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向来是下一年中国经济的风向标，而今年的会议格外有新意。会议公报用整整一段话强调，“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从社区团购到互联网金融，毫无疑问，阿里腾讯美团等大平台首当其冲。先用资本杠杆占领市场，再凭借垄断地位抬升价格，甚至把老百姓一起绑定在高风险的金融游戏之中，这样的商业模式危害性不言而喻。

不过，如果我们把互联网巨头们理解为反垄断的唯一对象，那就大大低估了中央的深意。

危机是垄断的放大器，这是市场经济下的基本规律。疫情侵袭之下，从互联网到实体经济，中小企业陷入生存危机，大企业趁机跑马圈地的现象屡见不鲜。

大企业垄断强化的另一面，必然是财富分配不均衡。到11月为止，CPI已经进入通缩区间，显示出老百姓基本消费需求不振，可是从海南免税店的红红火火，到深圳豪宅万人摇号，高端消费却似乎比疫情之前更火热了。这显然不仅仅是几家互联网巨头造成的。

在这种背景下，“需求侧改革”被中央提上了日程。

为经济工作会议定调的四季度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注重需求侧改革，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

事实上，对互联网巨头的反垄断，西方国家也一直在进行，但这丝毫没有改变它们经济危机不断深化的趋势。垄断只是表象，只有弄清楚问题的根源，才能药到病除。

而解决危机的关键，就藏在“需求侧改革”之中。

尽管在经济工作会议的公报中，“需求侧改革”被“需求侧管理”所替代，显示出在经济复苏基础仍然脆弱的当下，稳定仍然是明年的首要任务，但放眼未来，一场深刻的经济变革已被提上日程。

如何让老百姓愿意买、买得起？

凯恩斯的无奈

经济学中其实长期存在一个老概念，也叫作“需求管理”。它可以被看做凯恩斯主义的核心。

凯恩斯主义诞生于对美国“大萧条”的反思。简单来说，“大萧条”的原因可以被那个著名的“倒牛奶”案例所解释：工厂生产的牛奶（供给）太多了，市场上却没有人买（需求），供需失衡。那么解决之道，要么减少供给，要么扩大需求。

减少供给显然不是一个可以接受的选项，因为这意味着经济总量的下降，所以凯恩斯认为，预防危机的最好办法就是“需求管理”：通过政府的财政和货币扩张政策，让市场上的钱（需求）变多，从而让供需重新回到均衡。

在战后世界，几乎所有的主要经济体都在执行着凯恩斯的理念，中国也不例外。在国家行政学院的官方阐述中有这么一句话，

“1998年以来，我国宏观调控主要是需求侧管理。”

从需求管理的角度，也可以解释中国过去20年大部分的经济现象。

社会总需求有4个组成部分：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净出口。后两项难以调节，需求管理的主要对象是前两者：消费和投资。

首先说说投资，我们听过无数次的“四万亿”就是其中的手段之一。

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以后，中国先后都采用了“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的搭配。

这意味着，政府和国企主导的投资是拉动需求的主力，基建是最方便的发力方向，“四万亿”成了中国经济绕不过去的话题。

积极财政带来的问题是债务扩张。“四万亿”本身并不是什么天文数字，真正的问题是，“四万亿”中地方政府承担的部分，是通过杠杆实现的。

在“四万亿”政策中，由中央政府承担的只有1万亿出头，其余3万亿由地方政府承担。地方政府没有从财政上直接拿出这笔钱，而是组建了大量融资平台，其资金来源几乎全部是银行贷款。

图片来源：五道口金融学院

理想状态下，投资可以带来收益，从而偿还贷款，但是很显然，基建投资带来的收益如今是越来越低了，经济增速远远跑输债务增速。地方政府在此后的几年中，始终没能还上这笔贷款，借新债还旧债成为唯一的选择。

“借新债还旧债”比例飙升 图片来源：五道口金融学院

雪上加霜的是，中国货币政策并没有持续宽松，在2010年出现经济过热后就已经开始收紧。地方政府从正规渠道借新债不再可能，只好转向非银行融资渠道，也就是所谓的“影子银行”。

“影子银行”的借贷成本是远高于正规银行的，一个小小的独山县债务为何能滚到400亿，原因就在于此。

除了借新债，地方政府剩下的另一条还债之路，就是“土地财政”了。甚至有官员公开喊出“买房就是爱国”的口号。

“壮士断腕”，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来的。

供给侧改革

如果断了投资这条腕，需求管理的方法，就只能是刺激消费，让老百姓更愿意花钱。

在基建投资主导需求的时代，供给自然也是围绕基建发展的，河北一个省的钢铁产量，就超过任何一个其它国家。

但你没法直接把梳子卖给一个和尚。要让老百姓多花钱，首先要让供给端生产出他们爱买的东西，这就是“供给侧改革”。

过去5年来，媒体对于“供给侧改革”的叙述，往往都会抓住一个核心概念——去产能。这个解释很容易跑偏。

去产能，去的是传统大基建行业产能，是钢铁、煤炭、建材中的过剩产能，以及消费品行业中质量低下的那部分。

但是别忘了，供给侧改革的完整表述是：

“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将宝贵的资源要素从那些产能严重过剩的、增长空间有限的产业和‘僵尸企业’中释放出来，理顺供给端，提高有效供给，创造新的生产力。”

供给侧改革目的依然是要扩大总需求，手段是创造新供给，结果是让消费代替投资成为拉动经济的主力。

2010年以前，投资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率不断上升，但是最近10年，消费重新成为主导 数据来源：东财choice软件

于是，我们看到了棚户区改造规模快速翻倍，拆除旧房子，供给质量更好的新房子。棚改中货币化安置比例也迅速提高，形成新需求。

图片来源：第一财经

如果说房价上涨只是被动扩大消费，那么消费品行业的集中度提升，则是更广泛的主动调结构。

2019年，董小姐实名举报竞争对手奥克斯空调质量不合格，奥克斯被“顶格”罚款10万元。

就在很多人觉得这个罚款不疼不痒的时候，过去几年销量复合增速超过20%、2019年成为京东618销售冠军的奥克斯，2020年线上市占率同比大幅下滑17.56%。

2020上半年空调行业市占率 图片来源：奥维罗盘数据

举报事件只是冰山一角，真正击垮奥克斯的是格力、美的们的价格战。不仅仅是奥克斯，事实上今年几乎所有中小品牌的市占率都是下降的，格力、美的却快速扩大优势。

经历了一年的激烈厮杀之后，如今巨头地位进一步巩固，于是——他们重新开始涨价了。

2019年3月至今空调销售均价走势 图片来源：光大证券

类似的故事，从牛奶、火锅、手机，到整个房地产和互联网领域，都在不断上演。涨价是阶段性竞争后的“赢者通吃”，“涨价去库存”也成了中国近几年的一个典型现象，本土巨头一方面提供了更有吸引力的好产品，另一方面也通过挤出中小竞争者，掌握了更大的定价权。

某种意义上，这是供给侧改革的成功之处。用优质产品吸引消费者释放需求，也帮助国内各行业龙头提升利润水平，刺破债务泡沫的同时，仍然扩大了社会总需求，让中国经济保持了合理的增速，也让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上的地位不断爬升。

但供给侧改革绝不是终点，中国经济仍然存在隐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