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对西方经济思潮新动向的分析和评论
    在当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中，西方经济思潮出现了上述若干新动向。这些新动向对西方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演进有可能产生重要影响，值得密切注意和认真研究。
    1.关于对资本主义的反思和对“新资本主义”的构想。西方经济思潮的这一新动向表明，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多数人对现存资本主义普遍不满。学界和媒体对现存资本主义的批评重点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贪婪、贫富悬殊以及金融资本主义，政界对现存资本主义的批评重点则是金融资本主义。西方学界和政界对资本主义的反思有共同之处，这就是都没有触及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及由此决定的资本主义分配制度。这种对资本主义的反思都不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同样，西方学界和政界构想的用来取代现存资本主义的“新资本主义”，并不是真的与现存资本主义对立的新的社会制度，而只是“紧缩银根”、“加强监管”、“减少投机”、“**更多干预”的资本主义，只是口头许诺“让那些无法充分享受市场经济益处的人群生活得到改善”的资本主义，是添加了“道德”、“温情”、“有善心”、“有人性”之类伦理色彩或感情色彩的资本主义，充其量是经过改良的资本主义。与学界和政界对资本主义的反思和对“新资本主义”的构想不同，民众对资本主义的反思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民众设想的新经济制度是没有剥削的经济制度。大多数民众认为，在新经济制度取代现存资本主义之前，大企业私人所有制不应再继续下去，而应归国家所有，或由国家控制多数股份；社会财富分配不公也不应再继续下去，而应由**均分财富。
    西方学界和政界对资本主义的反思在一定意义上是对金融资本主义的反思。他们所说的金融资本主义指的是使经济金融化的资本主义。美国学者洛仁•戈尔德纳说，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美国虚拟资本爆炸性增长，迫使日本、德国也采取金融化模式，“这给世界实体经济造成损害，也给世界劳动人民带来灾难”（《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6期）。一些学者把这种金融资本主义叫做“寄生的金融资本主义”或“失去控制的赌博资本主义”。法国著名理论家阿兰•巴迪乌抨击金融资本主义的文章说：与实体经济（物质资料的生产）对应的是非实体经济（金融投机活动），“由于金融活动的参与者变得毫无责任感、丧失理性、嗜血成性，这种经济模式已成为‘万恶之源’。金融资本仅仅为利益负责，它们的‘理性’是以收益来衡量的。它们是掠食者，而且必须是掠食者”（法国《世界报》2008年10月17日）。
    西方学界和政界对资本主义的反思和对“新资本主义”的构想，实质是对资本主义模式之争。有两类资本主义模式：一类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另一类为数甚多，可以统称为“非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是英美模式，主要是美国模式。非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包括“莱茵模式”、“法国模式”、“欧洲大陆模式”、“北欧模式”、“瑞典模式”、“亚洲模式”、“日本模式”等各类模式。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是新自由主义主导的资本主义模式，非盎格鲁一撒克逊模式中的部分模式，例如莱茵模式和瑞典模式，是社会民主主义主导的资本主义模式。在当前这场争论中，反对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特别是反对美国模式的思潮成为主流；崇拜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特别是崇拜美国模式的思潮退居下风。尽管如此，英美政要仍在为英美模式苟延残喘而进行挣扎。美国《纽约时报》2009年3月29日发表题为《盎格鲁—撒克逊式资本主义受到考验》一文透露：“布朗制订了一项计划。他在G20峰会上的目标是启动改革措施，最终以比较规范的形式把盎格鲁—撒克逊式自由市场经济体系的模式保留下来。这根纽带曾把罗斯福和丘吉尔联系在一起，如今又把奥巴马和布朗联系在一起。”
    有少数西方学者在反思资本主义时主张资本主义应吸取社会主义的优点。例如，英国财政研究所研究员克劳斯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表示，西方决策者们或许应当考虑从一贯遭排斥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吸取一些优点，来跳出资本主义发展的怪圈。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经济学教授尼尔森说：过去瑞典、丹麦、挪威、芬兰等国在设计本国经济模式时，借鉴了社会主义的因素。现在人们在讨论欧洲温情资本主义模式时，也应该将目光投向独具特色的中国模式去寻找答案。德国柏林社会研究所教授海克霍夫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表示，她最看好中国模式，甚至认为中国模式会被欧洲所借鉴。
    2.关于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和对新国家干预主义的构想。西方经济学的历史，从一个侧面看，是一部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论争的历史。除了历史上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重商主义的论争之外，从上世纪30年代以来，现代西方经济学界出现了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的三次重大论争：第一次是30年代凯恩斯经济学与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之争，第二次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之争，第三次是当前新国家干预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争。这三次论争都是在特定形式的资本主义危机背景下进行的。第一次论争的背景是30年代大萧条，第二次论争的背景是70年代的滞胀，第三次论争的背景是新世纪第一次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凯恩斯经济学是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产物，“撒切尔主义”、“里根经济学”和“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70年代滞胀的产物，西方学者的新国家干预主义和“奥巴马经济学”等则是新世纪第一次严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产物。
    西方在当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中批判新自由主义具有积极意义。一方面，这一批判有助于西方学界、政界以至商界认识新自由主义与当前危机的关系，破除对新自由主义的迷信，重新思考和处理**调节和市场调节的关系。西方学者罗伯特•布伦纳说：“（西方国家）**现在为了拯救经济除了回到凯恩斯主义或国家主义已别无他法。毕竟，自由市场已经表明它完全无法阻止或解决经济崩溃，更别提维持稳定和增长了。这就是为什么那些世界政治精英们昨天还在为放松金融市场管制而额手相庆，现在却摇身一变都成为凯恩斯主义者了”（《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5期）。另一方面，这一批判有助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反思和警惕模仿新自由主义的美国模式的危险。一位美国学者忠告那些模仿美国市场自由化的**和机构，说：“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其**和机构都在仿效美国的市场自由化，而他们并不清楚美国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真实面目是市场的致命病毒”（《亚洲时报》2008年9月23日）。
    摒弃新自由主义，实行新的国家干预主义，这是西方当前的最强音。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说：“如今思想周期已如此坚决地摆向与里根—撒切尔时代的右翼思想相反的方向”（英国《金融时报》网站2008年10月8日）。很多学者和政要认识到，国家干预不是没有风险，不是没有代价，但是不干预的风险更大，代价更重。美国经济学家和**经济官员布兰查德说：“做或者不做都有风险，不采取措施风险更大。”原来有新自由主义倾向的西方政要例如英国首相布朗现在也说：“不行动的代价要远远超出采取行动的代价。”在目前，“奥巴马经济学”明显倾向于新国家干预主义。但是，奥巴马本人在一次谈话中说，他要接受“罗斯福经济学”和“里根经济学”中一切有用的东西。这表明，奥巴马并没有真正划清国家干预主义的“罗斯福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的“里根经济学”的界限。这就让有的西方学者担心，一旦危机过去，新自由主义还有可能重新回来。马丁•沃尔夫表示，“过不了多久，人们就将听到美国官员一本正经地宣讲自由的市场的美德了”（《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6期）。克里斯•哈曼也说，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是短暂的。几个月过后，当银行不再崩溃，利润不再下降时，辩护士们将再次讨论资本主义的奇迹和危机的不可能性一直到危机再次来临。还有的学者认为，“思想周期”就是从干预到自由、再从自由到干预的“循环往复”。
    从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论争史看，西方学者说的这种“思想周期”现象是存在的。但是，应当看到，论争的历史不像有的学者所说是“干预—自由—干预”或“自由—干预—自由”的简单“循环往复”，而是每次论争都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由此决定的特定内容——特定理论内容和特定政策内容。还应当看到，虽然不排除少数西方学者和**官员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是短暂的，但是，在可以预见的今后一个历史阶段内，新国家干预主义会占据上风，并成为主流。
    3.关于对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和政策体系的反思和对“市场和**平衡”的经济体系和政策体系的构想。二战后的20多年中，资本主义世界建立了**调节市场经济的政策体系：对重要企业或行业通过赎买或股份制形式实行国有化，在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两个层面实行一系列**调节政策，建立或加强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发挥工会组织在调节劳资关系中的积极作用，等等。但是，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以及后来的“华盛顿共识”摧毁了二战后建立的**调节市场经济的系列政策，代之以新自由主义的系列政策：实行私有化；解除在微观经济层面的**调节政策，减弱在宏观经济层面的**调节政策；削减社会福利支出，削弱社会保障制度；打击工会组织；等。其中，私有化不仅是对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而且如德国学者于尔根•哈贝马斯所说：在美国，“养老和医疗、公共交通、能源供应、判决的执行、军事安全以及学校和高等教育都被私有化了”。
    新自由主义攻击的“大**”，不能误读成“规模庞大的**”，而是指履行对市场进行必要干预职能的**。新自由主义主张的“小**”，不能误读成精简机构和精简成员的**，而是指解除对市场进行必要干预职能的**。西方学者现在提出的“大**的回归”，也就是指履行对市场进行必要干预职能的**的回归。因此，问题不是**和市场孰大孰小的问题，而是市场调节和**调节相协调和相平衡的问题。
    我国有的学者误读西方经济学，以为只要是市场配置资源，就必定有效率。他们似乎不大了解西方经济学中的“格林沃尔德—斯蒂格利茨非分散化定理”，这一定理讨论的是市场、**、效率三者的关系。与断言市场自然有效率的观点不同，这一定理的核心内容是，**几乎都有可能改进市场的资源配置。反之，如果没有**干预，市场就不可能实现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有的学者不仅是不大了解“格林沃尔德—斯蒂格利茨非分散化定理”，似乎连萨缪尔森《经济学》有关市场和效率的论述也没有完全读懂。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在一系列严格假设下推导出市场配置资源有效率的结论的，国内有的主流经济学家却把它变成为无条件的结论——只要市场配置资源，就必定有效率。这是一个严重误导。萨缪尔森在论证了市场和效率关系之后，说了一句重要的话：这样的效率只有完全竞争经济中才能实现，然而完全竞争经济从来就不存在。这无异于说，这种理论上的效率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从来就不存在。萨缪尔森本人似乎知道中国有人误读和误解他的《经济学》，因而感到有必要给提个醒。他在其《经济学》第16版中译本出版之际，颇不平常地写了一封致中国读者的信，批评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哈耶克和弗里德曼，指出他们不注意市场失灵。萨缪尔森信中提到“各种‘市场失灵’：垄断，寡头，经济周期波动，股市崩溃、投机泡沫、金融危机，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公，等等。”其中，“垄断，寡头”说的是微观经济无效率；“经济周期波动、股市崩溃、投机泡沫、金融危机”说的是宏观经济不稳定，特别是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公”说的是社会不公平。由此推知，要想解决微观经济无效率、宏观经济不稳定、社会不公平这三大问题，就必须进行**干预，实行增进效率、保持稳定、促进公平的三大系列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中，当西方广泛批判“撒切尔主义”、“里根经济学”等形式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时，我国竟然有人逆流而上，发表为“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辩护的文章，声称“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有积极意义和现实意义，不能否定，否则就是否定我国的改革开放。在今天，在我们这里，居然会有人如此公然扛起这面在西方都已“千疮百孔”、“它的旗杆也近乎被折断”的新自由主义破旗，实在令人惊讶。
    4.关于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反思和对全球经济新秩序的构想。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还没有全球化这一用语，然而他们当时就敏锐地观察到并在《共产党宣言》中准确而深刻地论述了当时的全球化：“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马克思、恩格斯用“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这三个“从属于”揭示了当时的全球化的实质。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对我们正确认识今天的全球化极具现实意义。加拿大巴尼奇教授说：“马克思远远领先于其所处的时代，预测了近几十年来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他精准地预见到引发今天全球经济危机的一些致命因素”，“并预见到资本主义的发展会不可避免地‘为深广的危机铺平道路’”（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2009年5～6月号）。前述“资本主义制度的最积极的倡导者”约翰•米克尔斯威特、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也承认，马克思是全球化的先知，他关于全球化的观点现在仍然惊人地适用。他的话在今天仍像150年前一样犀利。
    在当前这场危机中，西方一些学者对经济全球化的认识有了明显的深化。首先，一些学者不再像过去那样宣称“经济全球化是指各种生产要素或资源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以实现生产要素或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最优配置”，而是认识到当前的经济全球化是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是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是按照“华盛顿共识”的“**角色最小化”、“私有化”、“自由化”的要求所推行的全球化。其次，他们认识到，这种经济全球化给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带来了危害，在当前，这种经济全球化将西方国家的经济灾难迅速全球化，将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迅速全球化。而且，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危机中还企图将自己的损失全球化，也就是灾难制造者企图让灾难受害者买单，承受损失。德国媒体的一篇文章说：“美国负债过多，以至于单靠自身无法挽救市场。处方：让损失全球化。”（德国《星期五》周刊网络版2008年10月3日）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2008年10月14日《亚洲重新觉醒的怨恨》一文也说：美欧救助，亚洲买单，处于债权国地位的亚洲国家面临的选择是：“要么购买更多债券，要么坐视美元进一步贬值，使目前持有的债券价值缩水并进一步危害出口”。最后，这些学者还不同程度地认识到，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已经动摇，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正在走向终结，西方国家已经再也不能像过去两个多世纪那样为所欲为地称霸世界。一位日本学者尖锐地指出：“全球化资本主义将成为给人类社会带来各种负面效应的主要罪犯”（《环球时报》2010年1月20日）。一位美国学者更尖锐地指出：当前的经济全球化实质是“经济新帝国主义”：一方面，在推进全球化的进程中，美国一直要求其他国家对美国开放资产，而它自己却疯狂地反对向外资开放美国资产；另一方面，全球化本身就存在着矛盾：资本能够跨越国界，而劳动力却不能自由流动。这位学者说把这种全球化叫做“一边倒的全球化”，本质“只不过是经济新帝国主义”（《亚洲时报》2008年9月23日）。
    在建立全球经济新秩序问题上，特别是在建立全球货币金融新秩序问题上，以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一些西方经济学家能丢掉美国式偏见，注意到发展中国家利益，批评以美元为基础的储备体系不稳定、不平等，指出发展中国家持有美元外汇储备是对美国的颠倒的外援和净转移，力主建立新的货币储备体系取代美元储备体系，并为实现这一目标而进行不懈的努力。应当说，这样的西方经济学家虽为数不多，但值得称许。
    但是，斯蒂格利茨以及在他之前就发表见解的法国经济学家乔治，都主张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时实施1944年的“凯恩斯计划”。他们觉察到“凯恩斯计划”有抑制美元霸权的作用，而没有注意有企图挽救英镑霸权地位的作用。乔治认为现在的关贸总协定不如“凯恩斯计划”中的国际清算同盟，现在的世贸组织不如“凯恩斯计划”中的国际贸易组织。这表明，她认识到美国霸权现在在国际经济组织中已无所不在。然而，乔治设想把国际经济新秩序置于“凯恩斯计划”基础之上，显然有所偏颇。今天要建立全球经济新秩序，可以借鉴国际金融史和世界经济史上包括“凯恩斯计划”在内的一切有用的思想、主张、方案和计划，但不能把“凯恩斯计划”当作全球经济新秩序的基础。
    目前，要求改革国际经济旧秩序的呼声集中在改革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上。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迫切要求进行这一改革，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也不同程度地赞成这一改革；但是，另一方面，美国至今仍以国际金融霸主自居，坚决反对这一改革，千方百计地维护它已经严重动摇的金融霸权。今后，能否较快地以全球经济新秩序取代国际经济旧秩序，在很大程度上首先取决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的进展。而这一改革的进展，又首先取决于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团结，以及与那些不同程度地赞成这一改革的发达国家相互合作和共同努力。
    今后，随着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的进展，国际生产体系的改革和国际贸易体系的改革都会逐步提上国际议事日程。人们期待着改革后的经济全球化是没有帝国霸权的、平等互利的、尊重并符合各国利益的经济全球化。
    曾经沦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重灾区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当前危机中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保持高度警惕，要求代之以全球多极化。拉美社从墨西哥城发出的一条报道反映了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呼声，该报道说：“无论从何种角度解释，市场经济理论在当前都已经处于下风。……南方国家之间要加强和深化相互间的合作，……还应提出并实行符合南方国家利益的摆脱危机的政策，这一政策必须脱离新自由主义模式以及为这一模式服务的国际机构。”该报道还说：“南方国家应当懂得维护自己的利益，学会从自身角度来分析危机，并实行摆脱新自由主义模式的政策，创建一个多极化模式”（拉美社墨西哥城2008年10月29日电）。
    5.关于对西方经济学的质疑和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再认识。西方报刊关于马克思重新受到西方青睐的系列报道和文章表明，一方面，在当前的危机中，西方国家很多人对资本主义制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深感失望和怀疑；另一方面，在当前的危机中，西方国家很多人对马克思及其著作重新发生兴趣，他们在从马克思那里寻找关于危机的正确答案和科学说明。
    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突然爆发，“就好像突然之间整个世界天翻地覆一般”（英国《金融时报》2008年12月3日）。这时，建立在西方经济学假设和理论基础上的一些“知识大厦”和“理智大厦”，也相继轰然倒塌。例如，美联储汇聚数学家和金融专家“最敏锐的洞察力”、依托计算机和通信技术的进步、历经几十年构建的巨大风险管理和定价体系，在格林斯潘心目中曾是一座宏伟的坚实的“知识大厦”。但是，格林斯潘在2009年10月回顾并哀叹说：“整座知识大厦去年夏天倒塌了。”又例如，芝加哥大学长期以来是美国新自由主义的大本营，芝加哥学派的经济理论体系被认为是一座“理智大厦”。但是，在危机中，美国经济学家布雷福德•德朗宣告：芝加哥学派的“理智大厦倒塌”了。德朗关于芝加哥学派“理智大厦倒塌”的说法，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的赞赏。
    这场危机本身是对西方经济学最尖锐、最有力、最深刻的批判。与逻辑的检验和批判有别，实践的检验和批判是最强有力的检验和批判。人们看到，在这场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面前，西方经济学的一些重要假设或假说、一些重要经济理论、一些重要经济数学模型和一些重要经济政策主张遭到惨败。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质疑西方经济学，反思西方经济学，就成为十分自然的事。一些西方学者在危机中对西方经济学许多问题等进行反思和质疑，都能够站得住脚。其中有的批判甚至有很大的杀伤力。这场危机可能如斯蒂格利茨所说成为西方思考经济学的一个“转折点”。但是，西方经济学家特有的立场、观点、方法决定了他们一般只能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修修补补，而不可能进行根本性的变革。人们更不会指望有多少西方经济学家在危机中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危机过后，如果西方能出现一两个凯恩斯式的系统批判新自由主义、全面论证新国家干预主义的经济学家，如果能出现一两个像琼•罗宾逊、约瑟夫•熊彼特那样比较客观、比较公正地对待马克思和马克思经济学的经济学家，那就算是相当不易之事。
    这场危机本身是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性又一次严格的检验和强有力的证明。只有马克思经济学最有生命力，是现今惟一能正确解释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科学理论。
    在危机中，西方国家的人们重新发现马克思，重新认识马克思。他们重新审视西方经济学，认识到这种经济学无能也无法解释这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他们在马克思那里，在马克思经济学中，找到了对危机的科学解释和正确答案。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的坚定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西方学者现在也给马克思以很高评价。西方媒体的一些报道，例如，英国大主教肯定马克思一些观点，德国财长捧读马克思《资本论》并发表评论，法国总统让人拍摄他“认真钻研”马克思《资本论》的照片，虽然让人们感到颇有兴味，但是，人们真正关心的是学者、青年学生和工会领袖聚集在一起纪念马克思的热烈场面，关心的是西方青年学生组织起来定期学习和讨论马克思著作的热烈场面。现在仅是德国定期参加学习马克思著作的大学生就有两千人。可以设想，哪怕其中百分之一的人把这一学习活动坚持下，那他们就将成为德国经济理论领域中一支十分可观的力量。
    6.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可能避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可能避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市场经济具有自发性和盲目性，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经济大幅度波动。如果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相结合，即如果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必然会周期地发生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如果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即如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有可能避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西方国家从上世纪70年代初80年代末以来，曾寄希望于新自由主义，以为只要让市场调节不受拘束地充分发挥作用，就不会再发生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除了个别经济学家例外，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和政客都没想到这次会爆发源于美国而祸及全球的严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西方国家现在不同程度地抛弃了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转而寄希望于新国家干预主义。西方国家现在普遍在实行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不仅对宏观经济进行**调节，而且对微观经济进行**调节（英语regulation一词除译为调节，还译为调控、管制、监管、监控、管控、规制等，很不统一）。西方国家不同程度地在加强对金融领域和其他领域的**调节，对一些大银行和大公司实行国有化、再国有化、部分国有化和暂时国有化，实施公共工程，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加强社会保障措施等。
    它们现在又以为，只要让市场调节和**调节共同起作用，今后就可以预防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发生。
    与经济自由主义相比较，国家干预主义认识到市场调节的局限，认识到承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存在失业、通货膨胀、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等等的可能性，并认识到**调节的必要性。这些是国家干预主义超越于经济自由主义的所在。
    但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任何形式的**干预充其量只能减轻危机的破坏程度，缩短危机的持续时间，或者暂时推迟下一次危机的发生，而决不能根治和预防危机的发生。这已经为危机的历史和现实所充分证明。
    西方经济学主流派都不承认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这是不同历史阶段上不同主流经济学派的共同局限性。区别仅在于，凯恩斯经济学把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只看作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危机，解决危机的途径在于**干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把70年代的滞胀只看作是国家干预政策的危机，解决危机的途径在于自由市场经济。为了克服危机，为了防止危机的再次发生，西方经济学界、政党、政要等都只在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之间进行选择。他们不知道，而且根本不愿意知道，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可离异的终身伴侣。只有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才会根除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现在出现一个新的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否避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发生？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第二，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同时并存；第三，在资源配置方式上，市场调节和**调节适当结合。**调节包括对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调节。同时具备这三个基本特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有可能避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发生。相反，如果让某些“主流”经济学家的“民营化”、“国退民进”的政策主张威胁到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如果让他们的“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政策主张威胁到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如果让他们的“小**，大市场”的政策主张威胁到市场调节和**调节的适当结合，而是只要市场调节不要**调节，或者最多只要对宏观经济的**调节而不要对微观经济的**调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就将从根本上受到威胁。果真如此，可能就难以避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发生。
    我们并不想采用西方的“中国模式”说法。如果一定要回答什么是中国模式，那就应当说，同时具备上述三个基本特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现阶段的中国模式。现在国外关于“中国模式”的议论很多。有的强调“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的对立。例如，前引《我们需要建立新资本主义模式来与中国抗衡》一文就强调两类模式“相互冲突”，“不可调和”。有的则强调二者统一和一致。例如，除了人们已经熟悉的“中美国”的奇谈，现在美国又出现了“两国一制”的怪论。这种怪论说：“美国和中国正在走向‘两国一制’(two countries, one system)。为什么这样说？很简单，在美国推出大规模的银行拯救计划后，我们发现：‘中国有庞大的国有银行部门，此外还有一个私营部门。美国现在有一个庞大的国有银行部门，此外还有一个私营部门。中国有着庞大的国有工业，此外还有私营工业。一旦华盛顿拯救了底特律，美国也将拥有庞大的国有工业，此外还有私营工业’”（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2008年12月17日）。对于西方的这类奇谈和怪论，我们应当认真研究，冷静对待，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更自觉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和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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