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国际论坛”7月19日和21日刊发了两篇针锋相对的文章，讨论中国人缺乏诚信的根本原因。相比欧美诸国，甚至相比儒家文化圈内的韩日两国，缺乏诚信的情况在中国的确最严重。这不仅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今天是这样，早在100年前，不管是欧美人士对中国民族性格的批评还是中国人自身对国民性所做的反思中，都已经尖锐地指出了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认为市场经济是导致中国人尔虞我诈的根本原因是站不住脚的，但反之笼统地将原因归咎于儒家伦理，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同处儒家文化圈内的韩国和日本为何要比中国讲诚信？

中国人更缺乏诚信是毋庸讳言的，不必归咎于市场经济。但中国人缺乏诚信只是一种表面现象，是中国人缺乏是非观的表象。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将中国人的国民性总结为“愚弱”，即愚蠢与懦弱，愚蠢是因为没有是非标准，懦弱则是因为不敢为是非而抗争。

美籍华裔历史学家孙隆基在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将中国文化分为政治的表层结构与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国人对个人观念、身心态度、公私利益、家国关系等根本问题的认识都沉淀在这种深层结构中。孙隆基认为，中国人没有世俗生活之外的“超越意识”，缺乏“终极关怀”，一切以“身”的安顿为依归，造成“有一口饭吃就行”的极端世俗化的人生态度。因为缺乏宗教对精神的提升，加之长期处于食不果腹甚至朝不保夕的处境中，中国人最大的愿望就是鲁迅所说的“但求做稳奴才”。

另外，孙隆基指出，中国历史上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大一统社会造成了“强政府、弱社会”的结果，这种结果反过来又导致了个人对政府的依赖，结果便是独立思考能力的弱化。因此，中国人的社会行为标准不是是非，而是像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中指出的那样，“以官的标准为标准”。缺乏是非标准的直接后果就是大部分人没有道德底线，可以为一己私利为所欲为。近两年来出现在安徽的偷盗村、云南的拐卖儿童村、福建的诈骗村，便是彻底丧失是非标准和荣耻底线的恶果。

中国传统文化没有“超越意识”，尤以儒家为最，孔子就说：“未知生，焉知死。”这种彻底的“现实主义”是导致中国文化重“身”不重“心”的深层原因。而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的专制主义的强政府更与儒家文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由此可以说，儒家文化是中国人缺乏是非从而缺乏诚信的深层原因。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儒家文化应该全盘抛弃。任何一种文化都有优劣，中国历来也有很多讲诚信的人，儒家文化中未尝没有对诚信的提倡，未尝不重视立功、立言、立德“三不朽”，但只是在与君主专制结合或者被君主专制利用之后，这些积极的方面难以发挥，它消极的方面更容易影响广大的社会群体。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扬长避短，取其精华而弃其糟粕。诚然，儒家文化中有不利于发展市场经济的因素，但这不意味着不能将儒家文化转换到现代社会的信用体系中去，关键是看如何取舍。将儒家文化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以为二者水火不容，是不能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