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道理

关注西方社会科学“文化霸权”的问题

邓正来

（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教授）

中国学术欲发展，就必须建构起中国学术自己的自主性。而关于中国学术自主性的问题，我认为，我们必须强调中国学术研究场域依照其运行逻辑而必须与经济场域、社会场域和政治场域做出明确的界分，这可以说是学术自主性的国内向度，因而也是每个国家的学术在发展过程中都会遭遇到的问题。

但是我认为，中国学术自主性的问题，除了存在上述一般性的一面以外，在当下这个复杂的世界结构中还存在着本土性的一面。从理论上讲，这意味着学术自主性在一定意义上乃是以特定时空为限的，因而在根本上它会涉及到中国学术研究场域在当下世界结构下如何自主于西方社会科学场域“文化霸权”的问题——这是学术自主性的国际向度，因此也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所特有的问题。

众所周知，在中国学术当下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即论者们在研究中往往未经批判性的审视就把西方的一些概念或理论框架套用于中国社会的分析。但是，我们知道：首先，中国知识分子毫无反思和批判地接受西方的概念或理论框架，实际上给西方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理论示范”注入了某种合法的“暴力”意义。也正是在这种暴力性的示范下，中国知识分子毫无批判地向西方舶取经验和引进理论的做法，便被视为合理的甚或正当的。再者，这种实践的展开，还会迫使中国知识分子所做的有关中国发展的研究及其成果都必须经过西方知识框架的过滤，亦即依着西方的既有概念或理论对这些研究做“语境化”或“路径化”的“裁剪”或“切割”，进而使得这些研究成果都不得不带上西方知识示范的烙印。更为糟糕的是，上述情势还导致了一种在中国学术界颇为盛行的我所谓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知识的“消费主义”倾向。

其次，中国知识分子对一些与学术相关的西方制度的移植，也从另一个角度扼杀了中国学术建构自身自主性的可能性，因为这些学术制度在中国的移植只会引发与这些制度原本旨在达到的目的相违背的结果。

一如我们所知，西方国家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一般都规定有一种旨在提高学术研究水平的要求，即相关人员必须在年度内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和论著的制度，而且这种制度的设置甚至是与聘佣制度紧密勾连在一起的。晚近以来，中国的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也将这种制度移植了进来，但是他们在引进这种制度之前却并没有对这种制度安排做认真的分析和研究，甚至不意识这种制度的有效实施还必须仰赖于其他学术制度的支援或配合。

比如说，我们知道，第一，一些学术项目的立项乃至获得，通常情况下乃是为某些重点高校或重点院系所垄断的，因为批准项目的人员主要来自这些重点高校或重点院系；第二，同时我们还知道，项目的获得意味着项目承担者肯定能够获得一定的出版经费或补贴；因此，第三，面对当今中国出版社因企业化而出现的一种重赚钱而轻质量的取向，那些能够获得项目资助的知识分子与那些因所在单位的地位低下或不善人际关系而得不到项目资助的知识分子相比，在很大程度上讲就更容易发表或出版他们的论著——亦即更容易满足上述有关年度发表论文或论著之“数量”制度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许多知识分子，而且一些院校，也都为了获得每年的研究项目经费而大搞社会“公关”活动。结果，一方面，知识分子用以这种“公关”的精力和时间，大大超出了他们可以用来研究的精力和时间，而另一方面，获得项目的研究者也往往因为时间和精力不够而只得“对付”这些项目，进而致使研究水平下降。

可见，那种原本旨在提高学术研究水平的制度，在相当的程度上经由在中国未加批判的移植而变成了一种激励知识分子去“争夺”项目经费的制度。更为糟糕的是，这种制度在中国实施的过程中，一方面与知识分子职称评定相勾连，而另一方面则与强调数量甚于质量的倾向紧密相关，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还导致了一些知识分子采取剽窃、抄袭和拼凑的手段来满足这种制度所规定的要求，有的做法甚至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

据此，我认为，我们必须在我们的知识实践活动中，对中国学术场域在当下世界结构下如何自主于西方社会科学场域“文化霸权”这个问题做出我们自己的回应。或许我们的回应不会很有效，但是只要我们开始对这个问题做出我们的回应，那么我们的这种努力便能够标示出我们对中国学术自主性的意识已然确立起来了。

我们不要口号，我们要行动

研究生的专业方向应该是本科基础上的精深和筛选细化，本科是基础啊。

研究生应该想专科生一样有专门的学术方向，只要钻研一门就可拉，但要在此一门上有所成就才行。

这是我的想法，也是我考研究生的目的和动机。

非常赞同您的观点。这个问题的确很严重，我过的研究生教育，和国外的相比，真的要差很多

大家都看到了，我们优秀的本科生到国外读phd，很多都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可是国内培养的博士生，整体水平和别人相比就差很多。 而且国外的博士里面，将来到大学或者研究机构做研究的，占了很大的比例，他们对学术讨论更加重视。而国内很多人读phd纯粹是为了以后能够到企业或政府部门求得一份好职，对学术只是蒙混过关。

国内的研究生教育是要好好反省了，如此下去，博将不博了！

本报记者 温新红

新学期将开始，吉林大学法理专业的博士生还将继续他们的“大师思想seminar(讨论课)”，这门课是由邓正来教授于上学期即2006年上半年设立的。这种讨论课是国外广为采用的授课方式，国内高校还没有在课堂上展开，吉林大学可谓开了讨论课的先河。

是不是以这种方式与国外“接轨”呢？邓正来否定了这一说法，他说他在吉林大学开了三门课：小南湖读书小组、原典精读和大师思想seminar。前两门课早些年就开设了，第三门课是前两门课的延续和延伸，更主要的是他学术思想在课堂上的实践，另一种实践。

两门读书课

邓正来是著名的法理学家，但是他到吉林大学开的第一门课不是法理学专业课，如法理学史，法哲学等，而是组织了小南湖读书小组。

读书小组以法理学博士生为主体，每次活动就一本事先确定的重要论著展开阅读和研讨。课堂研讨的具体形式是：设主持人一人，主报告一人，主评论两人，其他提交讨论文本的同学可以参加讨论，其间由邓正来逐一进行点评。整个课程的开展都是按照国际学术会议通行的模式运作，每次课都要邀请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的另一位老师来做主持人，由主持人指定发言人和控制发言时间。

读书小组至今已延续了三届学生，愿意的话学生们可以一直参加。实际上，读书小组是一个开放性的课堂，尽管主角经常是吉林大学的法理博士生，却没有任何学校、学科或年级上的限制，有来自外地或其他学校的学生，有政治学、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博士生，也有许多是硕士生和本科生。参加的人数一般都在上百人左右。

读书小组并不是自由松散的读书会，需要提交文本，需要发言讨论，最“难过”的一关是教授--邓正来的点评。法理学博士生王勇第一次上课就遭遇到了“至今都记忆深刻的一次聆听”，那次阅读的是沃勒斯坦的《开放社会科学》，由于读的不够明白，思考得也不够深入，再加上过去知识的局限，王勇发言后，“邓老师近乎苛刻的学术点评让我惊诧得近于掩口哑然。”

而阅读的书目更是超乎同学们的想象，从经典的《共产党宣言》和《法律与革命》，到新潮的科学知识社会学论著和大陆学界少人问津的卡尔·博兰尼。

“原典精读”是邓正来开的第二门课，同样是读书。所谓原典，就是由邓正来找一本国内尚未翻译的著作，所选的均为大师的经典文献，如庞德、霍姆斯、富勒等等；精读，就是同学们逐句逐行地翻译并解读、讨论。原典难读自不必说，还是以这种方式去读，速度自然就慢，像翻译并阅读著名法学家霍姆斯的名篇The Path of Law(<法律的道路>)就几乎用了一个学期。用法理学博士邹立君的话来说，这门课就是“比慢”和“较真”。这门课的难点在于，每位在课堂上要发言的学生，都是要在课前做好书面翻译，在课堂上需要仔细聆听其他同学的发言，并提出自己的观点。

讨论成为重点

从上述两门课来看，邓正来的授课风格除了让学生们认真读书，另一个特点就是讨论。邓正来告诉记者，他刚到吉林大学任教时，学生们都很希望他讲授哈耶克、庞德、西文法律哲学等。不过他对学生说，如果你们想了解这些大师的思想，就自己去阅读他们的著作，或者读他写的专门研究大师思想的论著。因为在他的课堂，学生是主角，方式就是表达自己观点、相互交流和讨论，因此在课堂上经常可以看到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激烈讨论和“交锋”的场面。

如果说读书小组和原典精读的讨论还依赖于邓正来的评点，那“大师思想Seminar”是进一步地放开，更为自由地讨论。

作为一种新的教学和研究方式，Seminar最先在德国的大学产生和应用并进而扩展到全世界，现在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大学的主要教学形式。在Seminar里，学生是课程的主体，教师与学生处于平等的地位，教师虽然也确立讨论的主题并提出问题，但是教师的角色已发生了变化，他不再单纯是知识的传授者，而是学生进行学术讨论与学术研究的启发者，同时也是与学生一起进行学术讨论与学术研究的平等一员。

之所以开这门课，邓正来说主要是为了延续：一是针对“原典精读”课程在集中讨论与专门研究方面的欠缺而开设的，因此是在“原典精读”课翻译完一位法哲学家的一篇论文后，再专门结合他的代表性论著或理论展开一次集中性的讨论；二是进一步讨论。具体方式是，先由一位专门研究该大师思想的博士研究生对这一论著或他的理论做一个背景性综述并力图开放出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然后在邓正来的主持下，由现场同学进行讨论，最后由邓正来作学术评论。在这门课上，讨论的主角是学生，讨论的问题也是开放性的，并没有预先的结论，只是通过不断的讨论与辩驳推进对学术问题的理解和研究，进而通过这种教学与研究相统一的形式培养具有独立与自由的学术研究能力和学术创新能力的学生。

有学生把邓正来开设的这三门课看成是类似苏格拉底式的课堂，有严格的阅读要求，有更重要的自由讨论，可以说所有学习的好处都在讨论中体现出来。

不过，最初的情形并不好，完全“得到自由”后，同学们都感到无所适从了，在讨论的过程中普遍不会提问题，不会发现和把握其他同学发言中的问题所在，不会抓住问题做进一步的追问，更不会在讨论的过程中开放出值得进一步追究的重大理论问题。因此，在开始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课堂讨论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对此，邓正来只是反复对同学们说三个字“慢慢来”。经过一些时日的专门训练，同学们感受变化很大。

博士生张琪说，这个课堂上不存在死气沉沉的对于学说或学术意见的单向灌输，也没有任何“虚头巴脑”的阿谀奉承，有的只是大家对于知识同样的较劲与执著。

博士生李强的观点是，在小组讨论中再不会自说自话而无法与其他同学形成实质性的对话，而是努力去倾听其他同学所提出的问题、所给出的理据以及所主张的观点，进而展开有针对性的、较为集中的讨论，或者将其他同学的思考进路与自己的思考进路加以比照，进而发现自己在思考中的局限并找出背后的可能缘由。

博士生晁育虎的表达更为感性，他说：“开放的平台同时还促使我们不断养成学术规范的意识：它使我们懂得了尊重、守时与致谢，懂得了怎样为文章命题与做注释，懂得了努力贡献也懂得了无私分享。”

开放的阅读、思考、讨论

一到吉林大学就从开设读书课入手，其中有一个小插曲。

邓正来有18年的时间都是作为体制外的民间学者，期间也有不少慕名而来的学生找他交流，可那些学生大多是不受课堂上知识局限的人。2003年邓正来到吉林大学任教授，和研究生们的第一次交流还是让他大吃了一惊。当时讨论的题目是“中国法学所面临的问题”，邓正来发现，同学们的基本阅读量严重不足，知识结构因长期受拘于自己的学科也表现出了严重畸形，对中国学术发展现状表现出了某种令人惊讶的“漠视”，甚至在“提问”过程中还表现出了对学术交流重要性的不意识以及学术交流能力的缺乏。针对学生们的状态，邓正来认为必须通过常规性的、有针对性的和一种“开放性”的“阅读·思考·讨论”的方式予以“规训”。“小南湖读书小组”就是在这种考虑下应运而生的。稍后，旨在培养学生们阅读经典原文的能力及阅读习惯的“原典精读”课也开设了。

当然，这三门课的开设和邓正来的治学理念是分不开的。

首先，阅读文本的有意识选择和有针对性的阅读安排，其目的主要在于使学生们认识到既有学科体系和学科划分标准的人为性和局限性，进而打破既有的学科划分标准，以问题的认识或建构为重心，展开“开放性”的讨论和思考。

其次，以讨论为主的授课方式，就是要改变那种老师和学生之间以知识传授和知识“灌输”为主的传统的教学模式。传统方式在很大的程度上型塑和宰制着学生们的知识观和思维方式，而讨论逼得讨论者把观点阐释得更清楚，而且也能够使讨论者意识到各自视角的限度。更为重要的是，参与讨论的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在课堂上，老师的观点也常常遭到批判，邓正来说自己和学生们都习以为常了。2005级法理学硕士研究生陈舫有一段对邓正来的描述，颇为生动：“大家知道他(邓正来)有个‘著名’的习惯，就是无论哪位同学发言，他都会戴起眼镜、端坐起来，认真地在纸上不停做记录。然后针对性地给出他的意见，从不会发生那种‘忘掉了这位同学讲的第三个问题’的情形。在诸多这类细节（如力邀学生批判自己的观点等）的暗示下，学生逐渐在受尊重的氛围下建立起了与大学者进行平等交流的学术自信。”

第三就是“批判”精神的奉行和推广，这些课程既提倡和训练学术批判，也倡导以学术批判为出发点的现实批判。邓正来认为惟有在知识的认知方面保有一种“开放性”，才有可能为讨论、阅读和思考建构起一个批判的前提，并为促成知识在某种意义上的增量提供可能性，进而对自身依凭知识生产而“介入”社会进程的地位和角色保有一种高度的警省。

第四，在对经典知识资源的阅读和批判中，邓正来同时也强调要有中国的问题意识，单从法理学来说就是如何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因此，在大师思想seminar上，阅读的是西方法学大师的著作，可问题和讨论却是开放的。

“名师课堂”栏目：《科学时报》2006年8月21日

一个好的制度能促成问题的解决，但不好的制度有可能事得其反

真正的老师！！！——传道授业解惑也！

邓老师对哈耶克著作的翻译真好！

不愧为大师，见缔深刻。在洋为中用的潮流中，没有“度”和自主的把持往往会走向偏颇的，中国的教育制度如此，中国的经济模式亦如此，西方成功的方式与制度因为有其相适应的环境与土壤，而中国目前还没有这样的条件，于是许多人的美梦和想当然成了惊诧。邓先生的反思确实是一种警示或途径，但我们需要更多的或许是一种成熟的思考方式，一种在热浪中的理智和冷静，一种借鉴外来的同时要充分考虑自己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