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的关系
    社会建设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涵主要包括发展社会事业，提供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调节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社会建设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符合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原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核心内容。
    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既有联系又不相同。经济建设是社会建设的经济基础，社会建设是经济建设的社会目的。经济建设要服务于社会建设，经济发展要服务于社会和谐。经济增长本身并不会自动导致社会建设水平的提高，市场机制也不会自发带来社会公正，甚至会导致社会分化。只有经济增长的发展是瘸腿的发展。
    计划经济时期，**既是经济建设的主体，也是社会建设的主体，社会发展取得重要成绩，在极低的人均收入水平上创建了一个比较公平、相对较高人类发展的社会。改革以来，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逐渐从经济建设的主体地位转向指导地位，市场逐渐成为经济建设的主体，但同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职能迅速弱化，出现了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局面。2003年以来，党中央首次提出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更加关注社会公正，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构想。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GDP增长不是**的政绩，而是市场的政绩，是各种经济活动主体创造出来的；**在经济领域的定位是为市场主体服务的，作用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关注民生、解决民生、改善民生，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公共知识才是**的最大职责和最大政绩。
    社会建设的实质就是改善民生，这对拥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尤为重要。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社会建设以改善民生为重点，其目标是“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实现上述目标，就意味着实现了全面建设小康目标。社会建设的基本任务是：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实施扩大就业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加快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

六、人与自然的关系
    大自然是生命的摇篮，是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大自然是一种特殊的资产，它为人类提供各种服务，包括提供生命自主支持系统，以维护人类生存与发展。人与自然关系的演变是一个极其漫长的历史过程，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认识发展过程，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人是自然的奴隶，人是被动的，人的一切活动都受到自然的控制。第二个阶段，人试图成为自然界的主宰，人类无度地向自然界索取。这一阶段既是人类进入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黄金时期，也是人(需求与消耗)与自然(承载与供给)之间差距不断扩大，资源环境与发展矛盾凸显期。这是典型的“先污染、后治理”的黑色发展模式。第三个阶段，人是自然界的朋友，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形成良性循环的关系，进入到新型的“人与自然和谐”的绿色发展模式。(16)
    中国的自然国情是人均自然资源少，(17)生态环境极度脆弱，自然灾害频繁，而且正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国际化的加速时期，有限的自然资源和脆弱的生态环境承受了空前、持久、巨大的人口压力和发展压力，是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难以避免的重大挑战。我们一直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及对中国自然国情缺乏全面认识与深刻理解，更大地加剧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了长期以来的生态赤字。(18)资源、能源供需矛盾不断尖锐；生态破坏趋势不断恶化；全球气候变化大大地改变了中国发展的自然环境。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19)异常气候频繁大面积发生，不断地冲击正常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直到1990年代中期国家领导人才将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关系视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关系，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决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走浪费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20)中国开始进入生态建设和自然恢复期。(21)建设生态文明已经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五大任务之一，(22)这意味着中国开始从生态赤字进入生态盈余的时代。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需要全社会共同呵护我们的生存家园，共同建设生态文明的社会。经济增长和社会消费水平提高不能超越资源环境承载力，不能以浪费资源、破坏环境和威胁生态安全(尤其是气候安全)为代价，在发展过程中不但要尊重经济规律，更要尊重自然规律。实现人与自然的良性循环，实现代际公平和永续发展。21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现代化任务不只是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还要实行绿色发展战略，建设绿色中国，实现绿色现代化。

七、**与市场的关系
    市场经济是迄今为止人类发现的较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经验表明，市场机制是经济活力的源泉，是提高企业效率的最佳途径，(23)市场对资源的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竞争性行业要由市场来配置资源；基础性行业要打破垄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对一些公共产品，也要界定产权，积极引入市场机制。但是，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市场本身会失灵，市场也存在着自发性、盲目性、甚至贪婪性的一面，不受监管的市场也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正当干预与**监管，是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能够对市场经济和个人活动起催化、促进和补充作用。**干预也存在失灵问题，既有“缺位”干预不足，也有“越位”过度干预的情况。**要转变职能，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转向宏观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其次要建设有效精干**，提高**的决策能力、执行能力、财政汲取能力、再分配能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能力。建设公共服务型**，推进以公共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绩效评估和行政考核制度，为社会提供公平、可及、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
    正确处理**与市场关系，就是要用好**的“有形之手”与市场的“无形之手”，两只手要各得其所，两只手都要硬。它们之间不是相互割裂、相互对立、相互排斥，而是相互结合、相互补充、相互促进。(24)**在组织有效市场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通过基础设施的硬件投资和对公共卫生、教育、知识、信息的软件投资，促进各类市场资源更有效率的配置。**在纠正市场失灵方面也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通过宏观调控保障宏观经济稳定，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保障民生，实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遏制地区发展差距，等等。

八、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基本行政架构为“条”、“块”并存、以“块”为主。这就使得中央与地方关系面临两个不对称性。第一是信息的不对称性，中国作为一个地域大国，人口大国，**机构层次有共有“五级半”(包括十几个副省级)，层次越多，信息不对称性、信息不完全性、信息不确定性就越明显，治理国家的难度就越大。第二是权力不对称性，既有条条专政过度集权、集中的突出问题，也有块块专政过分分权分散的突出问题，既有“高高在上，官僚主义”的问题，也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问题。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关系，核心是要解决好这两个不对称性。
    解决“两个不对称性”问题要建立现代国家制度，大幅度降低国家治理与地方治理“两个成本”。依据宪法明文规定，将现存五级半**改为四级**(自治州除外)，(25)地市级与县市级均由省直管，前者主要发挥中心城市作用，后者主要提供农村地区公共服务事务。(26)解决“两个不对称性”问题要建立激励相容机制，充分发挥中央、地方的“两个积极性”。(27)充分发挥地方积极性、自主性和创造性，允许并鼓励地方**自主创新、先行先试，允许地方做中央或国家法律法规不禁止做的事情，中央(领导人及部门负责人)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并向全国推广。同时允许地方犯错误，宽容创新失败，及时帮助总结教训，纠正错误。中央在制定方针、政策时要照顾到不同地方的特点和利益，区别对待，不搞一刀切，不要强迫命令。充分发挥中央积极性，就是要保证中央的权威，保证国家政治统一、法治统一、基本政策统一和市场统一，保证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以及巨国规模经济效应。
    发挥“两个积极性”要实现集权和分权的相对平衡。1949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和地方关系经过不断调整，中国总体上已经从中央集权为主、地方分权为辅转向中央集权为辅、地方分权为主的经济管理体制，但仍保留了政治上中央相对集权的政治管理体制，(28)例如：“党管干部”原则、“省级主要负责人中央推荐、地方人大选举”等，在经济上充满活力与在政治上相对统一之间找到某种平衡，因而才能在各种危机面前“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国家支持、对口支援”，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29)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高度集中、过度僵硬的中央集权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同样高度分散、过度竞争的地方分权也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体制模式应当是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混合体制，不断摸索、不断调整、不断适应并使之不断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发挥“两个积极性”要明确中央与地方的职能分工。凡涉及宏观调控、国防外交等全国性公共物品，由中央集中提供；涉及生态安全等全国性公共物品，由“中央出钱、地方出力”混合方式提供；地方性公共物品，要发挥地方积极性，利用本地信息优势，主要由地方提供，当地方提供能力不足，且要实现全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则由国家出钱(财政补助或转移支付)“雪中送炭”。大型交通、电力、通讯基础设施、大江大河上下游治理、区域一体化战略等跨区域公共物品，以地方为主，中央出面制定规划、组织协调，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提供。地方各级**也要有相应的分工，总体上形成中央决策、国家规划、部门指导、省级**总负责、地市级和县市级**实施的分工合作体系和激励相容机制。
    全党服从中央，全国服从国家，同时中央要相信地方，依靠地方办事，支持地方创新，帮助地方纠错，指导地方发展。凡是地方想做而做不了的公共事务就帮助去做。制定科学的考评机制与奖惩机制，打破唯GDP论；政策制定上要打破“中央部门(‘条条’)说了算”的做法，建立上下沟通机制，调研制度，重大问题和重要政策与地方协调制度；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更加透明、公开、公正，从“部门决策”转向“人大决策”。

九、物质建设与文化建设的关系
    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是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的重要支撑。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是要不断满足十几亿人口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充分体现中华文化在世界多样文化中的软实力。物质建设是硬任务，文化建设是软任务，我们往往重视前者，而忽视甚至无视后者。实际上，文化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建设水平是衡量物质建设水平、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显著标志，文化发展推动着人的全面发展。中国在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的同时，更要成为世界文化软实力、文明亲和力的文化强国；中华文化要走向世界，成为世界多样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世界文化繁荣作出重要贡献。
    新中国建国初期，我国曾迎来一次中华文化的建设高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方针，带来了推陈出新的繁荣局面。1960年代，后期许多文艺作品受到无端的批判；“文化大革命”中现代文化被批判，传统文化被严重破坏，成了“文化沙漠”时期。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又重提“双百”方针，迎来了文化发展的春天。但是，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各种思想文化交汇激荡，中国文化受到西方文化强有力的冲击，有的甚至主张全盘西化，出现了对社会主义文化的质疑和中华文化的自卑现象。中国经济的复兴极大地提升了文化自信，丰富的文化资源重新焕发了活力，文化产业蓬勃发展，初步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文化市场体系，涌现出一大批文化名家和人才，文化遗产保护不断加强，文化交流不断深入，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提升。但同时，全社会的文化供给能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还不相适应，文化软实力与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还不相适应，西方发达国家不仅在经济和科技领域占有优势地位，文化领域也居于垄断地位，仍然是“西风压倒东风”。
    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已经进入到大发展、大开放、大繁荣的时代，这是历史上中国文化建设的最好时期。在国内，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基本方针，积极鼓励中国特色的文化创新，既要发扬中国优良的传统文化，也要创新出反映时代特征、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化成果。在国际上，坚持“对外开放、以我为主”的基本方针，积极吸收世界各国文化发展的有益成果，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以我为主，为我所用”。
    建立“面向基层、面向群众”且覆盖所有人口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产品具有意识形态和公共产品的社会属性。文化建设要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原则，不断提高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和服务能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最大限度地发挥文化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功能。
    大力振兴文化产业。文化产品还具有社会商品和私人产品的经济属性。文化发展不仅可以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而且对于扩大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具有重要意义。
    立足中国，面向世界。民族文化具有文化外溢效应、文化输出特征的国际属性，是大国竞争的制高点和软实力的较量。“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要推动国家、支持中华文化以各种方式“走出去”，积极开拓国际文化市场，大力培育民族文化品牌，进一步提高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吸引力、影响力。

十、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转变。(30)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决定性的深刻影响。中国是世界的中国，世界也是中国(最需要)的世界。
    中国在世界经济科技格局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31)
    中国的角色与地位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利用和配置国内资源转向更大范围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从经济全球化边缘化者转变为最大的受益者；从世界性工业化与现代化的落伍者转变成最大的成功者；从世界事务的被领导者转变为领导者；从全球公共产品的搭车者到提供者。这既为中国带来了挑战，也带来了更大的机遇。
    中国未来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很大的变化，有利的条件越来越多，同时也存在不利的条件。(32)中国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事务的最大的利益相关者，“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33)“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创造更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和周边睦邻友好环境，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谐，也符合中国的最大国家利益。(34)
    正确处理好扩大内需与对外开放的关系。扩大内需是我国长期发展的基本方针，对外开放是我国的长期基本国策。使两者相结合是中国最成功的经验，也是今后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之一。(35)这就要求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立足于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拉动的作用，使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国内消费市场，使十几亿中国消费者福利最大化。不断地开拓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提高对外开放质量，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就业密集的服务贸易，成为世界重要的服务贸易商，加快转变单纯依靠出口贸易的增长方式，进一步降低进口关税税率，增加国内短缺的资源、技术、知识进口，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使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进口市场，(36)使世界各国分享中国发展的成果。
    从战略高度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37)这包括：充分利用国际国内有利条件，将国际的有利条件转化为国内的有利条件，将国内的有利条件还可以转化为国际的有利条件；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利用国内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人力资源、充裕的自然资源)，获取更多的我国所紧缺的国际战略性自然资源和知识资源；不断开拓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继续积极实行“引进来”的投资自由化战略，保持发展中国家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最大的纪录；(38)利用我国巨大的国内市场来吸引更多的国际资本和国际技术，利用我国的优势，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进行海外投资，进一步扩大海外市场和海外收益。(39)
    实行全面开放的、互利共赢的国际战略。对最不发达的国家，中国应当先予之、后取之，多予之、少取之，援助并帮助他们提高自主发展能力；对周边国家加强睦邻友好，积极推动区域合作，促进贸易自由化和交通设施一体化；对发达国家“继续加强战略对话，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妥善处理分歧，推动相互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40)
    在更大范围内积极参与全球事务，主动提供全球性公共产品，这是中国在国际上的最大软实力。积极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和服务业便利化，利用国际机制妥善解决经贸摩擦；积极推动国际金融体制改革，为稳定全球经济做出贡献；积极参与全球气候变化行动，主动减缓、力争尽早减排温室气体；积极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推动地区安全合作，解决共同安全问题；为推动建设“和谐亚洲、和谐世界”的长远战略性目标，力所能及提供更多的地区性和全球性公共产品，对人类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总而言之，我们一定要把一切积极因素和和谐因素调动起来，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化不和谐因素为和谐因素，统筹和兼顾重大关系，化解突出矛盾，控制发展风险，降低发展成本，减少发展代价，为了实现2020年“富民强国”目标，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世界强国而努力奋斗。

注释：
    ①1958年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中指出：“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第一次会议的工作报告，就是根据毛泽东关于处理十大关系的方针政策而提出的。”《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300页。
    ②1958年1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强调：“十五年赶上英国，这个事情要变成一个主要的事情。”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782页。
    ③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见《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464页。
    ④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这些矛盾在实践中是否能完全处理好，也要准备两种可能性，而且在处理这些矛盾的过程中，一定还会遇到新的矛盾，新的问题。但是，像我们常说的那样，道路总是曲折的，前途总是光明的”。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4页。
    ⑤毛泽东1956年撰写《论十大关系》时，中国尚处于低收入阶段，人均国民生产总值439美元(按实际购买力PPP美元计算)，总人口规模只有6亿多人，刚刚正式启动工业化和现代化，还处在十分落后贫困的状态。江泽民1995年撰写《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时，中国人均GDP为2 650美元，总人口已经12亿人。在文中他所讨论的十二大关系与毛泽东讨论的十大关系相同之处，如各地区之间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不同产业之间关系、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关系、中国与外国关系；又有不同之处，如改革和发展与稳定关系、速度和效率关系、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关系、公有经济与其他经济的关系、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参见江泽民：《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见《江泽民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⑥我们建议，2010年召开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除了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之外，由总书记为首专门就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当代中国社会与世界的若干重大关系作重要论述，必要时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亲自开展重大问题调查研究，以总结其发展理念和治国方略。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
    ⑦除此之外，我们认为“第一、二、三产业之间的关系”、“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与人民的关系”、“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都属于重大关系，作者在其他研究中将给予阐述。
    ⑧中国的过度工业化，生态环境代价相当大，2008年工业占GDP比重为42.9％，而工业电力消费占全国总消费的74％，工业能源消费占能源总消费比重的71.6％，相当于全国单位GDP能耗的1.67倍，相当于全国服务业单位增加值能耗的4.91倍。而反过来，工业创造的就业比重大大小于其占GDP比重，仅为1/5，不到其经济比重的一半。参见胡鞍钢：《中国气候变化政策：背景、目标与辩论》，《国情报告》2009年第22期。
    ⑨不仅强制性禁止乡村人口向城市自由迁徙，而且还强制性将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逆城市化历史趋势。
    ⑩“十五”计划首次将转移农业劳动力作为主要发展指标，在“十五”期间总计转移4 000万人；“十一五”规划将总计转移4 500万人，预计将实现这一目标。参见胡鞍钢、鄢一龙、王亚华：《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九大目标实施进展》，《经济研究参考》2009年第50期。200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为36.22％，2008年上升至45.68％，平均每年提高1.18％。参见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0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9年，第40页。
    (11)到2009年6月底，全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达到15 097万人，相当于农村劳动力总数的31.9％。参加社会保险整体水平相当低下。参加养老保险人数为2 380万人，占15.8％；参加医疗保险人数为4 153万人，占27.5％；参加工伤保险人数5 054万人，占33.5％；参加失业保险人数为1 518万人，占10.1％。参见《中国经济导报》2009年9月19日。
    (12)房维中：《我们所经历的六个五年计划》，《计划经济研究》1983年第5期。
    (13)江泽民指出，解决地区发展差距，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今后改革和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从“九五”开始，要更加重视支持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加大解决地区差距继续扩大趋势的力度，积极朝着缩小差距的方向努力。参见江泽民：《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
    (14)参见张平：《民族振兴的壮丽诗篇 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人民日报》2009年9月16日。
    (15)“两横三纵”指以欧亚大陆桥、沿长江通道为两处横轴，以沿海、京哈京广、包昆通道为三条纵轴；“七区”指东北平原、黄淮海平原、长江流域、汾渭平原、河套灌区、华南和甘肃新疆的农业主产区；两屏三带指青藏高原生态屏障、黄土高原—云贵高原生态屏障，东北森林带、北方防沙带和南方丘陵山地带。参见《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纲要(2009-2020)》。
    (16)1994年，胡鞍钢陪同中科院院士刘东生(200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时任中国科学院贵阳地球化学所荣誉所长)等6位院士到贵州考察。刘东生院士曾讲过这个“三阶段说”，作者受到启发作了进一步的讨论。参见胡鞍钢等：《中国自然灾害与经济发展》，武汉：湖北科技出版社，1997年。
    (17)中国是一个人均自然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耕地、原煤储量、水能资源储量、石油储量和天然气储量的人均占有量分别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33％、55％、80％、10％和4％。参见胡鞍钢、王亚华：《国情与发展》，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87页。
    (18)新中国建国初期，我国森林蓄积量降到历史最低点，为90.28亿立方米；1973-1976年又进一步下降至68.6亿立方米，减少了24.0％，是“森林赤字期”；直到1984-1988年才超过建国初期的水平，达到91.4亿立方米；而后才开始进入“森林盈余期”，1999-2003年为124.3亿立方米；到2008年达到149亿立方米。
    (19)我国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重。70％以上的城市、50％以上的人口分布在气象、地震和海洋等自然灾害严重的地区。有关研究表明：全球气候变暖与自然灾害加剧的关系已对我国产生严重影响。参见《国家综合减灾“十一五”规划》，2007年8月8日，新华网。
    (20)江泽民：《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若干重大关系》，见《江泽民文选》第1卷，第464页。
    (21)1999-2008年，我国累计投资1 918亿元，累计退耕还林2 687万公顷，占国土面积的2.8％。参见国家林业局网站，2009年9月14日。
    (22)中共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第1页。
    (23)约瑟夫•熊彼特1947年有一段精彩的评论：“这种竞争(指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间新产品、新技术竞争)比所有其他方式都要有效，这就好比用大炮轰一扇门是打开它的最好方式。”转引自鲍莫尔：《资本主义的增长奇迹》，郭梅军、唐宇、彭敬、李青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年，第1页。
    (24)温家宝在英国剑桥大学演讲时指出：在金融市场上市场配置与**和社会监管“两手都要硬，两手同时发挥作用，才能实现按照市场规律配置资源，才能使资源配置合理、协调、公平、可持续”。参见温家宝：《用发展的眼光看中国——在剑桥大学的演讲》，英国剑桥2009年2月2日电，新华网。
    (25)《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95条明文规定：“省、直辖市、县、市、市辖区、乡、民族乡、镇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
    (26)这一改革需要分“三步走”：第一步，“十一五”时期在财政转移支付上实行省直管县；第二步，“十二五”时期要在财政收入上从三级征收转变为两级征收(省级，地市/县级)，财政支出三级(省级、地市/县级、乡镇级)使用，像北京等4个直辖市和海南省可率先改革，试行一级征收、两级使用；第三步，在“十三五”时期要在行政上全面实行省直管县。
    (27)毛泽东在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参见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见《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1页。
    (28)目前国务院43个部委和直属机构中，实行中央垂直管理的有海关、税务、交通、统计、人民银行5个部门，占总数比重的11.6％；工商局、质量技术监督检验检疫局2个部门实行省以下垂直管理；而实行属地管理的部门为36个，占总数比重的83，70％。
    (29)2008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地震救灾与灾后重建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也使全体人民再次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地震之后，来自全国各地的抗震救灾捐赠款物截至2009年4月30日，总数达到了767.12亿元(其中捐赠资金约653亿元，物资折合约114亿元)，被公认创下“中国捐赠史的新纪录”。参见民政部公告，2009年5月12日，新华网。2008年6月11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方案》，明确安排东部和中部地区共19个省市，对口支援四川省共18个县(市)以及甘肃省、陕西省受灾严重地区。并且提出：各支援省市每年对口支援实物工作量按不低于本省市上年地方财政收入的1％考虑。根据2008年相关支援省份财政收入计算，当年累计对口支援投入资金不少于232亿元。参见国发办(2008)第53号，www.gov.cn/2wgk/2008-06/18/content_1019966.htm。
    (30)中国开始仅向苏联开放，实行“一边倒”政策，之后既反美、又反苏，陷入“文化大革命”的自我封闭、充当世界革命中心(1960年代)，再打破中美僵局，决定向西方世界开放(1970年代)。其间伴随经济全球化，从世界边缘化大国向半开放大国的转型，(研究与开发)进入21世纪后，中国成为一个全面开放的大国。
    (31)到2015年，中国将要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货物出口贸易第一大国，货物进口贸易第二大国，外汇储备第一大国；科技人力资源第一大国，成为全球新兴的R&D(研究与开发)中心之一，主要科技指标位居世界前列。
    (32)这些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表现为：在政治上，世界总体和平、相对稳定，世界多极化趋势不可逆转，国际力量对比有利于新兴国家，为中国成为全球治理的领导者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同时，大国之间相互博弈，局部冲突动荡不止。在经济上，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全球科技革命日新月异，国际生产要素流动与产业向新兴经济体转移加快，中国与发达国家的知识发展差距快速缩小，同时全球经济失衡严重，受到全球危机等外部冲击不可避免。在安全上，各国与全球的共同利益增多，合作意愿不断增强，合作机制不断强化，同时传统安全威胁有所减弱，但生态安全、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健康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进一步凸显。
    (33)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第20页。
    (34)1987年，邓小平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三步走”战略设想时，又前瞻性地提出力争实现70年(到2050年)国际和平环境。参见邓小平：《我国方针政策的两个基本点》，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50页。国际和平环境本身对中国就是一个巨大的公共产品，既需要中国有强烈的意愿，需要国际和平环境，也需要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也能够为中国提供这一环境，提供这一全球性公共产品。没有这一公共产品，中国不可能取得令世人瞩目的发展奇迹。
    (35)十七大报告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思路之一是从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参见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第20页。
    (36)中国自2002年加入WTO以来，到2008年全国累计货物进口额达到4.8万亿美元，其中2008年为1.13万亿美元；预计到2015年将至少翻一番，在10万亿美元以上，平均每年1.4万亿美元左右。参见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09》，第171页。
    (37)参见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第20页。
    (38)1979-2008年，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额超过1万亿美元，从1993年起已连续17年成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全球500强有480多家在华投资。参见张平：《民族振兴的壮丽诗篇 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根据联合国贸发委员会提供的数据，2008年中国吸引FDI1 080亿美元，占全球FDI总量(1.697亿美元)比重的1.36％，居世界第三位，排在美、法之后。参见联合国贸发委员会：《2009年世界投资报告》。
    (39)2000-2008年，我国累计境外投资1 310.4亿美元，年均增长64％。参见张平：《民族振兴的壮丽诗篇 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人民日报》2009年9月16日。根据联合国贸发委员会提供的数据，2008年中国对外投资达到559亿美元，在全球排第12位。参见联合国贸发委员会：《2009年世界投资报告》，2009年9月17日。中央企业成为对外投资的主体，2008年底，中央企业对外投资357.4亿美元，年末累计投资1 165亿美元，占我国对外投资存量的63.3％。
    (40)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第20页。

占个沙发先！个人认为这“十大关系”没有太多新意！只要是对经济学稍有些了解和认识的人，其实花一点时间和功夫也能写出！其中的观点也是不痛不痒！比如总结中的“总而言之，我们一定要把一切积极因素和和谐因素调动起来，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化不和谐因素为和谐因素，统筹和兼顾重大关系，化解突出矛盾，控制发展风险，降低发展成本，减少发展代价，为了实现2020年“富民强国”目标，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世界强国而努力奋斗。”更象是**报告！我也可以用一句话概况，“只要我们把握机遇，把该做的事情做好，成为世界的经济强国为期不远！！！同志们，努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