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ufei2134 发表于 2011-3-19 22:54 
从空间到时间的转置也使乌托邦中产生了一种新的社会学的现实主义。乌托邦此时被置於历史中,然而无论距离乌托邦的极致之境是何等遥远,它至少可呈现出:人类或许是无可避免地正朝向它发展的光景。十七世纪科学和技术的联结加强了这个动向,例如培根(Bacon)的《新大西洋大陆》(New Atlantis,1627)和康帕内拉(Campanella)的《太阳之都》(City of the Sun,1637)中所表现者。随著十九世纪社会主义(它本身即深具乌托邦色彩)的兴起。乌托邦主义便逐渐变成关於社会主义之实现可能性的辩论。贝拉密以及威尔斯的乌托邦(《现代乌托邦》〔Modern Utopia,1905〕)皆是为正统社会主义辩护的有力著作;但是摩里斯(William Morris)则在《来自乌有之乡的消息》(News form Nowhere,1890)中提出了另一种吸引人的讼法。这个异种的替代说法乃因“反乌托邦”(dystopia 或 anti utopia)的发明而出现,此乃对所有乌托邦希望的逆转和猛烈的批评。这个观念由巴特勒(Samuel Butler)反达尔文主义的《乌有之乡》(Erewhon,1872)一书所预示,而在1930和1940年代达到了顶点,尤其表现於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1932)和欧威尔(George Orwell)的《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1949)这两本书中。在这暗淡的年代里,只有史基纳(B.F.Skinner)的《桃源二村》(Walden Two,1948)维护著乌托邦的火炬使之不熄,然而仍有许多人在这个行为工程(behavioural engineering)的,乌托邦中察觉到比最黑暗的反乌托邦更可怕的梦魇。但是乌托邦主义却在1960年代强而有力地复活,例如像马孤哲(Herbert Marcuse)的《论解放》(An Essay on Liberation,1969)这样的著作;而在未来学和生态学的运动中也可见其蓬勃的生气。
无论赞成派或者反对派,他们都不明白乌托邦社会的事实真相。
如果说乌托邦是大家庭的话,乌托邦的存在就会非常自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