过这一巨变。1940年代知识界所预言的“大转型”并未实现，世界再次回到“钟摆实验”，并伴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卷土重来而再一次走向失败，这表明必须在更广阔的意义上重述揭示出一个“资本利维坦”的波兰尼的当代价值。本文对现有的“政府—市场”或“国家—社会”的二维分析提出了质疑，主张引入“国家权力—资本权力—社会权利”三维结构的国家理论，以解释第三波民主化何以失败、人民民主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何以重要。

　　关 键 词：“脱嵌”/“双重运动”/资本权力/国家理论　

       正如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所言，活动于20世纪上半叶的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的“主要论点与关怀，与1999年在西雅图及2000年在布拉格上街游行示威的反对者一致”①，至今仍未过时。然而，时间行至2010年代，在全球格局动荡与日益增长的普遍不安中，敏感的政治学者们愈发表现出对波兰尼更多的兴趣，尤其是身处巨变之中的中国的研究者。　

一、波兰尼及其解释者

       波兰尼于1944年出版《大转型》一书，意在重现欧洲文明百年变迁的复杂线索。波兰尼以历史主义、实在主义的温和视角阐述“脱嵌”和“双重运动”，有力地驳斥了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演绎。波兰尼的主要论点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在19世纪之前的前资本主义阶段，市场、经济只是社会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们是“嵌入”(embedded)在整体社会关系之中的，“直到中世纪结束之时，市场不曾在经济体系中扮演过重要角色”②。换言之，波兰尼通过对经济史的追溯认为，经济并非是天然自足的，而是从属于政治、宗教与社会关系。由此，波兰尼从起点上质疑了自亚当·斯密所说的“无形的手”开始、经由无数经济自由主义者所建构出的流行理论：即所谓经济是一个由相互连锁的市场组成的体系，这个体系能通过价格机制自动调节供给和需求；经济是一个自足的、独立的系统，经济与社会是两个不相干的领域，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经济能够凌驾于社会之上。

　　第二，在19世纪以后的古典资本主义时期，机器大生产和自由经济的观念建构导致一个自发调节的市场体系的产生，伴随这一浪潮，土地、劳动力和货币被要求变成商品，市场不但开始主导人们的经济生活，也逐渐主导了人们的政治、宗教和社会生活，导致“脱嵌”(disembedded)及市场社会的形成。从斯密到哈耶克，再到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已经习惯于用大量的篇幅从学理上反复论证自发市场秩序，并在表面上令人信服。然而，波兰尼揭示了，在真实的历史进程中，“脱嵌”过程并非自发产生，“自由放任绝不是自然产生的；若仅凭事物自然发展，自由市场永远不会形成”③；另一方面，干预行动在领域上的广泛、在速度上的迅捷、在意识形态背景上的多元性等特征，足以表明它们完全是自发产生的。

　　第三，西方社会由此开始经历长达百年的“双重运动”(double movement)：一边是市场的扩张，另一边则是社会上的各种力量起而保护社会免于市场侵害的“反向运动”。市场经济要求把劳动力、土地和货币“虚拟化”为商品；反向运动则反对这三个方面的商品虚拟化，于是这些反对措施表现为对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的“干预主义”④。

　　尽管被认为抱有浓厚的怀古主义及“虚假乐观主义”⑤倾向，但波兰尼的分析揭示出“19世纪的先天缺陷不在于它是工业性的，而在于它是一个市场社会”⑥，引发20世纪上半叶灾难的“根源在于经济自由主义建立一个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的乌托邦式的努力”⑦。从1880年到1930年的半个世纪，市场对社会的压力不断加大，社会的反向抵制导致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迫使美国采取“罗斯福新政”，并触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于是一个建立在乌托邦设想上的自律性市场的发展被社会的应激性的自我保护和战争所遏止。

       进入21世纪以来，波兰尼一再被重提，斯蒂格利茨等人对《大转型》高度赞誉，认为“有些书是挥之不去”的。2010年前后，加雷斯·戴尔(Gareth Dale)等人撰写的系统评述波兰尼思想的著作和波兰尼的传记陆续出版⑧，卡尔·波兰尼政治经济研究所(Karl Polanyi Institute of Political Economy)则定期举办卡尔·波兰尼全球经济研讨会，回应当下问题。当然，批评之声也不绝于耳。

　　就中国而言，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理论界经历了1980年代后期以来的新自由主义的“冲击”，2010年前后则迎来了一波“波兰尼热”。

　　不得不说，直到今天，对波兰尼的分析与理解多数仍然流于表面化、脸谱化及二元割裂。所谓表面化，是指这种分析习惯于抛开波兰尼所处的时代及其所致力于回应的时代命题，仅就文字的片段和当代的语境去解读波兰尼，泛泛而谈其价值和意义，其中最典型的做法就是，将“大转型”视作“市场社会造成的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等领域间关系错位的局面”⑨并引申开去，而罔视波兰尼1940年代在反思经济自由主义及其引发的“反向运动”的语境下论及“大转型”的深意。所谓脸谱化，则是指这种分析在表面化理解的基础上，往往又粗疏地为其贴上“反自律性市场”的片面标识，如以下观点：“对市场经济弊端和当代自由主义市场崇拜理论，除马克思主义外还有这样几种有代表性的批评：市场失灵论、市场缺陷论与波兰尼的市场乌托邦批判理论。”⑩因此，将波兰尼化约为“批判市场乌托邦”、“主张干预”而加以赞扬或驳斥的观点屡见不鲜。进而，所谓二元割裂，即指要么用经济自由主义的立论批判波兰尼的分析，要么以“批判市场乌托邦”、“主张干预”来反对经济自由主义，谈及中国，就流于要么赞扬波兰尼以支持中国进行的实践，要么批评波兰尼以指责中国陷入了误区。

　　实际上，波兰尼的问题及其回答值得从更宏大的意义上加以重述。波兰尼的价值在于，他不仅反对所谓的“市场乌托邦”，也同样对社会的反向运动抱以充分的忧虑。他所追求的“嵌入”，更多是对资本权力的驯服以及对复杂社会中政治经济秩序方案的重新探索。他通过长时段的追述、多重事件的厘清，只为展示一个事实，那就是——19世纪以来，“资本权力”脱嵌于社会，深刻地改变了既有的政治经济结构，引起了社会的适应不良以及保护性反扑，导致资本主义世界外部秩序崩溃，从而招致了20世纪上半个时期的灾难。而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一再否认这一切。19世纪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雄辩地指出“资本是一种社会权力”，因其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分析鞭辟入里，从而成为资本主义最深刻的批判者。而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硝烟的波兰尼则接续了马克思的思考，以对史实的厚描述、更沉痛的反思，清晰勾勒出一个早已凌驾于市民社会之上的“资本利维坦”的庞大轮廓，以及社会因对抗资本的侵蚀而拥抱法西斯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基本事实。这一基本事实决定了20世纪的走向，对于这一基本事实的回应则是21世纪种种政治经济问题的起源。

       可惜的是，在其捍卫者的辩护之下，“市场”脱嵌于社会所带来的世界政治经济结构的深刻转变时至今日也未得到真实的注解。人们仍然在关于“市场先生还是政府先生”的喋喋不休的争辩中陷于迷茫，市场化与自由、民主也愈发牢固地捆绑在一起，全然忽略了这原本是一场博弈。归根结底，波兰尼所具有的“持久性价值”(11)并不在于波兰尼本身，亦不在于其意欲构建的理论，而在于他对自己所处时代的深刻反思及其意欲回答的问题。

二、20世纪的时代命题与观念样本

(一)历史的语境

　　在《历史研究》中，汤因比曾谈道：“人类在历史发展中常常要面临来自人或自然的一系列重大挑战，在这些重大挑战交汇的关节点上，人类社会存在多种可能的走向。”(12)每一时代都会有其自身的社会冲突、经济问题、政治动荡，包括战争和文化变迁，但波兰尼所处的20世纪上半叶必定会被列为有史以来最为残酷惨烈和混乱迷惘的时代之一。

　　波兰尼的《大转型》一书问世于1944年。回望1914年至1944年这一时期，因西方国家在全世界进行扩张的过程中导致的国内外矛盾激化和政治经济利益纠葛，欧洲乃至世界经历了最为动荡不安的30年。毫无疑问，1940年代的人们是站在了“重大挑战交汇的关节点上”。而这一关节点必然涉及三个亟待讨论的议程：其一，两次世界大战因何而起？其二，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的困境和社会主义的兴起？其三，新政治经济秩序何以重建？彼时每一位大时代的观察者所孜孜以求的无非是对上述问题的更好解答。那么，究竟该如何解答这些问题？理论学说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理论的建构者则是在既有的知识脉络和讨论语境中进行反思、总结与知识再生产。正如波兰尼所说，“我们必须回到李嘉图时期的英格兰”(13)，1940年代的知识精英所处的语境首先是大厦将倾的古典自由主义。

       可以说，古典自由主义是和近代资本主义相伴而生的意识形态。回溯到霍布斯(Thomas Hobbes)那里，主权还是高于财产权的，到英国的《1832年改革法案》(Reform Act 1832)获得通过时，新兴实业界得以跻身国家统治精英行列，曼彻斯特学派的学说流传开来，古典经济学建构起“独立于政治和社会的自由市场的世界”。正如约翰·格雷(John Gray)指出的：“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19世纪的欧洲尤其是19世纪的英国具体体现了一个自由主义文明的历史范式。”(14)在古典自由主义范式之上，作为工业文明领头羊的英国开创性地设计了自由主义国家、金本位制度和世界贸易体系，为西方世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然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非自由主义因素势不可挡地生长、社会主义思潮引来最多关注的一段时期。到了20世纪30年代，很少有舆论界的领袖不把自己视为“旧的”自由主义的批评者或反对者。作为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学者，凯恩斯撰写了《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一书来呼吁一场变革，他几乎反对了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全部假设。

　　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战争使各国国家活动的范围和强度进一步全面加强。英国战时社会主义性质的指令经济取得相当的成功，这一经验直接导致了实施混合管制经济的贝弗里奇计划(Beveridge Plan)(15)的产生；美国的大萧条和战争则促生了罗斯福新政，以救济(Relief)、复兴(Recovery)和改革(Reform)开启了国家干预经济的潮流；在欧洲，东欧和中欧倒向苏联而步入社会主义。(16)

       由此，作为关键节点的1940年代经历了萧条的灾难性起伏、通货的巨大波动、历史性国家的轰然倒塌和共产主义苏联的崛起，在两次世界大战的炮火中已经千疮百孔的欧洲，主张社会主义和中央计划经济应当取代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是当时许多思想家的坚定信念。计划经济构成了知识分子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憧憬。同时，资本主义也开始自我救赎。不少学者在反思之余，致力于修正古典自由主义，试图为资本主义找寻新路。战争有形的硝烟消逝，无形的思想角力拉开序幕。

(二)思想的角力

　  如上，在古典自由主义走向衰败、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邪恶力量”在欧洲兴起、以平等为诉求的大众民主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发展、资本主义面临全面危机的1940年代，时代的智识者开始建构其学说、回答其义不容辞必须回答的问题，从而试图为人类社会选择更好的可能走向。1942年，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出版了其生前最后一本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他近乎“悲哀地”断言，资本主义将在自我毁灭的过程中被社会主义取代，他赞赏自由竞争创造的繁荣，却也认同社会主义的“不可避免”，他说人类将“大步进入社会主义”(17)。1944年，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和波兰尼的《大转型》先后出版，两位观察者以针锋相对的方式，分别指向两条不同的道路。

　　哈耶克始终坚持“在社会演进中，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避免的，使其成为不可避免的，是思想”(18)。在这一点上，凯恩斯终于与他达成了一致：“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不论正确与否，都要比人们通常所理解的力量大。”(19)站在今天回顾历史，波兰尼及其同时代的哈耶克和熊彼特，三位同样出生于一战前的奥匈帝国、走过维也纳时期的思想者，在反思和重建的背景下隔空对话，于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旋律之外，对时代走向作出了迥异的研判，并在不同路径上产生着深远影响。同样，从研究者的角度而言，只有回到这种脉络之中，才能看清思想的演变和历史的选择，也得以还原时代的症结，发现观念与制度的真相。

　　波兰尼还原了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的复杂历史脉络，找寻构建19世纪和20世纪世界政治和经济体系的机制。他认为，势力均衡体系、国际金本位制、造就空前福利的自我调节的市场和自由主义国家构成了19世纪欧洲文明的基本轮廓。但是，到19世纪末，德国为加强其地位而与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结盟，英国于是开始寻找其盟国，两大势均力敌的敌对阵营形成，欧洲的均势就此被打破，随着殖民地的争夺和海外市场的竞争，作为欧洲经济机制的国际金融再也无法阻止战争的发生。

　　一战后第一个十年，重建战前体系的努力归于彻头彻尾的失败——英美先后放弃了“金本位”制度，通胀的压力和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最终带来了国际经济体系的土崩瓦解，导致了1930年代真正的转变的发生，最终导致了推动巨变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波兰尼提出了其最广为人知的核心观点：“引发灾变发生的根本性源头在于经济自由主义建立自我调节市场体系的乌托邦式的努力。这种理论要赋予自我调节市场体系以几乎神秘的力量。”(20)自发市场的神话是一个“撒旦的磨坊”，是它把人民碾成了乌合之众。“市场与有组织的社会生活的基本要求之间的冲突为19世纪提供了动力机制，并产生了最终摧毁那个社会的典型的紧张和压力。外在的战争只是加速了它的毁灭。”(21)

　　对于政治经济秩序的重建，波兰尼是乐观的，可能是因为1940年代的舆论走向站在他这一边，没有人再去鼓吹一个自由放任的市场；也可能是因为种种迹象表明，大萧条和二战使得市场原教旨主义名誉扫地，社会主义也证实了其优越性和可行性；更可能是因为波兰尼低估了夺取资本利维坦的权力的难度。

　　1940年代的喧嚣以及批判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声势确实使波兰尼陷入“虚假的乐观主义”，低估了资本主义的生命力；波兰尼预言的大转型甚至都未能成功，因为冷战拉开序幕，转向自由新社会的巨变戛然而止，自由主义的神话却并没有终结，危险的实验在继续。然而，当我们回到真实的历史语境中去梳理其理论，显而易见，波兰尼的批判是有力的，被掩蔽在各种错误理解中的波兰尼问题的深刻性也毋庸置疑。一方面，他走出人类最惨烈的时代的废墟，追溯了资本权力的历史性存在，指出20世纪大坍塌的始作俑者正是19世纪以来“脱嵌”于社会并凌驾于其上的“资本权力”。在市场社会中，国家被要求退场。国家所扮演的角色被弱化为一个“守夜人”、一个“资产阶级的管理委员会”，成为保证经济利益安全、竞争秩序和市场分配的工具。世界政治表现为无政府状态下主权国家在经济纽带上的彼此竞争和弱肉强食，一旦失去均衡，便是一场丛林战争。从这一意义上，波兰尼的批评具有历史性和现实性。资本权力宰制国家与个人，世界本质上成为竞争的市场，这是人类至今仍需面对的基本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