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大学吗？这好像是个愚蠢的问题。我们不但有北大、清华这样的“名牌大学”，还有各种层次的、不同级别的、分属于不同主管部门的各色大学数千所。比如，有“副部级”大学若干，有厅级大学若干；还有“部属大学”和“地方大学”，有本科大学和专科大学，有“研究型大学”和“一般大学”，有“重点大学”和“普通大学”，还有什么“211”和非211大学等。怎么能说没有大学呢？

下面有两篇文章：一篇为国内学者所作，一篇为洋大人所说。看了这两篇文章，可能挑战我们的“判断力”，使本来很清楚的问题，变得不那么肯定了。

1．追寻缺失的大学精神

(姚国华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

2006-08-07 11:12:46 21世纪经济报道

关注天空，还是关注脚下？

　　中国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大学？我的回答是，百年中国的绝大多数时候，尤其是近20多年来，并没有一所真正的大学。真正的大学是什么呢？我要讲远一点。

　　孔子之所以 伟大，就是因为他建立了一个学校，通过它普及了一种理论，世世代代传下来。公元前5世纪前后，世界上有几大文明各自形成自己的经典，把各自民族的文化用文字传承下来，于是全球进入了轴心时代。今天，西方人之所以强大——他们后来超过其他所有的文明古国，尤其在全球化时代，一种强大的力量逼迫着其他文明去改变自己，去迎合它，这种力量从哪里来的？是从大学来的。

　　越是文明的社会，越是需要有一批专业学者来构造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成为所有社会成员的文化认同。而这些有智慧的知识精英形成的共同体，就是大学。

　　这样的大学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西方最早在柏拉图时代，就建立一个叫Academy的东西，柏拉图的Academy要干什么呢？西方人认为，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并不是最重要的，它背后有一个抽象的能够用数学、用逻辑、用语言精确表达的Logos，按今天的话，一种规律、一种规则，那才是万物的根本。只要把握了这个Logos，把握了万物的规律，你就把握了万物。这种柏拉图的信念，也就是古希腊哲学的基本精神。

　　这与其他思想不同，尤其与中国人注重直觉与感性思维不同。中国的农业文化相信，我们的直觉、感悟，我们在人和对象之间建立一种生动的、感性的、直觉的关系，这是中国人的特色。而在柏拉图时代，他鼓励他的学生去寻找万物背后的逻辑、数学、几何学，从这些抽象的理念、概念里探索万物的和谐秩序和规律。柏拉图的这种智慧，传到亚里士多德，传到亚历山大时期的科学，传到罗马时代的法律，一直传到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

　　公元5世纪奥古斯丁的基督教第一次大综合，把基督教由一个光是信仰的宗教，变成了一个理性的宗教，一个讲道理的宗教。基督教越来越能够讲道理，讲究严格的理论推理，于是就有了最早的大学。两个月前，我去了西方第一所近代意义的大学，就是意大利的博罗尼亚大学。这所最古老的大学，有近一千年历史，还力图保持老样子，那些房子已经非常老旧了，实在撑不住，才搞一根水泥柱把它顶上，一些残垣断壁也都很好地保护在街上。这些大学干什么呢，要寻找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时赋予的规律、规则，一种抽象的道理，要寻找万物背后的Logos。

　　我们知道，邓小平的一个伟大智慧是“不争论”：学任何东西，看任何书都要管用，没用的东西就不要搞。读马列也要管用，否则干什么呢？争论多了妨碍行动，所以提倡不争论。深圳那个小渔村怎么富起来的？靠的就是“做”而不是“说”，说了就搞不成了，先做了再说，打点“擦边球”没关系。甚至连“擦边球”也说不上，完全放开，不然为什么叫特区呢？结果，今天中国人都默认，说的东西往往不能做，做的东西往往不能说；闷声发大财，这是最大的聪明。

　　但是西方学院文明恰恰相反，先是靠说，而且说的东西还不管用，说的是些什么呢？针尖上能站多少个天使；上帝把亚当身上一根肋骨变成了夏娃，那男人身上是不是会少了一根肋骨；秃头复活以后，在天堂里面长不长头发；上帝可不可以是女人的样子；亚当和夏娃不是娘肚子里生出来的，有没有肚脐眼。这些问题看起来无聊可笑透顶，在我们看来毫无意义，但它具有另一种意义，它确立了一个信念：万物背后都有一个根本的道理，而且这个道理是可以推理、可以寻找、可以证明、可以争出来的。越争论，真理就越明白。最早的大学就开始干这些事情，把道理搞清楚了，什么事情都能够朝有序化、理性化的方向发展。所以，西方精英们从一开始就相信，社会必须有一种超越任何个人意志，超越物质外表的一种道理、一种规则、一种规律、一种秩序，它虽然抽象，却严格遵守逻辑、数学与实证的规则。这就是希腊理性思维，这就是柏拉图的Academy留下来的精神，这就是现代大学精神。

　　四大文明古国都是自然主义的文明，人们的生活完全依靠大地、天空，靠四季轮回、靠土地里面长出的东西来养活人，依靠自然生态的循环。

　　但是与柏拉图对应的希腊文明是另外一种文明。我两个月前去了希腊，这个地方在今天看来是不可能产生伟大文明的：山上光秃秃的，生态恶劣，水土容易流失。所以，希腊历史上经过几次反复，克里特文明，迈锡尼文明，总是几百年就不行了，可能都是这个原因。后来多利亚人崛起，当这块土地提供的粮食接近危险的极限时，他们受了腓尼基人贸易活动的影响，不再靠土地上的收获直接养活自己，而是靠航海、商业、还有手工业，与外部的生产分工和相互贸易来实现生活的供给。他们的山上能够种葡萄和橄榄，这两种作物不仅不造成水土流失，而且还能够保持水土，这两种作物不能当饭吃，但是可以酿成葡萄酒，榨出橄榄油，而他们又有非常好的航海条件。他们把葡萄酒和橄榄油拿去跟别人换，于是一种特殊的文明就产生了。

　　商人们航行在单调枯燥的海上，跟农民以感性的方式直接与大地接触不一样，他们看到的除了茫茫大海，就是太阳、月亮、星空，于是他们的天文学、几何学就很发达；商人总是盘算着数字比例关系，于是数学思维很发达，毕达哥拉斯主义就产生了；航海与贸易需要发达的手工业，而手工业制品通过商业推广又更加发达，手工业的发达导致了原子论的产生，机械唯物论的产生，导致了最初的分析式的自然科学的产生。

　　我们知道，今天西方人除了以科学作为改变世界的有力工具外，还有一个东西用在处理人和人的关系上，这就是法律。中国人怎么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呢？通过面子，通过感情，通过人情关系，通过道德，最后通过权力来把握。而西方人主要通过法律，通过契约，通过社会公德，通过每一个人心中把握的客观尺度来约束所有人的行为。这种法理思维，跟自然科学思维如出一辙，相信所有个别事物之上，有一个抽象的规则、法则和规律在支配着一切，而且这种抽象的规则是能够以严格的逻辑和数学方式表达的。

　　今天西方人强大的奥妙，就是两个东西，一个科学，一个法律，都是从希腊哲学演变而来的。这两个东西看起来好象不一样，法律是管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律是管自然万物之间的关系的，但在西方语言中是一个东西，都叫Law。它们都是从柏拉图那里来的，相信万物背后有一个普遍的共性在起支配作用。这东西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只能用人的理性思维去把握。

　　大学就是柏拉图的那个Academy延续下来，到中世纪就是经院，近代就是University，执著追求万物背后的规则，相信道理越争论越明白。这种把求知当作最高追求的人生态度，几乎体现在每一位哲学家身上。

　　泰勒斯是代表希腊智慧的第一个人。他本是个商人，可是他不好好经商赚钱，老去探索一些没用事情，所以他很穷，有一点钱就去旅行花掉了。所以有人说哲学家是那些没用的人，赚不到钱的人。据说，泰勒斯有一年运用他的知识赚了一大笔钱，当然这个说法可能是杜撰的——他知道那一年雅典的橄榄会丰收，就租下全城所有榨橄榄的机器，乘机抬高垄断了价格，赚了一笔钱，以此来证明哲学家如果想赚，他是可以比别人赚得多的，但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有更乐于追求的东西。还有一个故事，一个晚上泰勒斯走在旷野上，抬头看着满天星斗，他预言第二天会下雨，正在他预言要下雨的时候，脚下一个坑，他掉进去了，差点摔死，别人把他救起来，他说谢谢你，你知道吗？明天会下雨啊！于是又成了一个笑话，哲学家是只知道天上的事情，却不知道脚下会发生的事情的人。两千年以后，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

　　谁都不代表真理

　　亚里士多德说：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西方大学与中国大学有个很不同的地方，我们的书特地选择拉斐尔的《典雅学派》与《孔子讲学图》对比做封面，显示看出两种大学的区别。《雅典学派》是非常著名的一幅画，在梵帝冈博物馆里，画面所有的人都在一个大厅里面，没有地位等级，大家各自干各的事情，或是在相互交流，亚里斯多德与柏拉图平列走在一起，争论得面红耳赤。谁都不代表真理，老师也不一定有真理；真理高于一切，在一个看不见的地方，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理性去领悟真理。可是中国的大学呢，一定是老师在台上，老师显得很大、在中央，学生画得很小、在旁边；学生什么都不知道，一个个在问老师，老师什么都知道，他是发布真理的。这是中国的大学。

　　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吃喝玩乐中间，柴米油盐酱醋茶中间，生活在世俗生活中间，但是如果只有这个的话，这个民族是不可能拥有最高的文明。近代欧洲城市里，总有一个中心是Academy，或者是University，它们在整个社会当中起着核心作用、灵魂作用。所以一个成功的现代国家是不可想象没有大学先立起来的。

　　我的结论是，西方现代文明是城市运动和大学运动，现实操作和理想引领，两个东西的呼应才产生的。事实也是这样，文艺复兴之前就有博罗尼亚大学，法国的崛起有巴黎大学，英国的崛起有牛津剑桥，美国的崛起有哈佛。十九世纪初德国要崛起的时候，就有柏林大学。当时德国四分五裂，被拿破仑打得呜乎哀哉，割地、赔款、求和，穷得不能再穷，窝囊得不能再窝囊了。一位最有远见的人物是洪堡，他影响了普鲁士皇帝，相信民族崛起的关键是民族的精神崛起，而精神崛起的最高手段就是大学。洪堡成为内阁当中最重要的人，他建立了柏林大学，柏林大学的首任校长就是哲学家费希特。

　　中国20世纪最大的骄傲与不幸

　　美国之所以为美国，大家都知道，美国比拉丁美洲要富裕得多，今天仍是如日中天。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有所谓拉丁美洲现象，就是拉丁美洲被卡在一个无望的摆脱不了的陷阱里，为什么美国和拉丁美洲会有如此区别呢？因为拉丁美洲的开拓者就像我们深圳、海南的开拓者一样，只是去捞一把钱的人。其实当时中南美洲的条件比北美要好得多，北美连高级的印第安文明都没有，而中美和南美有辉煌的印加文明、阿兹特克文明，有玛雅文明。但什么导致了北美的强大呢？今天人们都知道北美最早移民是五月花号船上搭乘的103名清教徒，其实五月花到达北美时，那里已经有一千多移民了，可是所有美国历史书都从五月花开始写起的。为什么历史学家这样偏爱这103人呢？那是因为五月花上的人们的信仰，代表了美国精神的源头，形成了韦伯所谓资本主义的新教伦理。这些新教徒上岸后只有16年，还没有完全站稳脚跟，就建立了北美最早的大学，第二年以最大捐赠者名字命名为哈佛。由此看来，北美移民一开始就很特殊，其一，他们是清教徒，其二，他们建立了大学，这是美国今天这么强大的奥妙。清华大学著名学者秦晖也研究拉丁美洲和北美的区别，他认为美国之所以比南美优越，是因为有一个好的制度。我并不反对这种说法，但是我要强调，美国的制度八字还没一撇的时候，清教徒们一上岸就与伊比利亚人不同，他们只过了16年就建立了大学，160年后才建立了美国和美国宪法。你说文化重要还是制度重要？先有大学还是先有宪法？

　　今天以色列很强大，它建国只比新中国早一年，建国后第二天就开始打仗，它处在百倍的敌对人口包围之下，但今天几乎已经没有平级的对手了，没有一个国家敢主动向它挑战。凭什么以色列这么牛？因为以色列是有大学的，大学比什么都重要，在它还根本无法建国的时候，犹太智者就建立了希伯来大学，建校校长魏茨曼就是后来以色列的开国总统。希伯来大学比他们的国家还早25年。

　　再看看日本。这么一个小小岛国，自古笼罩在中国文化的阴影里面，可是今天它比中国强大。为什么它会有今天？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时，日本的水平远远不能与中国比，可是有一个关键人物叫福泽谕吉，今天日本钞票最大面额是一万日元，上面的那个头像既不是天皇，也不是任何政治军事人物，而只是一位只写了几本书，办了一份报纸，办了日本第一所大学的福泽谕吉，这样一个人成了现代日本民族的灵魂人物。他说，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与经济的改变。这三个方面的顺序，应该先是心灵，再是政治体制，最后才是经济。把这个顺序颠倒过来，表面上看是捷径，但最后是走不通的。近代日本基本上按福泽的路走的，它成功了。

　　同一时期的中国，却走了一条福泽谕吉预言走不通的路。最早打开国门就是搞洋务运动，搞经济建设，把西方的坚船利炮买过来，再开始造，然后才发现还要政治体制变革。戊戌变法一百多天，一场闹剧结束了，甚至倒退。社会矛盾尖锐冲突，只好搞革命。辛亥革命以后，制度的除旧布新看起来已经没问题了，可是整个社会却陷入水深火热、军阀混战之中，打倒一个皇帝，出现无数个土皇帝。人们在绝望的时，才有梁启超发现日本人早就说出这条路走不通，梁启超才倡议新民运动，这可以说成为中国的20世纪全新的开始。文化立国，教育立国，我们知道，新文化运动是20世纪中国或者说现代中国的真正开端。这个开端最具标志性的事件就是蔡元培手下的北京大学变成了一所真正的大学。

　　蔡元培从德国回来，以柏林大学模式拿来治理北京大学，只几年时间就把它变成一所真正的大学，变成整个民族精神的摇篮，从而开创了中国的20世纪。对此，我们无论怎么高的赞美都不为过。蔡元培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真正伟大的一个人，甚至远远超过孙中山。蔡元培才是一个新时代的旗帜，虽然那个北大的崛起已经有点晚了，而且北大也没有办法按照蔡元培的理念发展多久，只有几年时间，整个国家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所以新文化运动马上就变成了政治运动。

　　北大的新文化运动变成了政治运动之后，于是出现了一种妥协，这就是黄埔军校。我们知道，孙中山一生本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屡战还屡败，一事无成。后来，他以列宁主义模式，以三民主义的意识形态，来改组国民党，建立了黄埔军校。黄埔军校跟军阀不一样，军阀是为了地盘，为了直接利益打仗，而黄埔军校是为了一种民族主义信念而打仗，有了一个比升官发财，吃喝玩乐更高的理念，凝聚一个集体，形成一个组织，建立一种制度。蒋介石一生的权威，都来自于他是黄埔军校的校长。

　　所以，在中国没有大学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准大学，介于大学与军阀之间，这就是黄埔军校。

　　共产党后来也是这样。毛泽东一生的奥妙都在延安，延安实际上就是一所军政大学校，当然也是一所准大学。毛泽东把共产主义理想变成了照耀每个人内心深处的这么一种信仰，在这个意义上，共产党倒更近似西方现代文明，所以共产党很快就取得了政权，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迸发出巨大的力量。在这一点上，唯一能跟蔡元培相比拟的，把握中国最有力量人，第二个就是毛泽东了。毛泽东在延安那八年，深深地改变了中国。

　　八年抗战中在大后方组建的战时大学，以西南联大为代表，也包括当时的武汉大学、中央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这五大名牌大学共同培育了抗战中一代民族精英。这是一些真正的大学，即使处在穷山恶水间，在漏雨的平房里，在破庙里，在茶馆里，却毋庸置疑地构成世界上最一流的大学。

　　在破庙里，在最简陋房子里的西南联大就是世界一流的大学。国民政府无论多么腐败，但在抗战八年间，它把仅次于军费的第二大财政开支放在教育上面，比政府的行政费用都高。这是什么概念呢？国家都要完蛋了，大学还能办吗？当时有很多人说，大学就不要办了，年轻人还呆在学校干什么？赶紧打仗去，救国家去。如果说要办大学的话，那也是化学系教造火药，物理系教造枪炮，力学系教造桥梁，外语系就培养翻译官，哲学系就培养政治教官吧。可是，当时蒋介石居然听从了少数人的意见，大学该怎么办还怎么办，在整个抗战时期，大学不仅没有萎缩，而且人数成倍增加，大批年轻人跑到大后方去上大学，巩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尽管蒋没有得到好处，大都被新政权收过来了，但他们造成了新中国之后的辉煌。

　　我可以下一个结论，中国20世纪所有的骄傲，都归结到中国能够在最绝望的时候，有很少的一些中国人，他们能够办起几所大学或准大学，支撑起整个民族的文化。中国20世纪最大的骄傲都归结于北大、黄埔、延安，以及西南联大为代表的战时大学。而中国20世纪所有的不幸，所有的悲哀，所有的愚蠢，就在于在平常时期几乎完全没有真正的大学，没有完整人格的修养所，只有人才培训机构，只有培养工具，培养听话的螺丝钉的地方。

　　内心的崛起

　　如今，在我们中国一切都要有用的，大学也要有用的，所有的专业都要有用的，连人都要有用。可是，真正的大学是没有用的，因为大学是培养人的，人不是要为人所用工具，人本身就是目的。用俗气一点的话说，人是老板，人不是人才，不是打工仔。我说的老板，是自己知道该怎么做，而且能够指导别人怎么做的人。中国没有老板，有老板也是跟着别人跑的，最终来说仍然是人家的打工仔。所以中国今天没有在世界舞台上呼风唤雨的人物，没有领先的潮流的领域、品牌、标准。我们用尽了资源，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环境破坏，更大的破坏是人心灵的瓦解，内心世界自信心和创造力的完全丧失，只有依附于外部智慧，去换取满足欲望膨胀所需要的消费资料，换取GDP数字的增长。

　　这种接轨所造成的对西方依赖的程度是惊人的。中国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在西方卖高价钱，在欧美，中国人在面对西方人是抬不起头的，因为中国制造是低劣的代名词，你做得再好，再漂亮，你也只能卖到别人价格的一个零头。

　　中国必须改变这条道路，必须要有自己的大脑，自己的智慧，要有自己真正的大学。未来中国的唯一出路是文化立国。世界上所有成功的现代国家都是文化立国的，在日本早就有文化立国，韩国都有文化立国。但中国大陆，这个声音还传不开来，因为无数蠢货占着舞台。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都熟悉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路。过了N年以后，终于有一批知识分子出来说，制度建设也是关键，制度建设比经济建设更重要。然而，中国人却无法能够接受内心深处的改变，而这是一切问题的真正关键。

　　所以，我说中华民族的崛起取决于大学的崛起，而今天中国大学的崛起还相当遥远。怎么办，我们能做的只有自己内心的崛起，现实中没有真正的大学，但我们可以做一个真正的大学生，在自己的心灵中，在自己行动中，营造健全的大学生活。真正的大学不在高楼大厦，不在权威讲坛，不在那些嚣张的东西，就在每个灵魂的生命里，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就是超越的对话与交流，形成一种学术氛围，一步一步蔓延，把越来越多的人包裹在其中，真正的大学就形成了，很快就会变成了一场文化运动，就会有一批真正有智慧的精英起来，整个国家就有了希望。

2．大学应该保持独立、诚实、正直的态度

21世纪经济报道 　2003-12-08 12:25:11

格拉斯哥大学校长缪尔·拉塞尔

　　英国名校校长系列访谈
　　
　　大学应该保持独立、诚实，以正直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工作，其研究必须建立在非常可靠的事实的基础之上。他们必须证明有人从事具有权威意义的工作，而且没有忽视各种事实，哪怕是令人不高兴的事实。

　　向最古老的大学精神致敬

　　王长春

　　这是一个传统被不断袭击、侵扰、腐蚀的年代。
　　这当然不能说全是坏事：对于急于在一体化经济中扩大话语权，同时又要尽快积累起最多资源，来解决日益膨胀的社会公平危机的中国，抛弃传统，接轨国际，既是一个应时而作的调整，也是不得不做的事。
　　然而，每个人心中至少还是应该对此保持一个警惕，一种清醒的审视。
　　现在谈起导致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或者南美一些国家夭折的社会改革，许多人都会简单地用“裙带资本主义”一词来概括其原因。
　　然而仅用经济利益来分析欠发达国家改革的命途多舛，远远不够。
　　正如一些经济学者事后的反思所揭示的，远在危机总爆发之前，上述这些地区，普遍存在着道德水准无条件地让位于经济数字，国民教育水平连续多年停滞不前的“人文危机”。
　　造成这个局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原本应当承担起保留、研究、发展其历史继承的文化思想的整个体系，已经彻底失去了作为“社会道德和良心底线”的功能和意义。
　　身处全球经济一体化亢奋和焦虑的中国，也未能完全逃离类似危机：这，从早前舆论哗然的“北大人事改革”一事中，就可知端倪。
　　北大精神已经逐渐沦丧？“一流大学”之争，到底有没有意义？
　　真正的大学之道何在？
　　……
　　从这个角度讲，《21世纪经济报道》不惮万里，前往英国所做出的一系列与牛津、剑桥、格拉斯哥等或许是世界最古老的大学校长，就“大学之道”的对话，应有其独特的价值所在。
　　或者，换句话说，至少我们正在以一种近距离的方式，表达着对最古老的大学和它们的精神的深远敬意。

　　本报记者　王尔山
　　　　　　　发自格拉斯哥

　　作为仅次于圣安德鲁大学的英国最古老的大学，格拉斯哥大学至今仍是英国最好的研究大学之一。
　　到过格拉斯哥大学的人，大约都不会忘记它的新哥特风格的主楼（MainBuilding）：像一座城堡，中间是一片四方形的草坪，秋天的太阳照在上面，投下尖顶的塔楼的影子。据说在天气好的日子，从最高的塔楼可以眺望整个格拉斯哥和远方的洛蒙德湖。
　　然而格拉斯哥大学不是一直就在这个小山冈上的，这是从1870年开始启用的新址。它的历史始于1451年，当时是苏格兰第一所大学圣安德鲁建成40年，苏格兰国王希望创立一所新的大学。他们于是选择了格拉斯哥。
　　当时格拉斯哥大学位于格拉斯哥市中心，以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为蓝本，至今仍然保持欧洲大学风格，注重研究工作，对产业革命前夕的科学启蒙发挥了突出作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产业革命似乎没给它带来什么好处，最后由于城里密布工厂和铁路，人口剧增，它不得不迁到城外这座小山上。
　　2001年，格拉斯哥大学庆祝建校550周年，这时的它不仅是英国最古老的大学之一，也是英国最大的大学之一，全日制学生17000人，员工超过5900人，是格拉斯哥的主要用人单位。
　　即将出任校长职位的缪尔·拉塞尔并非来自学术界，他是一个政治家，1999年起担任苏格兰政府常务秘书，这是当地最高行政级别的职位，在苏格兰政府的建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7月，他宣布退休，一度还是布莱尔首相的首席政策顾问职位———内阁秘书———的有力竞争者。与此同时，正为格拉斯哥大学寻找新校长的猎头公司看上了他，而他也以接受这个职位的方式，退出了内阁秘书一职的角逐。
　　一所古老的大学，一个高级的官员，乍看上去两者没什么相干，除了一点———拉塞尔是格拉斯哥大学的毕业生。
　　格拉斯哥大学为什么选择拉塞尔，拉塞尔为什么选择格拉斯哥大学，这可能是两个意义迥异的问题。这天下午，我们的谈话从格拉斯哥大学的传统说起。

　　策略思考是大学发展的关键

　　《21世纪》：格拉斯哥大学作为苏格兰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它的使命是什么，有什么传统，与英格兰的大学有什么不同？
　　缪尔·拉塞尔：这确实是一所古老大学，两年前刚刚庆祝了第550个生日，它的目的是提供学科齐全的教育，是一所了不起的基于城市而同时服务社区的大学。今天，这一传统要求我们以一流研究为主导，提供最高质量的教学和一流的学习体验。
　　《21世纪》：这所大学拥有100多个系，你是不是认为大学应该覆盖所有学科？
　　缪尔·拉塞尔：现在一个比较困难的地方在于如何以策略方式进行选择，确定我们的长处在哪里，我不认为假如我们以覆盖所有学科为方向，大学还能取得成功。
　　《21世纪》：苏格兰拥有越来越大的独立性，这将对大学产生怎样的影响？
　　缪尔·拉塞尔：苏格兰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在一个政治协议的基础上拥有一个独立的政府，有自己的国会，然而同时留在英国之内，立法和政治方向的很多问题不是由英国国会决定，这是一种有趣的政治发明。对大学而言，其资金是由苏格兰政府决定，而自从当地政府建立以来，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资金需求的反应还是很不错的。
　　有趣的一点在于，苏格兰政府有关大学管理的职能联合组成一个叫做“终生学习体验”的机构，置于单一政府部门和大臣的管理之下，这会有助于政府从毕业生就业以及大学可能对现代经济做的贡献方面确定大学的角色。
　　《21世纪》：学生在“终生学习体验”中得到怎样一种体验呢？
　　缪尔·拉塞尔：他们会得到好的综合教育，这是苏格兰注重综合教育的传统在大学的延伸，我们一直避免过早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个狭窄的领域。
　　《21世纪》：你怎样监控教学质量，如何确保教学和研究保持一个合适的平衡？
　　缪尔·拉塞尔：在苏格兰，教学质量管理是通过一个非常正式的体系进行，简单说就是考察各个科目的课程及其教材，包括了解学生是不是有机会参与讨论、提出自己的见解、做论文以及接触教职员，并给予评价，而这个评价体系一直在发展完善。只要看看我们得到的分数（在研究和教学都得到最高分数），你就知道我们大学得到非常高的评价。
　　至于教学与研究的平衡，我认为找到平衡点的途径在于研究必须具有国际质量，而教学应该非常优秀，两者缺一不可。因为只有找到优秀人才，教学才能保持优秀，而优秀人才就是那些研究工作非常出色的人。

　　学术上的诚信最重要

　　《21世纪》：你曾说大学不能高高在上、拒绝听取外界的批评意见，但你也意识到大学具有自己的价值观，必须坚持和保护，并不打算人云亦云，这两方面似乎是矛盾的？
　　缪尔·拉塞尔：大学应该保持独立、诚实，以正直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工作，其研究必须建立在非常可靠的事实的基础之上。他们必须证明有人从事具有权威意义的工作，而且没有忽视各种事实，哪怕是令人不高兴的事实。也许最后结论证明实验偏离我们的预期，我们得不到预期的成果，整个研究没能按照原来希望的方向发展，但不管怎样，人们还是可以绝对客观地说，这就是我们研究的结果———我认为这对维持大学在社会的诚信而言是最最重要的。
　　大学受到社会的尊重，人们喜欢向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寻求不偏不倚的意见，事实上，我们大学的学者在早上的广播新闻节目有很多的发言机会，对正在讨论的话题进行评论。他们也确实做得非常客观。为什么会请他们呢，因为他们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声望，因为这所大学也有自己的声望。讨论的话题很多，比如社会、犯罪、科学、教育，这里有很多人会去电台和电视台发表意见。
　　《21世纪》：这是格拉斯哥大学的特有现象吗？
　　缪尔·拉塞尔：大学在这里受到更多的尊重，在公众生活当中具有更重要的地位，通过媒体、社会和政府机构发挥作用。教育在苏格兰是很大的一个产业，大学入学率比英格兰还高，还有很多人到苏格兰读书，我们的教育产业雇佣很多职员。
　　《21世纪》：要确保大学可以找到一流的人才，但是人才难得，你认为怎样才能吸引富有才华的员工，并且继续培养他们？
　　缪尔·拉塞尔：创造一个好的环境，使大家可以和友好而受到尊重的学者一起工作，支持他们去做有助于提高他们的声誉的事情。这就是说，因为这所大学的声誉很好，学生的质量很高，所以在这里教书是很有成就感的。
　　这里有一个很好的生活环境，还会全力培养教员，这里有许多培训项目，设立人力资源部，帮助大家确定自己更加适合从事什么工作，也知道学校对他们有什么要求，得到他们需要的反馈意见和帮助。
　　《21世纪》：面对一个变化中的社会，大学应该如何适应，如何改革？
　　缪尔·拉塞尔：苏格兰的大学应该可以做出更大的贡献，思考更广泛的一系列问题。希望大学和政府之间的接触进一步加强，这不仅指从政府得到更多项目，关键在于怎样才能使有趣的想法得到讨论，于是政府可以了解什么想法大概可行，什么想法需要修改。
　　《21世纪》：反过来，政府应该在高等教育领域扮演什么角色？
　　缪尔·拉塞尔：在苏格兰，政府一直非常支持大学，提供大量资金，创造一个很好的环境，使大学不仅得到资助，而且具有不断改进的积极性。
　　《21世纪》：那么说你们没有筹集资金的问题？
　　拉：筹集资金总是一个重要工作。在企业资助、研究基金、学费之外，我们还越来越重视我们的校友和其他支持者。关于研究基金，申请人的水平越高，声誉越高，他们从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或惠康这样的大型慈善机构得到研究资助的机会也越大。对格拉斯哥的所有大学而言，这些资源的数量都是很大的。
　　《21世纪》：招生的情况又是怎么样呢，一提起英国大学，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牛津和剑桥，你怎么看这个情况？
　　拉：要知道苏格兰人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吗？我们的回答是，当英格兰建成牛津和剑桥的时候，苏格兰已经有了4所大学，而这也是我们惟一一次以4：2的比分击败英格兰。但我们确实也有知名度的问题，比如我们需要解释格拉斯哥其实离伦敦不是特别远。

　　校长不一定都要来自学术界

　　《21世纪》：当你从政府最高行政职位退休，一般认为你可能会到一家大型企业工作，最后你选择了格拉斯哥大学校长的职位，为什么，这个职位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
　　缪尔·拉塞尔：我出任政府行政部门最高职位有5年半时间，在这期间组织政府的工作取得巨大成就：我们设立了国会，建立了政府，支持了一个联合内阁，我们通过了60个法律，而各部门设立的目标，我们完成了90％，我们经历了3个第一大臣，我们有了一个新的联合内阁，等等，我对此感到相当自豪。接下来就是问自己，下一步会是什么？这时格拉斯哥大学委派的猎头公司出现了，问我是不是有兴趣加入校长候选人名单。这当然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工作，这个工作对国家很有意义，这是一个很令人兴奋、很有意思的地方，有很多了不起的职员可以一起工作，我从这个大学毕业本身也是一个因素，就是说，理想工作该有的条件都有了。我很幸运，因为我可以从竞争中胜出，得到这个工作。
　　《21世纪》：那么，在你看来，校长候选人应该具备什么条件？
　　缪尔·拉塞尔：我想在一个大机构担任高级职位的经历会有帮助，因为你知道怎样跟很多不同人士打交道，让他们发挥最大作用，知道怎样从不同渠道收集信息和建议，将这些东西集中起来，形成自己的决定，帮助这个机构达到它所确立的目标。对一个校长来说，他的工作就是说和听的组合。
　　《21世纪》：能不能说说，当你的任期届满，你希望这所大学变成什么样？
　　缪尔·拉塞尔：我希望在退休的时候，这所大学的教学和研究都能达到其顶峰水平，与苏格兰社会保持密切联系，充满自豪感，是一个国际公认的好学校。

来源：http://se.xmu.edu.cn/blog/xmyjg/archive/2006/08/12/578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