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一次接到有关罗伯特·奥曼的约稿要求，我已没有了最初的兴奋，更多感觉到的是一种压力。现代传媒迅速而无休止的转摘，使我静下心来反思自己。作为博弈论大师们在中国活动信息的源头，我觉得自己有必要更加谨慎。至少，我希望每次都能够为读者们献上一些新的内容。

一
世界上有个小国叫以色列，科学里有个小学科叫博弈论。博弈论善于创造财富，而世界上绝大部分财富被犹太人收入囊中。因此在我眼中，以色列之于世界，恰如博弈论之于科学。
博弈论（又称对策论）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诞生的标志，是大数学家冯·诺伊曼和经济学家莫根施坦合著并于1944年出版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据说，当年为规范学术术语的使用，钱学森先生曾经提出将该学科称为“对策论”。这种说法是否属实，现已无从考证。目前在中国，特别是在经济、金融和管理科学领域，更多的学者喜欢使用“博弈论”这个词。
严格意义上说，1994年起已经相继有7位博弈论学者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如约翰·纳什、莱因哈德·泽尔滕、约翰·海萨尼等，罗伯特·奥曼则成为2005年的获奖者。事实上，很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工作都直接或间接与博弈论相关。比如2004年芬恩·基德兰德和爱德华·普雷斯科特的时间动态不一致性就是运用了博弈论进行分析得出的。再如2001年乔治·阿克劳夫、迈克尔·斯宾塞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关于不对称信息市场的考察也运用了不完全信息博弈理论的分析框架。而1996年詹姆斯·莫里斯和威廉·维克瑞关于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委托—代理理论、信息经济学、激励理论等方面的成果都与博弈论的分析密切相关。在如此众多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主要工作中都活跃着博弈论的身影，显示了博弈论的分析思维和它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在经济学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实际上，无论是关于约翰·纳什还是罗伯特·奥曼，我记忆的源头是2002年那个我一生中最为酷热的夏天。2002年8月14日到17日，约翰·纳什、莱因哈德·泽尔滕、罗伯特·奥曼、洛依德·沙普利等几十位在国际博弈论领域里声名显赫的学者来到了青岛，参加由青岛大学承办的“2002国际数学家大会‘对策论及其应用’卫星会议”（英文缩写为ICM2002GTA）。我幸运地成为这个会议的直接组织者。

二
记不清是在哪次会议上第一次见到奥曼教授，那时只是觉得他离我很遥远。他的形象无疑让人过目不忘——个子矮小甚至有些瘦弱，目光深邃（要是不担心别人误解，我更希望用狡诈这个词），与他在博弈论领域中的巨人地位并不相称。奥曼是个典型的犹太人，信守时间和承诺。他曾经这样介绍自己：“一个死了老伴，现在有５个子女、１７个外孙和１个曾孙的老头子。”作为一个虔诚的信徒，奥曼绝不会在犹太教的礼拜日参加非宗教活动，哪怕是国际数学家大会。
关于奥曼的学术地位，博弈论领域的学者大多认为，对博弈论理论贡献最大的当属冯·诺伊曼、约翰·纳什和洛依德·沙普利。与这几位大师相比，奥曼胜在“博”。奥曼对于博弈论的研究有着相当的广度和深度，从基本概念的确立到理论工具和研究方法的创新，从理论体系的形成到博弈论在不同领域的应用，奥曼是博弈论的集大成者，是博弈论王国里的国王。值得一提的是，奥曼的大部分研究都与经济理论的中心问题联系密切，一方面，这些问题为他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他的研究成果又给经济学带来了新的见解。奥曼致力于此二者之间的融合，促进了博弈论和经济学的共同发展。
奥曼作为博弈论的学术领袖，在组织和领导团队进行学术研究方面显得尤为突出。他掌控着世界上最重要的博弈论学术杂志《国际对策论杂志》，经营着博弈论领域最重要的学术团体“Game Theory Society”，主持着“世界博弈论大会”。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爱因斯坦数学研究院，奥曼组织和领导了一大批进行博弈论和经济学的研究者，他们当中既有奥曼的学生西古·哈特（Sergiu Hart）、亚伯拉罕·纽曼(A. Neyman)、得夫·萨莫特（Dov Samet），也有他工作多年的同事，如迈克尔·马斯切勒（Michael Maschler）。他们都是当今世界上一流的博弈论专家，如马斯切勒除提出“谈判集”作为合作博弈解之外，还提出了“核子”（kernel）作为合作博弈的解。此外，有关不完全信息重复博弈也是他与奥曼共同发展起来的。在希伯来大学，以奥曼为首的工作使得以色列成为在博弈论研究方面最为领先的国家之一。我曾经对自己的学生这样介绍奥曼，“在博弈论的历史上，如果去掉冯·诺伊曼的篇章，那么奥曼的简历就是现代博弈论的发展史。”

三
奥曼曾说，“40年代末50年代初是博弈论历史上令人振奋的时期，原理已经破茧而出，正在试飞它们的双翅……活跃着一批巨人。”也许连奥曼自己都未曾想到，这批巨人在半个世纪后奇迹般地齐聚青岛。由于举办2002国际数学家大会的缘故，这一年有很多明星级的科学家来到中国，如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被认为是继爱因斯坦之后最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邀请霍金来华的是数学界泰斗丘成桐教授，而邀请约翰·纳什和罗伯特·奥曼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的却是我这个小人物。
我与奥曼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我的导师身上。1996年12月，一个普通的下午，我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此前5年间，我由国家公派赴原苏联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应用数学与控制过程系攻读博士学位，导师是列昂·彼得罗相（Leon A.Petrosjan）教授（俄罗斯对策论学会主席，世界著名博弈论权威，曾两度获得俄罗斯国家科学奖）。按惯例，晚上我要答谢导师以及几位评审教授。我把这个本来应该在教研室举行的仪式安排在圣·彼得堡的上海饭店。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酒宴一开始，彼得罗相教授首先建议我们为已故的尼古拉·沃比约夫（N. Vorobev）教授干杯。沃比约夫教授是原苏联博弈论的奠基人，也是彼得罗相教授的导师，算起来是我的师祖。尼古拉·沃比约夫教授对于中国博弈论的诞生和成长做出过重要贡献，50年代他应中国科学院邀请来华讲授博弈论，帮助中国培养了第一代博弈论领域的研究生，当年听过他讲课的学生已成为中国博弈论研究的前辈。我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张周恩来总理接见沃比约夫教授时的合影，这张照片已经成了我们这个师脉的传家之宝。
彼得罗相教授继承了沃比约夫教授的事业，也像他的导师一样对中国博弈论学界倾注着关心。对于青岛大学能够承办ICM2002GTA并邀请到这样一批大师出席，很多人都非常诧异。其实促成此事的最大的幕后功臣就是彼得罗相教授。原本，中国数学会最初开列的30个卫星会议的清单里并没有“对策论及其应用”卫星会议，彼得罗相教授给中国数学会写信，建议由青岛大学承办这个会议。2001年的正月初五，我们以青岛大学的名义正式向中国数学会提出了承办申请。
确定要在青岛举办ICM2002GTA的消息公开发布之后，美国一位著名的博弈论权威曾对彼得罗相教授调侃道，“我不知道你们准备在青岛那样一个地方做什么”，言外之意是他不知道中国有谁懂得博弈论！这也难怪，至少迄今为止，中国人中还没有谁在博弈论的历史上书写过辉煌的篇章。
要想让国际一流的博弈论学者支持并出席我们的会议，没有奥曼的支持是万万行不通的。我的导师与他私交甚笃，我们通过彼得罗相教授向奥曼提出了邀请，但这还不足以成为他出席的理由。我曾多次猜测这其中的原因，也许是慑于国际数学家大会（ICM）的影响，也许是因为这是ICM历史上首次单独设立博弈论卫星会议，也许是由于中国这片神秘的土地的诱惑，抑或是对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好奇……总之，奥曼来到青岛了，还同时带来了他的三个弟子，用他的影响力告诉世人：是的，2002年在中国青岛。不经意间，我们书写了一段历史，有学者甚至夸张地认为这是博弈论的一个里程碑。

四
能邀请到众多学术名家是我们的骄傲，但如何平衡他们却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泽尔滕是欧洲经济学会主席，沙普利是博弈论的无冕之王，此外我知道还将有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出席会议（当时很少有人相信我，直到他们真的来了）。让他们中的任何人担任会议的主席都会给会议增辉，权衡的结果，会议的主席由彼得罗相教授担任，而我则成为组织者和执行者，这间接成就了一次导师与我的合作。会议名誉主席的宝座当然非奥曼莫属，但我们却有些不安，因为纳什和奥曼都是特邀报告人，是会议最高级别来宾，而纳什曾公开反对犹太人。事实上，考虑到纳什与奥曼的恩怨，我们一直小心翼翼地做着安排。细心的人会注意到，在我们的会议照片上，纳什与奥曼中间总是隔着几个人。然而，也许是冥冥中的巧合，在约翰·纳什做特邀报告的那个轮次，主持人竟然是奥曼教授！许多媒体关注的是由纳什亲自讲解纳什均衡的壮观场面，而我则摒住呼吸，将两位大师演绎的学术超越宗教的历史性画面留在记忆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