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经济学是在批判新古典传统的基础上而发展起来的。所以，我们不妨先来看一下标准新古典经济学的局限。新古典经济学有一个重要的假设，那便是完全信息假设。这是对现实的一种高度抽象，它意味着每一个市场的参与者对商品的所有信息都了如指掌，即信息是完全的。在此假设之下，新古典价格理论认为当强大的市场力量通过供求法则实现市场均衡时，追逐私利的个人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个人只不过是价格的被动接受者而已。在这一分析框架中，信息不会给市场机制带来麻烦，因为信息是完全的，也就可以无成本地获得，并且信息都集中反映在了价格上。类似于个人偏好或者生产技术这样的信息都不需要了解，因为价格在反映资源稀缺性问题上已经起到了传递全部信息的作用。举例来说，餐馆老板不需要知道顾客是爱吃偏辣的还是偏甜的，他只要知道一盆鱼香肉丝能卖几个钱就可以了，这是他多卖掉一盆菜所能得到的。同样地，他也无需了解当地生猪存栏数目是否充足或猪饲料是否涨价，他只要知道猪肉卖多少钱一斤即可，这反映了资源的稀缺程度。于是，最终产品的价格就反映了买方的偏好，而中间品的价格则表明了卖方的生产成本，所以，只要能够自由交换，市场的均衡价格就反映了资源的稀缺程度，资源就被配置给了评价最高的人，效率就实现了。总结成一句话，就是"物以稀为贵"。但是，只有当完全信息的时候，才可能真的是“物以稀为贵”的，此时，消费者花大价钱买的也就一定是好东西。但是，事实上经常出现的情况是，消费者对商品的真实信息了解甚少，即信息是不对称的。换句话说，卖东西的人知道自己的货值多少个铜板，但买东西的人就不知道了，这时，物不一定就以稀为贵了，如果好东西没有识货的，那也只能卖个低价，反过来说，一块石头如果标个大价钱，也可能被当作宝贝抢走。此时，消费者通常就相信“物以贵为稀”，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分价钱一分货”，虽然仍有可能上当，但平均来看却是对的。
再来看一下企业。企业被认为是追逐利润最大化的主体。然而，企业是如何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呢？在新古典经济学里，企业是被假设成为一个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组织的，这时，企业实际上是一个黑箱。确实，如果信息是完全的，那么让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就并不是什么难事，因为企业的股东可以要求经理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经营企业，并且完全信息通常也就意味着完全竞争，来自竞争性市场的压力会使企业的激励问题自动解决──否则那些没有按利润最大化原则行事的企业就会被市场淘汰。

2.1.2 对完全信息假设的质疑
但是，完全信息的假设合理吗？这就要看是否存在一些重要的现象难以在此假设之下被解释，是否由此假设而得到的一些结论会与现实不符或给我们造成误导。事实上，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的确是肯定的。我们将会从第3章开始作进一步说明。现在，只是让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假设就其本身而言是否过于严格。
在这样的完全信息假设之下，价格机制体现了亚当·斯密所谓的那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那么均衡价格是如何实现的呢？在瓦尔拉的一般均衡体系下，均衡价格是由一个虚拟的瓦尔拉拍卖人以公开叫价的形式来实现的。简单来说，这个瓦尔拉拍卖人拥有瞬时的计算速度，他会向市场中所有的参与者（如消费者和企业）报出所有商品或服务的价格，然后市场上所有的参与者根据这个价格体系向瓦尔拉拍卖人传递他们各自的需求与供给信息。接下来，拍卖人根据供求是否平衡对原先的报价进行调整，直到所有商品与服务的供求实现平衡为止，即找到均衡价格，实现瓦尔拉一般均衡。
然而，在现实世界中，个人搜集、获得以及处理信息都是需要花费成本的，在信息的传递过程中也会出现噪音，信息有可能会失真。如我们将在本书第3章中表明地那样，现实中有时仅仅凭借价格并不能让买者确切地知道相关商品的真实信息，此时，就可能不足以实现所有潜在的交易。大家只要想一想现实生活中的一些说法，就知道我们周围处处都有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存在。比如，我们常会说“只有买错的，没有卖错的”，这实际上就是说，消费者永远不如卖东西的人了解商品的真实信息。又比如，“哭穷”，有时候装穷是很管用的，他可以向卖方传递一个虚假的信息，就是你想要的商品对你来说太贵了（虽然实际上你心里已经觉得非常便宜了），这时候，哭一下穷可能能让你得到一个更好的价钱。新古典经济学里虚拟的瓦尔拉拍卖人在现实中也不存在，在现实中，只有期货市场和股票市场比较接近于存在虚拟的瓦尔拉拍卖人的情况。当处理信息需要成本时，帕累托有效的均衡结果就可能难以实现。在企业内部，当决策由受雇的经理人做出时，有关经理如何决策的信息也是难以被雇主轻易获取的。因此，经济学也就不得不努力打开企业利润最大化这个黑箱，这就需要改变完全信息的严格假设。
此外，自从信息经济学诞生以来，经济学家对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差别的看法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们发现，完全信息的假设也使得新古典主义者对计划经济的批评显得难以自圆其说。新古典主义者认为计划经济体制不可能有效处理合理配置资源所需的各种信息，只有市场这只功能强大的无形之手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然而，一个随之而来的质疑则是：新古典主义者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批评根本无从谈起，因为如果象新古典传统所假设的那样信息真的是完全的，那么计划经济体制就也同样处在信息充分的世界里，于是，对计划经济难以有效利用信息的责难自然就不存在。只要信息是完全的，计划经济体制并不会比市场经济体制做得更差。显然，新古典经济学若要批评计划经济体制的缺陷就必须首先抛弃关于完全信息的假设才行。
信息经济学正是通过抛弃完全信息的假设而超越新古典传统的。这一基本假设的改变导致了经济学理论的重大发展，它催发了契约理论、机制设计理论的产生，为企业理论、拍卖理论、公司金融学、公共经济学、规制经济学、产业组织学、政治经济学、比较经济学等学科领域提供了崭新的分析框架。此外，一旦承认信息是不完全的，那么组织内部如何有效地利用信息、不同的组织形式在信息效率方面有何差异就自然成为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因而组织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Organization）也成为一个热门的研究领域。如今，信息经济学几乎渗透到了经济学的各个领域并且得到极大的重视。多位经济学家先后共三次因信息经济学方面的出色贡献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是1982年获奖者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J. Stigler）、1996年获奖者詹姆斯·米尔利斯（James A. Mirrlees）和威廉·维克里（William Vickrey）以及2001年获奖者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信息经济学对新古典完全信息假设的超越绝不是对新古典方法论的抛弃，事实上，信息经济学已经融入新古典主流，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