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晓岚：我本人一直从事发展研究，这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明确“产业政策”的定义。产业政策在形成初期是一个相对狭义的概念，是一些学者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地总结出的关于选择哪个行业和企业进行扶持的经验，即“cherry picking”政策，扶持强者。但现在的产业政策经过多年的研究实践，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目前对产业政策的研究更广泛，不再停留在这种“扶持强者”的政策，而是更加普遍化、普惠化，能够惠及整个行业。例如对教育基础设施的投资，这种对科技研发的扶持和对人才培养的投入都不仅针对某一企业，而是惠及整个行业乃至社会。

　　现在各国都没有完全放弃对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产业进行扶持，然而产业内被扶持企业的挑选一直饱受诟病。首先这个过程中可能滋生腐败，其次政府也无法确定national champion（冠军企业），因而造成产业政策效率低下。目前在“扶持强者”产业政策的基础上更加推崇的是新型产业政策，不仅扶持某一企业，而是扶持整个创新体系。例如美、英等国成立的创新网络及创办的各种研发计划。这就是对产业政策的广义定义。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产业政策一直在演化，从狭义到广义，原来低效、易滋生腐败的扶持强者政策逐渐被淘汰，更多转向现在对整个产业、整个创新体系的扶持。尤其在新冠疫情爆发后，产业政策有明显的回潮趋势。不仅是在 Covid-19疫情之后，其实早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竞争中，欧盟、美国、英国都提出要采用产业政策，德国公布的《国家产业战略2030》就明确提出要大力扶持德国乃至欧盟的冠军企业。而发展中国家本身处于落后追赶的位置，但缺乏完善的市场，有效的市场机制，因此更需要相应产业政策来保护幼稚企业。剑桥大学韩国经济学家张夏准指出，发达国家踢开的梯子（Kicking Away the Ladder），即向上发展的楼梯指的正是产业政策。关于这个观点尽管一直存在争论，但他的确体现了很多发展中国家希望有一定产业政策空间的诉求。

　　目前全球产业政策有回潮趋势，但早已摆脱了扶持强者的旧模式，而是呼唤政府对整个产业的扶持。总体而言，新的产业政策呼吁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到更加积极活跃的作用。



价值中国：您刚才重新定义了产业政策，那么可否认为传统的产业政策更像是投资公司的做法，而现在的产业政策则更像政府行为？

　　傅晓岚：您说的非常对，目前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被加强。而传统扶持冠军企业的做法更类似投资公司的行为，但还是有所不同。目前各国对产业政策的扶持产业已经达成某种共识，而政策的落实手段不同，对资金和政策工具的使用偏好不同。



价值中国：从创新生态来比较，您认为欧洲和英国各有什么样的优势和劣势？

　　傅晓岚：欧盟有27个成员国，其发展情况各不相同。北欧一些国家也在培育创新生态体系，但缺乏明确的产业政策。除了对于像人工智能这种基础性技术的扶持，在其他领域并没有明确的目标产业。组织结构相对松散，在市场和创新生态体系的体系中，包括咨询公司、企业、大学、政府顾问、各层级政府机构等在内的参与者共同打造这个生态体系，协调创新发展。但也有一些欧洲国家有形的手作用更明显，例如德国和法国。法国带有更多的社会主义色彩，法国是存在国有企业的。整体而言，欧盟的产业政策有一些重点企业和重点扶持领域，但在落实下去的时候更多是一个市场化的行为。

　　而英国属于典型的通过市场调节的国家创新体系。 英国创新生态系统相当开放，毕竟其经济体量、人口等指标都十分优秀，其自身定位就是一个小型开放经济体（small open economy）。英国的政府属于“小政府”，所以它主要是依靠开放自由竞争来促进其生态体系发展。但正是盎格鲁-撒克逊体系中诞生了许多世界级发明，无论是工业革命还是科技革命，很多颠覆性事件的思想都来源于这样一个体系。

　　欧盟有一个智慧专业化（Smart Specialization）创新政策。这是一套基于纠正市场失灵的创新政策，既支持又保持竞争中性，不打破市场均衡。但在欧盟这样一个大市场中也存在一些付出代价的国家，例如意大利、西班牙，这也是为什么在几次欧债危机中欧盟会出手解救，并不完全是出于人道主义，还有相当一定程度上的经济考量。因为在一体化的进程中，有些群体和产业获益了，但同时也有一些付出了代价。



价值中国：您如何评价英国脱欧对于英国创新能力的影响？

　　傅晓岚：脱欧对英国创新能力的影响肯定是有利有弊。从短期和表面上看，弊端是很直接的。一方面是对创新人才的限制，因为在欧盟中英国可以吸纳很多优秀人才。而脱欧之后增加了很多不便，比如如何安置人才的家属等问题，所以脱欧肯定会大大减弱英国对欧洲顶尖人才的吸引力，能否参与欧盟的地平线计划也并非定数。就算参与，也还是会受到一定影响。

　　而好处是脱欧给英国与印度、巴西，包括东南亚地区带来了新的合作机遇。同时创新体系的中心具有一定黏性，现在英国正式脱欧，但金融中心还是在伦敦，没有搬去巴黎或者都柏林。因为对于知识密集型产业的人才，改变工作地点意味着整个家庭的迁徙，以及子女教育、医疗等一些列问题。所以说有负面影响，但是不必过分夸大。



价值中国：请您谈谈科技对于后疫情时代，经济和社会恢复中的角色和作用。如何理解持续发展与灾后恢复的关系？

　　傅晓岚：首先，疫后的经济恢复必须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这一点各国已达成共识。科技对疫后恢复的促进在中国感受尤为真切，尤其是在抗疫过程中和维持民生数字技术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后疫情时代数字经济有可能成为一个新的引擎。不仅仅是数字经济本身的发展，还有为了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所需提供的基础设施都将创造很大的经济效益，也就是中国提出的新基建。

　　中英在民生科技方面的合作潜力也十分巨大。粮食、农业、环境治理、新能源发展、水的治理和医疗健康都是涉及到民生的科技领域。在这些领域中中英有很大的互补合作空间。同时中英面临许多共同的问题，例如人口老龄化、气候变化、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等问题。英国具有一流的科研创新能力，中国具有庞大的市场资源，两者具有很强互补性。同时在某些领域，例如环境技术，中国近年来发展突飞猛进，可以形成一种接近于强强合作的模式。但考虑到疫情对各国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复苏的艰巨性，合作很难有一个大跃进式的发展，但一定会得到两国政府的重视和支持。



价值中国：中英科技合作主要有哪些有利和不利条件？

　　傅晓岚：除了上述中英的优势互补，人才交流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中英人才交流语言障碍相对较小，同时英国具有教育资源的优势，这为中国人才的国际化提供了重要机遇。

　　挑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意识形态因素。两国价值观存在很大差别，意识形态的不同带来了不确定性。第二，美国因素。英国面临美国方面的很大压力，逼迫其选边站。第三，中国的开放程度。中国需要更强的改革和开放力度，克服内部阻力进一步对外开放。这就涉及到产业政策如何实施的问题，是目前中国亟需解决的问题。



价值中国：“中国转型正在由模仿向原创转变，但近年中美贸易战加剧等事件表明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您认为中国创新具有的最大优势是什么？最需要避免的可能陷阱有哪些？其实这个问题跟最近刚刚中国跟欧盟签的投资协议的谈判那些条款有很多，也基本上是同样性质的问题。怎么更公平的开放？

　　傅晓岚：无论是中国与欧洲近日签署的中欧投资协议，还是中国最近加入RCEP，以及中国积极谋求加入CPTTP，都释放了进一步改革开放的积极信号。至于应该避免的陷阱，我认为主要是由于贸易战导致的闭关锁国，关起门来搞创新，盲目强调关门自主创新。贸易战再加上疫情之后国际环境的变化，中国提出了双循环补短板的战略，这是必要的应对措施，但应杜绝对政策的过度解读，走上关门自主创新的道路，因此这是一个很大的陷阱。

　　国内经常提到协同创新、开放共享。这是能力的提升，包括研发能力和国际合作能力的提升。同时中国具有巨大的市场和勤劳的人民。我认为中国几十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果与中国人民的勤劳是分不开的。中国在改革开放的40年，总结出了自己的创新道路，既不是完全是市场导向，也不完全政府导向。中国的成功跟市场化和开放有很大关系，政府和国家在不同领域，不同行业，创新的不同环节所起的作用不尽相同。



价值中国：请简要谈谈您对牛津大学技术管理发展中心的新年发展规划。

　　傅晓岚：我们这个中心主要致力于提升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和管理能力，一方面是研究如何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他们在技术和管理方面的能力，另一方面深刻理解技术进步和管理能力提升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政治带来的各种影响。技术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既能给社会带来进步，同时也带来挑战并且要求相应措施的出台。我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理解它产生的影响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例如，如何通过政策措施来扶持发展中国家技术能力提升，如何引导技术和科技为人类可持续发展服务，如何决策能让大多数人在享受科技红利的同时将其负面影响最小化。这是我们中心研究的宗旨。

　　接下来我们主要侧重两方面研究：一方面是数字技术，数字技术对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以及相关的国际和国家层面的各种政策措施。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在平台经济中实现追赶以及平台经济在可持续发展中的新型商业模式。另一方面是绿色技术和绿色发展，即如何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绿色技术方面的能力，同时克服数字化进程中面临的各种挑战。我们提出了“绿色机会窗口”（Green Windows of Opportunity）这一概念，其实是一个以挑战为导向的机会窗口。不仅仅是绿色技术，包括公共卫生、全球大流行、减贫、能源危机、粮食安全、水安全等全球挑战其实都可以成为一个机会，而不是国家或政府的负担。发展中国家如何创造和抓住以挑战为导向的机会窗口是我们2021年的重要研究方向。
采访/撰稿 郑睿琪（20210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