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汝伦：下面我继续回答两个可能有联系的问题。一个问题是说当一个时代过去了，宗教信仰等等都随之烟消云散，上帝死了之后，哲学是不是还能够把我们带回诗意的故乡？第二个同学就问什么是哲学？哲学的研究有没有边界？这个问题我其实也想讲，上海教委有一个不错的制度，因为大家知道上海有很多高校，所以上海教委就提出要资源共享，一些有名的教授就要专门给非本校的学生开课。大家知道，上海的大学集中在两个大的方向，一个是西南以交大为核心，一个是以复旦大学为中心周边也有10几个大学。我们哲学系原来总是不肯承担这个任务，后来教务处下了死命令，说轮也轮到你们了，非要出人去上。系里就找到我说是不是我去上这个课，我就说可以。上的课程叫“西方哲学通论”，上这门课的同学来自上海十几个高校，最远的来自浦东的上海海运学院，340 个同学选这门课程，旁听的还不在这里面。上完这个课程之后我给他们留了我的email，我说希望听一下同学们对这门课的感受。很多同学都写了，共同的一条就说，张老师听了你的课之后我们才知道什么是哲学。有的同学写的很偏激，说我们受骗了，原来哲学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我当然知道我们大部分同学，包括哲学系的同学，他们的哲学概念是中学老师教给他们的，中学老师交给他们的这个哲学的概念，实际上是非常有问题的。

当然话说回来，什么是哲学，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难回答的问题。全世界类似于《什么是哲学》这样的书总是有很多，你现在到图书馆，什么是哲学，哲学导论之类的，你至少能找到几十种。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哲学家对于什么是哲学也是没有统一定义的。他们有一个相似的核心，但是没有一个完全一致的看法。所以我今天谈的，也只是我张汝伦自己的看法。这个关于哲学的观点跟你们在书上看到的很可能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观点是一个研究了几十年哲学的人的看法。我第一次接触哲学大概是在17岁的时候，我根据自己对哲学的一个亲身感受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大家也不必抱有很高的期望：哲学是对人类最基本问题的一个根本思考。

那么，首先我们要说什么是人类最基本的问题。人类今天面临很多的问题，比如战争与和平的问题，饥馑的问题，生老病死的问题，生老病死问题是各种宗教产生的第一动力，人类对生老病死人生无常的问题把握不住，才产生了宗教信仰。而哲学的问题是人类的一个根本的问题，这个问题既具有根本性也具有时代性的特征。我举一个基本的例子来讲，我不讲中国的例子，因为哲学这个词语是从西方来的。在中国古代没有哲学这个词，这个词是1871 年的时候日本的一个哲学家翻译的。翻译了这个词之后，他还特别提醒说所有东方的思想包括儒教思想都不能等同于这个词——哲学。这个我们先放一边。我个人也赞同哲学是非常特殊的，至少在中国古代是没有的。那么，我们就举西方的例子。我们知道西方哲学上有两个大家，一个是苏格拉底，另外一个是他的学生柏拉图。这两个人虽然不是最早的西方哲学家，但是他们为西方哲学奠定了基础。苏格拉底师徒两个生于什么时候？是公元前5世纪，这个时候是古希腊文明非常昌盛的时候，尤其是雅典在经济和文化上达到顶峰的时候。但这个时候社会出现了根本的问题就是在此之前希腊人有一个一致的道德标准，生活过的非常简朴，追求的事情却非常高尚，人活着就是要为这个共同体作出贡献。如果不能够对这个共同体做出贡献，人活着就没有意义。我的意义和价值就在于我是共同体中起作用的一员。社会的生活非常简朴，你们可以查当时的历史，奴隶主经常入不敷出，养奴隶有时候是非常赔钱的事情。那个时候农业技术不发达，粗放式经济下收获的粮食还不够奴隶吃的，往往一个奴隶主有几个奴隶，所以你养的奴隶多，你就会入不敷出。但是到了公元前5世纪的时候，伯罗奔尼撒战争胜利之后，雅典的政治经济军事都达到了顶峰，这个时候社会非常富裕，人就开始堕落。这个意思是说人关心自己比较多，有了钱就去放高利贷，去经商，社会道德开始瓦解了。出现了所谓的“智者派”，所谓“智者派”也就是一些诡辩的人，他们有积极的地方，但是基本上就像我们今天的解构主义者，把所有传统的东西都解构掉，所有的东西到了他们嘴里都有一套说法，不合理。比方说法律，他们也有一些道理说法律是既得利益集团用来压迫弱势群体的工具，你就不要再诉诸法律。然后对于各种各样的东西，他们总是有一套说辞。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整个社会在瓦解。表面上看这个社会非常强大，但是仔细看雅典只有几千人，却能打败有几百万人的波斯帝国，靠什么？靠的是精神的力量，靠一种文化的特质。但是现在这个文化的特质在无形地瓦解，从外表上看雅典虽然还保持着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有很多的金钱，更不用说它的哲学，其他的文化方面也非常灿烂，但是它已经在内在的瓦解。瓦解就是因为这些所谓的“智者派”。苏格拉底的问题是说：我们在这样一个什么都不在乎什么都行的时代，如何使这个文明不至于分崩离析而得到一个内在的统一的基础，这是哲学家考虑的问题。哲学家不是政治家，哲学家不会通过什么颁布法令，通过搞什么文化运动来做这个事情。苏格拉底感到最头疼的是如何对待这个解构，如何面对所谓的解构哲学。因此这个时候苏格拉底想做什么？是想我们怎么找出概念？

我们读西方哲学都知道，哲学是一个用概念来思考的学科，什么叫概念？这里面有很大讲究。大家去看苏格拉底的问话，他会问很多人什么叫勇敢，很多人说打仗不怕死叫勇敢，舍生忘死救战友叫勇敢，视死如归叫勇敢等等，他说承认你们说的这些都是勇敢，但是你们说的是勇敢的行为，我要问的是什么是勇敢？就像“美”一样，什么是美？有人说花美，有一匹骏马很美，一个地方的山川很美，我问的不是“什么是美的东西？”，而是“什么是美”？。什么是“美”本身？其他的东西都会变，但是这个概念不会变，不但不会变，概念是我们把握事物的基础。试问如果我们没有“善”的概念，我们怎么来区分“善”和“恶”？如果我们没有“正义” 的概念，就不能有正义，因为大家不知道什么是正义。所以只有在哲学上把概念第一位这种方式确定下来，我们才能从根本上来解决解构的问题。这个是和他在同一个水平上讨论，他说这个事情不对，那个事情对，为什么？这根本没有解决问题，问题在于他抓住一个特例来攻击其余，而你要攻破他的特例你就要告诉他特例之所以成为特例是怎么来的。比如，一只狗为什么叫它“狗”？我们为什么不叫它“羊”？因为我们有“狗”这个概念，我们才能辨别这个事物是“狗”，如果没有 “狗”的概念你就不知道什么是“狗”。所以很多不了解哲学的人认为哲学家吃饱了没事干，说哲学家是一些研究逻辑的人，不是这样的。哲学家的问题都是从最深层的压迫人类的问题中产生的，后来他的学生也是这样，柏拉图提出理念论，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多说了，大家可以找一本哲学书来看。所谓理念论就是说所有的现实世界都是可变的、多样的、转瞬即逝的现象，这些现象不重要，重要的是不变的理念。任何世界上的事情都有一个理念在对应，理念才是最完美的东西。师徒两个就是通过这样的方法为文明立谱，说文明不能没有谱，不能没有纲维，这个纲维他们认为需要哲学家来界定，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哲学家考虑问题是非常深刻的。

我再举黑格尔的例子，黑格尔和康德为什么伟大？我们从康德开始说起，我们不说第一批判，我们说康德的第二批判。为什么他要提出道德是一个绝对命令？尽管在功利主义层面讲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归根结底还是以人的利益来作为人类道德的标准，但是康德认为你只要是以利益为准则，从逻辑上来讲一定会出问题。去年我们国家由**出面提出要讲诚信，诚信不诚信从理论上来看这首先是一个道德问题，但是问题在于推崇讲诚信的人他不能给出有说服力的理由，为什么我们要讲诚信？他们的理由是因为不讲诚信国家损失了4446个亿，也就是说要讲诚信是因为我们在赚钱过程中赔钱了，那么按照这种逻辑，如果你不讲诚信赚了四千多亿，是不是就可以不讲诚信了呢？因此他用一个功利的非道德的理由作为道德的基础，那等于是道德的自杀。康德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提出我们为什么要讲道德？道德的根据在你的心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理性的人，我们都知道不能杀人是对的，为什么？我们谁都不愿意被人杀。所以康德提出的道德原则，他称之为绝对命令，因为我们是理性的生物，因为理性，我们就不用问为什么就都会同意这个原则，不要撒谎不要偷窃等等，所以道德的基础不能建立在利益上面，只能是绝对命令，否则社会就会崩溃。这就是哲学家的考虑。

那么黑格尔呢？黑格尔又看到了这一点困难，因为黑格尔比较难读，我们看他的书觉得他写得很抽象，实际上黑格尔是第一位对我们的现代社会，对我们今天人类的困境，也就是现代性做出全方位系统反思的人，和他相比马克思和韦伯只能算他的徒子徒孙，而且很多问题上在我看来他的深刻至今没有人超过。我在讲“精神现象学”，有一个笑话讲给你们听，1996年我第一次讲“精神现象学”的时候，有同学说张老师你是搞海德格尔研究的，你给我们讲这些老古董干嘛，但是上完之后欲罢不能，本来上一个学期的，上了两年，上完之后很多同学跑来和我讲，说张老师黑格尔是我们同时代的人。听了这句话我知道我两年的功夫没有白花，他们已经开始明白黑格尔哲学的一个根本在哪里了。很多同学包括中国哲学的同学博士论文题目都改成做“黑格尔”了。

所以，在我看来凡是把哲学家看成不食人间烟火，整天在那里说一些虚无飘渺的高妙的理论，只有那些懂的人才能相对一笑的怪话，错了，不是这样的。海德格尔自己就说过他是一个再俗不过的人，也就是说他关心的是人类最为基本的问题，他俗就俗在这个地方，他不能忘情于人类今天的苦难。如果大家看他的原著可能有一些困难，那么大家可以看他临死前与德国《明镜》周刊记者的对话，他说人类今天没有办法，西方文明已经走到死胡同了，也许俄国人和中国人能够给人类拿出一点新东西来，他一辈子在关心这个问题。哲学家有时候给人一种假相，但是哲学却是对人类根本问题的根本思考，它不是给出一个方案然后说这些问题你照着这个往下做，它不是这样思考，哲学思考的是这个问题的根本的原因在哪里。思考这个问题、分析这个问题、为什么会产生这个问题。所以哲学家的书很多同学说看不懂，我也承认哲学书有一些是很难读，也有一些同学会叫我推荐看什么书，我说你们暂时不要看经典，因为经典会让你失望，因为太难。你要循序渐进，我请同学们记住一点，如果哲学家只是一个云雾缭绕的人，那么哲学到今天就不可能打动那么多人，这是不可能的。

我在德国留学的时候，海德格尔偶尔做一次讲座，因为海德格尔二战以后就退休了，晚上7 点的讲座，下午一两点位子就已经没有了，里三层外三层楼梯上也都是人。这种现象说明了什么？当然一个是因为海德格尔名气大，有点看大熊猫的性质。但是更多的，他为什么名气大？他的书那么难读，因为他讲的是我们时代我们最为关心的问题。我记得我在德国上研究生的“存在与时间”课程的时候，一个60、70人的教室，走廊里全坐满人，学生最后侵占了讲台的位置，教师连转身都很困难。他当时也笑了，说这是你们年轻人的哲学。这就是哲学的魅力，今天关于哲学的东西我无法讲很多，我想强调的是哲学是对人类根本问题的根本思考。你要指望哲学家给你一个现实的解决方案，哲学家不是这样的人，你也不用指望他的书很容易看得懂。但是千万记住哲学家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世外高人。如果是这样的话，哲学就没有生命力。分析哲学就是一个例子，从哲学演变为技术，最后退出历史舞台，这就是它的命运。还有一点就是说我虽然在大学里面教书，我都觉得哲学和所谓的学院哲学没有任何关系。现在大学里教的那些东西，学院哲学搞出来的一些东西我是不以为然的。这个不以为然我不仅公开说，而且诉诸文字，如果大家留心的话可以看看我写的东西。哲学是人类从本身的需要出发而产生的，这个东西不能吃不能穿，为什么几千年来吸引了最优秀的人去从事它？因为它关涉到人类的命运，涉及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大家对哲学不要小看，不要轻看，也不要高看。你就认为哲学是人类对自己根本问题的根本思考，每一个人只要有心都可以进入这个门。关于这个问题我还是先讲到这里，下面我还是把话筒给汪丁丁教授。

汪丁丁：这里有两个问题实际上有点像刚才问的：哲学是什么？因为我刚才说了，灵魂这个定义不包括价格，排除了价格，行为是有价值的，这个问题实际上从一开始的灵魂无价到后面改成了行为有价，这并不矛盾。当然我看出这个同学想说的意思，你是想为我们经济学家辩解一下，说所有的行为都有价格，灵魂是不是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定价？这是受了经济学或者社会科学实证主义的影响，不可见的我们没有办法处理，只有可见的数据才能迅速逼近真实。比如说灵魂的行为，你可以这么想，但是这里面有更深层次的问题。任何行为对于人来说当然都是有目的的，我们都希望我们的行为符合某种目的性，但是是符合了谁的目的性？是你父母的目的性？在未名湖自杀的学生肯定不觉得他自己的人生符合了他自己的目的性，只是可能符合了一些他者的目的性，他的灵魂只对他的行为负责，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经济学、社会学甚至法律，都是容易把灵魂丢失的学科。

        接下来这个问题问，是不是可以享受普遍的竞争？这虽然是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没有说完整，竞争是为了什么？是为审美还是为了金钱？竞争只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关键是要把它放到竞争的具体场合中来，你要看它在生活中有什么样的含义。它是为了你的灵魂的哪一个方面，还是压迫了你的灵魂。刚才张老师回答什么是哲学的问题，我觉得其实还是回到灵魂的问题上了，康德在第一批判的一开始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我想这个还是让张老师接着说。

张汝伦：刚才汪老师讲的一个事情我们可以拿出来讨论，就是现在我们的人文精神不张，会造成我们自己心理的扭曲。因为刚才汪老师提到自杀的问题，大家知道最近复旦新闻系有一个女学生跳楼自杀，就在世界反自杀日的前一天自杀了。关于她自杀的原因有各种各样的传闻，这大抵是中国人的通病，其实自杀和出生一样是非常个人的事情，但是中国人有一个不好的毛病就是喜欢干预别人的事情。我觉得我比较反感报纸上登这个消息，当然拿出来作为警示大家的案例也还是可以接受的。报纸分析说这个女孩子为什么要自杀，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是因为感情方面的问题，但是我认为它有更深层的原因。在这个学生死后，学校有关部门翻检了她的日记，在她的日记里写着，考进复旦的前夕，想想今后四年要和几个陌生的人住在一起，真可怕，不知道她们会怎么对付我。在她的日记里充满了一种比较阴暗的心理，我想这个其实和我们基础教育中人文教育的失败是有关系的。假如说我们的同学在人文素养方面有相当的积累，或者说有一定基础的话，就不至于会对生活采取这样的看法和态度。

刚才好像有一个同学也问起我们在大学里如何做？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光在嘴上讲。我想在大学里怎么做，我们老师尤其是我们人文类的老师应该更多呼吁和强调人文精神。最近学校里有几个社团请我去演讲，因为老是来请，我就答应了，我一个学期只做一次演讲。他们问我讲什么，我说就讲“读书与生命”吧。我跟他们说，你们现在已经进了大学了，你们除了专业学习之外，只有靠自己多读书，我们现在的课程设置是非常混帐的，西方的大学一般有通识课，我和挪威的同行接触，你不要说文科类的人，医学院、法学院所有学生进来第一年都有哲学课，他们认为哲学对于一个人能够成为一个人是非常重要的东西。我知道现在在复旦通识一类的课没有形成制度，只是说因为现在很多课推倒了校的平台课，就说我张汝伦的课原来只是哲学系的同学修，现在是全校性的课，你学原子核物理的同学也可以选这个课，这个当然有它的好处，但是没有形成制度，没有一类课程叫做通识课，这个通识课不管你愿不愿意都要上，这种课我们没有。我们总是讲和世界一流大学接轨，但是与西方一流大学的差距就在这个地方。

刚才那个同学问题的意思我知道了，他是说我们不但要能坐而言，更要能起而行。但是起而行对于在大学里面一个普通的学生和一个普通的教师而言能够起到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比如对于我们教师来讲，我可以在开课和讲座上做一些选择。对于我们同学来说，我想对于人文的需要要有一种自觉的意识，千万不要认为人文修养只是一种可有可无的点缀、或者只是一种生活的装饰品，有了显得我比较高雅。如果你这样想的话，那么真的是将人文精神当成了一种外在的东西，一种化妆品，你可以拿来用。所以我想我们同学需要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自觉，我刚刚也说了人文精神归根结底是一种人生的态度，有了这样一个人生态度，我们才能正确地对待自己，对待他人，对待社会。我们当时讨论人文精神的时候，人们有很多误会，说我们这几个家伙想发起一场思想拯救运动，或者一场道德纯洁运动，其实没有这个意思。因为我们说了人文精神是你自己的事情，不是说你要教导别人应该这样那样。还有几个问题仍然涉及到这个问题，说人文精神能不能和市场经济融合起来，我想这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这不是一回事。我想同学们对于这一点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否则的话说来说去就又会造成误解，以为人文精神是一种可以外在掌握的东西，我觉得是不可以的。但是有关人文通识类的课，我真的觉得是非常需要，所以我一直和我的学生讲，我告诉他们每年应该读几本诗集，中国的、外国的都要读，中国古代的典籍要读，为什么？因为你古文好，你的白话文才能写得漂亮。像这些东西都是基本的修养，这些东西浸染你深了，你就会潜移默化受到影响。我作为一个老师，我也希望浙大的同学在这方面有一个自觉，有一个基本的要求，能够多培养自己各个方面的素养。

黄雅君当经济学院院长的时候，对课时有意见，但是他推动不了，按照他的想法要给世界经济系的同学增加很多文化类的课程，比方说围棋、茶道，以及各种文化活动。因为他认为高层次的人才能和外国商人谈判，你的素养需要能够震慑住对方，对方就知道和你这样的人打交道不能玩花样，因为你是一个有很高素养的人。据说现在复旦的MBA的老总学生也提出要求了，钱赚多了要玩玄的了，说你们不用再开这样的课程，因为我们的经验比你们丰富，你们给我开《周易》，开《诗经》，我们要补充这方面的知识。因为他和员工讲话，怎么显示他比员工高明啊？讲市场营销的策略，我告诉你们黑格尔怎么讲的，这样才显示出高明。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同学当然不要把它作为工具，但你可以把它作为你人生气质和素养的一部分，一生受用不尽。所以这两者之间是不是可以调和？在这个意义上也是可以调和的。关键看你怎么来调和了。

汪丁丁：其实在40 年代法兰克福学派对市场生活有很强烈的批判，你今天可以看到单向度的人，但是一个人确实需要多维度的生活方式，市场生活只是一个维度。你在学校里挣学分，将来出国满足社会预期，光宗耀祖，这几乎是同一个维度的事情。但是你不要忘记了，其实你还有一个心灵的维度，对于生活意义的探询或者思考。这里有一个问题说是不是制度经济学调和了人文精神和经济学，？这不是一个维度上的事情，实际上制度经济学还是把制度现象放在一个更多维度的框架下来考察，其中的一个维度是经济学的维度，是纯粹的效率维度。我个人喜欢的制度经济学还包括人文的维度，精神诉求的维度，因为制度确实受到精神诉求的很大影响。

我们今天上午多次提到，如果所有的人解决了博弈论上的约会问题，在一个社会里面能够同时举手表决，反抗工具理性对我们的压迫，那么我们才能从理性的樊篱中摆脱出来，这就是思想的能力，制度经济学就是试图从不同的维度探索这个问题。所以不叫制度经济学，其实应该叫做制度分析基础，就是为了避免经济学这个单维度的思考方式。

张汝伦：我这里的很多同学的提问，话语虽然不一样，但是意思差不多，一个主要的问题是内心世界与外在世界如何调和的问题，这里有个同学的提问就比较尖锐了，说有些人就是看不惯别人的生活，说人文学者是不是过于愤世嫉俗了？其实我想可能是因为你和我这样的人很少接触，你看到的只是我讲课的一面，我们这些人当然其实也是很俗的一些人，在大家眼里我可能是一个复旦大学的教授，但是在生活中我同样还是一个父亲、一个丈夫、一个儿子，我也有很多世俗的事情要处理，要和各种各样的职能部门打交道，甚至有一些态度及其恶劣。有些时候我甚至不得不低声下气求他们办一些事情，但是就像我刚才和大家讲的一样，人文精神并不是反对别人。这个前几年也有误解，说我们是不是反对别人过一些世俗生活，我们没有这样的意思，我们只是说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有一点人情味。比如我们现在的同学过生日互相送礼物，但是过了若干年以后是不是还能想起大学的老朋友，彼此见面还互相诉衷肠，这样的情况有没有？我也碰到并非逢年过节，突然接到从伦敦过来的一个电话，没有任何其他的事情，只是当年的老同学问候一下近况。好多年没有通消息了，他也不想利用你，人家已经在国外定居了，也根本不回来，这就是人的感情。

你们同学中大概有人认为我讲人文精神就是高高在上的东西，摆姿态的东西，不是的。我们提倡人文精神是因为我们看到生活中这样的东西在消失，比如我有一个朋友结婚多年，一直没有孩子，夫妻两都40 多了，突然生了一个儿子，那天半夜里给我打电话，我不知道什么事情，他第一句话就是“汝伦啊，我有儿子啦”。我们一起高兴，现在这种非功利的，人与人之间发自内心的交流还有没有？我去年到一个学生家去，他妈妈对我说老师你要帮帮我儿子，他是我们家的独苗，30岁了还没有对象。那么他回来之后我就问他了，我说你在复旦读了6年书，你们研究生同学之间谈恋爱的情况怎么样？他说张老师现在大家一入学基本上就是个人管个人的事情，刚进来就在想将来怎么办，找什么工作，这是一类人；还有一类也不存在什么谈不谈恋爱的问题，一来就直奔主题。所以我就觉得有一些人类美好的情感的丧失是很可惜的，你们有怀疑的同学不要认为我们摆高姿态，反对人们普通的感情，恰恰我们是认为在日常生活中这种普通人的感情在消失，所以我们认为这些消失的情感就像稀有物种一样，有可能消失了就再也回不来了。

有一次《文汇报》搞了一个座谈会，是欢迎台湾作家席慕容的，把我也叫去了，我不认识她，我是一个在上海长大的孩子。她很奇怪，1949 年和父母去台湾的时候，曾经在上海住过20几天，从此以后上海就成了她心目中最美好的城市的代名词，她后来到欧洲留学，到哪个地方看到漂亮就说像上海，后来她话没有说出口，她先生就知道了说像上海。她当时住在常熟路一带，那个地方现在也是保存得最好的，基本没有大的变动，但是周围的格局已经变化了。我稍微说了一下，讲完到楼下餐厅吃饭的时候，她眼泪就流下来了，她就对我说：张先生，人类最美好的东西失去之后就再也不会来了。我们也是担心这个，担心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或者说生活中应该有的那些东西都没有了，然后大家严格按照工具理性来处理问题。

我们在生活中经常能遇见这样的事情，前几天有人给我打电话说是电信局的，问我们家装了几部电话，我说一部；用不用手机？我说不用；你准备什么时候装第二部，我说我不装；他说不行啊，你只能在5 个答案里面选一个。这不是笑话吗？可能我们同学也觉得他不会办事，或者对人不礼貌，其实还不是，是因为工具理性下就培养了他这种思维方式的人，不知道怎么说话。表格是电脑设计好的，老板叫我这样问询，你就一定要按照这个回答，你填满了我才好交差，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我在想不要把人文精神看作是天上的东西，它是我们生活当中本来有的东西，但是现在正在失去，就像西湖边上我80年代来的时候没有那么多高楼，视野很好。现在我们只能看三面，因为有一面已经出现了水泥森林了。这个破坏我们已经不可能再重新恢复了。这就是我们要追寻的东西。一句话，什么是人文精神？讲的极端一点，人文精神就是我们曾经有过而现在正在失去的美好的东西，这所有一切我把它叫做“人文精神”。

汪丁丁：这让我想起我这里有一个问题，是我们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就是说我们能不能把GDP 的统计方法增加几个指标，把人文精神的丧失，人文环境的破坏当作一种发展的成本？这个问题并不幼稚，因为1990年，当时华盛顿世界资源研究所的所长罗比顿就提出过类似的看法，他指出在现在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里面，没有资源和环境的耗费程度所带来的成本的核算，所以发展是免费午餐。但是凡是经济系的都会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你一定是忘记了什么费用，这个被忘记的费用就是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耗尽。最近林毅夫和蔡昉的新书《中国经济》就试图估算中国发展造成的环境资源的代价。从实证的角度，大致上我记得是占GDP的2.7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GDP增长10％，那么真实的增长就是7.3％，这是他们的一个判断。这是一个把完全不属于现象界的事情努力融合到可以观察的行为中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因为这意味着当全世界的公民如果都意识到某些损失是不可饶恕的，不可承受的时候，这个事情的转机或者历史的转折就会发生。所以经济学也在进步，也往前走了一点。

张汝伦：我给其他大学同学上课的内容，后来出了一本书《西方哲学15 讲》，2002年由北大出版社出版。写这个书的原因是很多同学听了我的课之后不满足，跟我说如果他们还想进一步了解的话，应该看什么书。现行的教科书我认为都不是太合适，不是说不好，而是对于这些同学来说不是很合适，后来正好北京大学出版社找我，说叫我写一本哲学的参考书，不是给哲学专业的同学看的，而是给那些对哲学有兴趣想提高自己人文素养的学生看的。于是我就写了这本书，我不是想做广告，我想说一个事实就是这本书和你们看到的教科书都不一样，你们看其他的教科书写的四平八稳，但是通过这本书你们可以看到我里面有很多个性化的东西。我昨天来杭州之前，给研究生上课，我觉得其中一个同学理解有偏差，我对他说学哲学不像学德语，有初级班、中级班和高级班，哲学并不是客观的知识，所以严格来讲哲学不可以学也不可以教，康德就说过哲学不是靠教的，哲学是靠悟的，哲学课实际上是老师和同学心灵的交流，所以我的这本书我也不是作为客观的知识来写，而是写我对我所写的这些人的思想的感受，所以这本书可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它至少是中国目前的哲学教科书里面比较特别的一部。

最后我讲一个其实也是一开始提出来的问题。对于市场我们是无法回避的，我们很多同学的问题也就是关于人文精神与市场经济能不能调和？还有一个就是说在现实的生活中功利的心态对社会有没有积极的意义？当然一个人在社会中完全不讲功利是不可能的，但是问题在于功利也好、理性化也罢，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有一个度。我这里决不是说功利全然不对，也不是说理性化和竞争完全不对，它有合理之处，但是我想提醒我们的同学不要顺从那种想把这些变成一切而否定其他东西的那种偏向。如果那样的话，我们人类就会陷入悲惨的境地。另外有同学问市场化的人文是不是更加有效率？我觉得这句话我们是不是可以反过来说，就是说我们需要市场，但是这个市场应该是有人文关怀的，这个市场应该有点人情味。比方说当你在做药品生意的时候，当你做儿童食品的时候，你就不能昧着良心造假，你也不能昧着良心抬高价格。当这些都不发生，我想我们的社会就会是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

有了市场，怎么才不道德沦丧

这个对话要说的是，市场只是人类资源交换的工具之一，不能把工具绝对化。把工具绝对化的话人就异化了，成了工具的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