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思想是我们发展史的核心。这一思想是社会文明进化的晚期产品，它出现在人类开始面对道德问题的时期。”[1] 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有丰富的人性论。按照类型来分，有性善论、性恶论、性无善无恶论、性有善有恶论，性善恶相混论。在这五种人性论中，影响最大的还是“性善论”和“性恶论”。前者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观点，后者则深刻地影响了西方文化和西方人的价值观。

        在儒家中，荀子最早提出了“性恶论”，但是恰恰因为如此，所以，荀子一直被宋明理学排斥在道统之外，不为正统儒家所看好。二程明确说：“荀子极偏驳，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2]实际上，从儒家内部的性善论与性恶论的论争，完全可以对比两者所产生的不同后果。因为性善论把人的道德性上升到先验性。所以，它更侧重道德修养和内在德性的提升。孟子云：“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3]而“性恶论”恰恰预置了人的恶性，为了克制这种“恶”，就必然诉诸外在的规范与制度。荀子恰恰代表了这样的理路：“礼起于何？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不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生也。”[4]应当说，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道德主义的倾向，得益于“性善论”的价值预设，而西方之所以能够走上法治化道路与“性恶论”的价值预设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

        之所以要把“性善论”和“性恶论”作为一种价值预设，就是因为它还只是一种假说，无法通过经验证明和逻辑证实来加以解决。我们可以通过孟子和告子对人性问题的辩论发现这一点。孟子和告子均以“水”进行类比论证。在告子看来人性本来无所谓善恶，就如同水那样，打开东方的大坝就流向东方；打开西方的大坝自然就流到西方。而孟子则认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5]实际上，这种类比论证，根本无法保证论证的严密性。甚至，从经验常识的角度来看，或许告子的论断更符合我们的经验常识，而孟子在论证中的逻辑前提使用的“人性之善”置换为“人性之恶“推理照样也可以适用。

        除了这种类比式的论证外，还有从不同的学科角度进行的论证。在心理学上，有学者认为人天然具有心理自私主义倾向。但是相应的批评则来自于持有心理利他主义观点的心理学家。在生物学家中，有人认为人类有着自私的基因，而许多生物学家不仅坚持真正的利他主义是人类独有的天性，甚至认为在一部分动物身上还存在着利他主义的基因。[6]至于人类学家也在人类在本性上是自私还是利他问题上聚讼不止。这些论证至少存在的问题就是：一、动物身上的研究成果是否能够直接运用到人身上；二、仅仅从某一部分动物出发得出结论必然存在不完全归纳的一面，之所以同一学科出发得出不同的结论，原因可能也在于此。

        可以说，按照不完全归纳根本无法确保人性问题的可靠答案。而通常的结论是，在一个社会或者群体风气很好的情况下，这里的人们更可能接受“性善论”，而在一个世风日下，风气堕落的社会或者群体，人们更可能相信“性恶论”。甚至，人们的心情和情绪也影响着对人性问题的态度。故而，“性善”、“性恶”从来不是一个科学的结论，而只是一种具有认可价值的人性预设。虽然说，从逻辑上，我们无法去证明人性的善恶。但是，它确实具有特定的作用和功能。

[1] [奥]弗朗茨·M·乌克提茨，万怡、王莹译．恶为什么这样吸引我们？[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11月第一版，第104页

[2] [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上）[M]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7月第一版，第262页。

[3] [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10月第一版，第238页

[4]章诗同．荀子简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7月第一版，第203页

[5] [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10月第一版，第325页

[6] 奇云．人类有利他主义基因．北京科技报[N]．2005-02-16，第A11版

转自 石心桥  的 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