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富强 高校中的论文奖励是学术腐败和扭曲的温床


西方高等院校一般实行终身制，基本目的是为了提防那些在职的局中人把有才华的局外人排除在外，而为了这种终身制，就必须在规定的时期内发表一定数量和质量的文章，而在这些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往往需要某些技巧。然而，尽管这种终身制最初目的是为了提高学校的学术水平，但在实际中却被异化了，反而造成了当前欧美高校中的学术功利主义倾向，最终窒息了学术的发展。究其原因在于，新思想和新理论的出现要综合各方面的知识，这往往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目前的大学体制却要求教师在短时间内证明自己的科研才能。在这种情况下，刚进入高校的青年学者显然就只有模仿杂志上的“主流”文章（包括形式和内容）以求尽快发表文章；显然，这种晋升体制有利于那些从事数学建模的人，因为这种分析相对不需要更广的知识，而是可以把研究的范围集中。特别是，这种体制更有利于那些在把学术视为敲门砖的人，但却是真正知识分子取得成就的障碍；因为目前的学术竞争“规则要求知识训练，要求服从固定的学术标准，注重资深者的贡献，尤其是要尊重各种专业领域的界限。那些企图创造一个新起点的人，可能被认为是‘靠不住’的‘外人’而不予信任。这种强调使有潜力的通才失去了勇气，年轻学者很容易感到，从事狭隘问题的研究要比从事大范围问题的研究更稳妥”。

正是在目前这种晋升体制下，更多的人开始热衷于所谓的“应用研究”，因为这不但更容易发表，并且也可以有更多的机会与实务联系起来；正如科兰德所说，“应用经济学的杂志随处都有——并且每天都在增加，但是这些杂志上的许多文章只是教学练习。这些文章采用一般的最大化模型；有时通过简单地定义一些术语，略微将模型修改一下；而展现在这个特殊案例中，修改过的一般最大化模型看起来是怎样的形式。这样的文章对于真实世界的政策只给出一点或几乎没有给出任何指导，因为它们没有回答那些与政策相关的问题。假设合理吗？模型实现的目标和研究者选择的规范性目标一致吗？提出的政策建议在行政上具有可行性吗？”因此，西方高校中实行终身制实际上是不利于科研发展的；例如，有人就指出，康德在现代的大学里很可能不会取得教授头衔，因为他直到57岁还没有任何有影响的东西出版。可见，正是高校中这种的终身制度，使得欧美国家的主流化趋势日益强化，学术界中的功利主义倾向日益盛行；因为绝大多数教师首先是考虑饭碗问题，而其为评职称的初期研究投入又进一步决定了他以后的研究路线和研究领域。

进一步地，如果说为了获得教职的那些入门考核成为制约真正学术探究的第一道锁链，那么，国内学术中随后的金钱激励则进一步强化和巩固了这种锁链。事实上，尽管西方的终身制在一程度上抑制了真正的学术发展，但是，在较为安定的生活保障的条件下，西方的这种终身制的副作用还是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究其原因在于，西方高校中终身制往往在那些青年教师展示了一定的研究能力以后，学校就为他们提供相对稳定的工资；在此基础上，教师可以重新根据自己的兴趣搞些研究：你可以热衷于当前热点问题，也可以静静地阐发自己的理念。尽管在功利盛行的西方社会，绝大部分人还是会从事所谓主流的研究，并且由于获取终身职的需要而可能虚度了思想丰富的早期学术生涯；但是，总会有一部分人把学术当成其毕生的事业，从而开始其真正的探索历程。而且，分析社会、发现社会的问题乃至对社会批判一直是知识分子的传统，因而尽管在主流横行的情况下，也可以发现反思的声音，这也是为什么西方社会仍然不时出现高质量的思想性专著和原创性论文的原因，尽管这些成果往往要束之高阁很久以后才能得到认识。也正因为欧美教师的研究大多来自兴趣，而且大多数研究是没有奖励的；因此，这些教授们就更倾向于搞自己所相信的东西，而不是简单的人云亦云，甚至更倾向于质疑的学术态度，这也是为什么在美国会形成很多流派的原因。

  然而，尽管西方学者发表文章一般是没有奖励，而泣基本薪金已经足够保证他的安定生活；但是，在当前的中国学术界，教师的工资很低而根本不能保障体面的生活，与此同时，中国高校在排名和政绩的激励下却实行着一种畸形的论文奖励制度。特别是，这种奖励是出于排名或者申报学科点的需要，因而各院校给予奖励的研究领域往往是指定；同时，为了显示其可比较指标上的政绩，一般又规定奖励的论文必须发表在某些被极端夸大和扭曲的“一流”杂志上。事实上，在国外被认可的杂志非常多，而且不同领域或学派都有自己认可的杂志；但在中国，只有极少数的几个从事“主流经济学”研究的杂志被认可，因而形成了研究领域和方向高度集中的现象。正因如此，发表在不同的领域或不同杂志上的文章获得的奖励金往往相差巨大：一般的核心刊物奖励往往很低，而在那些所谓“一流”杂志上奖励却高得惊人；例如，就笔者所在学院而言：一般核心刊物是100元左右，而《经济研究》上的各种奖励可达十数万元。之所以有如此激励措施，除了排名的需要外，也在于这些当权者本身与这些杂志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却美其名曰是为了提升学术研究的质量，但试问：《经济研究》上的文章能够体现真正的学术水平和研究质量吗？

显然，正是这些激励措施，不但极大地强化了主流化倾向，而且也盲目地推动了经济学的国际接轨。事实上，国内高校普遍重奖的那些杂志往往是由那些海归学者所引导的，而这些海归们本身又没有什么真正的研究，因而就只能在写作形式和“知识话语”上向国际期刊看齐；至于在内容上，就根本无暇关心是否真正具有理论性，或者是否能够真正解释中国的现象。特别是，在根本无能力注重理论构建和学术论述的情况下，这些被视为“一流”的主流杂志开始片面强调了“实证研究”，甚至没有实证的就根本没有发表的机会，当然善于经营人际关系者或者那些已经“成名者”除外；但问题是，这又不是真正的实证研究，而是盲目地套用流行的理论来“依葫芦画瓢”。其实，根据前面所讲的理论研究的四个层次，只有形成了自己真正的认知后才进行实证层次；但当前的实证不管三七二十一，随便找一些数据来分析一下两个也许风牛马不相及的两个事物，然后告诉它们之间的关系，而对其因果机理不作任何分析就以为是实证研究了。

当然，公正地说，一些好的实证也有理论基础，但这种理论往往不是自己的，而是以如下假设为基础：西方主流经济学所发展出来的“先进”理论，必然含有某种程度的“真理”；因此，他们在从事是实证研究工作的时候，通常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沿用西方的研究方法，再利用国内的一些数据（或者以本地的受试者为研究对象），“如法炮制”一番，便可以弄出一篇论文。而且，等而下之的一些人干脆连理论都可以不管，致力于引入主流的研究工具，找几个研究生，将外国的量表和问卷翻译成中文，检验一下信度、效度，也可以“加工制造”出一篇论文来。究其原因，正在于目前的这种激励机制所致，绝大多数研究不是为了求知，而是为了获得荣誉和奖励；譬如，因为在国外发表文章奖励更多，因而即使英文水平一塌糊涂，也愿意雇佣他人翻译以期能够在海外发表。相反，由于专著以及其他一些学术论述，无论它有无创见，都很少给予奖励，因而从事大部头专著写作的人越来越少；究其原因在于：一方面，功利主义的学术界越来越不愿意去辨别学术的价值，同时那些把大部分时间用于社会事务的学术当权者根本没有时间来写出一部系统的专著。

正因为如此，当前中国教师的研究带有非常强的功利性，他的研究不是出于兴趣和真实的想法，而是基于金钱的回报，并由市场来决定学问研究的价值；当然，我国教师份内的固定工资非常低，他们都不得不追求这些奖励，这实在有点“逼良为娼”的味道。因此，尽管欧美的终身职制度虽然造成了年轻学者的功利倾向，但后面稳定的生活环境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作了某种修复；但是，在中国，科研成果成为每年的业绩考核指标，并与津贴挂钩，则逼使学者必须每年都在不断地发表文章，而根本无暇作真正的学术积累和沉淀。特别是，如果说欧美国家的学者是在今世虚名和后世令名之间的选择，那么，中国这些学者可谓“名利双收”，这又如何不激励他们不“自卖为娼”呢？

其实，基于功利主义的盛行，西方学者也越来越流于学说形式，热衷于现世中的虚名，这种虚名无法获得学校奖励形式的物质利益，但也可以获取社会上的间接利益；相反，那些甘愿做冷板凳探索真正学术的学者毕生默默无闻，但是他们的洞见则会成就他们未来名声，这是他们的学术精神支柱。但是，在中国，那些追求学术形式的人，不仅获得学术虚名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利益，而且国家、地方、学校乃至学院等各级直接奖励提供了丰厚利益；相反，尽管那些真正的默默钻研者将自己的著作“藏之名山”或许最终可以遇到识“金玉”的慧眼而留令名于青史，但要知道，人类真正有价值的思想中的95％往往都被埋在坟墓里。事实上，笔者不察，但也实在想象不出有哪个国家在同一学校里教师的收入差距能如中国之大的；显然，在面临如此风险的情况下，是很少人会选择追求未来不确定的“令名”之路的。

更为严重的是，国内那些大学教授以及主管部门却对“教育是什么、大学应该是做什么”等几乎一窍不通；在他们看来，所谓的大学的教学质量就是强化来自它们的行政监督和管理，使得大学教育中规中矩，而显示一个院校科研水平的就是那些数字指标。于是，国内又常常热衷于各种“异化”的学术评比和排名，在这种体制下，每个大学、学院都不会制定长期的发展学术计划；相反，为了排名和业绩的需要（因为这涉及到学校排名及其带来的招生效应）或者为了那些当政者的虚荣和利益，当前各个学校都把教师的学术研究限定在非常狭隘的所谓专业领域，甚至是限定在某些指定的非常有问题的几类杂志上，除此之外概不奖励，这又进一步窒息了学术的多元化发展，更不用说有真正的创新了。而且，某些行政者（校长或者院长）为了显示政绩的需要，于是往往通过种种公关以牟取课题、文章发表，乃至与某些杂志坑瀣一气，相互招摇过市，共同糟蹋了理论研究的精神；其实，行政者的政绩该由教师的科研成果来体现吗？尤其需要认识到的是，这些行政者为了实现这种业绩，往往在人际关系上是不惜千金的；而这些宝贵的科研资金对那些在从事真正科研的学者来说，是那么的“久旱”中的“甘霖”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