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是人们追求利益和对人性懒惰原恶的压迫场所。
追求利益（金钱），同样是人类的本性。动物为食物、巢穴而争斗的习性应是人类市场求利本性的渊源。
市场是人们追求利益的场所，是人们用自己的资本、物资、劳力、智力同自然、同他人进行自由交换的场所。任何人只有通过这种自由自愿的交换才能获得为生存所需要的物资，金钱。人类之所以需要市场，同样是因为要制约人性中的懒惰原恶。

处于自然中的人，任何人都有不劳而获或少劳多获的懒惰的原恶倾向。人类的懒惰恶习固然有害于社会，实质上更有害于自身。因为人的智慧、才干、创造与勤奋密不可分，懒惰的人空徒减少社会的生存物资不算，更造就愚味、无知、无用的个人自身，从而实际有害于个人兼及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而市场正是通过压迫人性懒惰的原恶，来使人类社会获得和保持实践的意志和生存的活力。

﹡市场的社会功能：
以高效益为社会增长财富，以满足社会全体人们的生存需要是市场的第一大功能；
受官场的法制，从官场的威摄力量中取得和平、安定的保证，并以其经济力量的反缋，而对官场活动回加相应的制约是市场的第二大功能；
用相对独立的社会经济力量支持人类情场活动，避免官场对情场的专制垄断是市场的第三大功能。
﹡市场化陷阱：
金钱（资本）变成权力，贫富两极分化是市场的第一大陷阱；
人的精神空虚，除了金钱，即是人们赤裸裸的欲望的满足，及时行乐是市场的第二大陷阱；
金钱的滥用使人类变本加厉地放纵人性的原恶，而不是对其自觉的制约是市场的第三大陷阱；

﹡人类真正需要的市场宗旨：
第一是尽量公平地供给社会中一切人最基本需求的物资，公平的原则是劳动创造的原则。
第二是尽量普遍地、平等地压迫社会中一切人的懒惰的人性原恶。
如果说，人类社会的形成官场是人类走出自然状态的第一步，那么，人类社会的形成市场是人类走出自然状态的第二步，也可以说是人类真正变成社会性动物的重要完成的一步。
第一步是在寻求安宁与和平的生存，第二步则在寻求合作与稳定的生存。第一步在普遍地抑制人性的任性原恶，给人类的自私找第一个来自社会的合适的有利于社会安全的制动阀，第二步则普遍地抑制人性的懒惰的原恶，为人类的自私找到一个来自社会的合适的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刺击阀。在铁面无情的市场中，人们不能不激励自己勤奋工作，用自己付出的劳动换得基本的生活需求的物资或金钱。
（待续）

——情场是人类追求人的情感本性对人性嫉妒原恶消解的场所。
情场是人类追求情感的场所。动物的性本能和利他行为以及同类不相食的本能可能是人类追求情感的本性的某种渊源。
人类有崇拜仁慈、万能的神的宗教信仰，有对自然、社会的认识，有对人与人之间好意、友谊、情爱的欢娱的眷恋，这里的信仰、认识、眷恋均可分别看作对神、对自然、对社会和他人的情感。这些情感构成了人类在文明历史长河中客观上取得进步的“文明”标尺。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了这些情感，而仅有权力和金钱，人的世界与动物的世界其实没有两样，或许还更坏。事实上人类历史上也确实有过更坏的时刻。人类的尔虞我诈，自相残杀，对人的迫害、虐待的确比某些动物对待同类还不如。

可见，人类的情感是人在与神、自然、社会、他人的交往中所获得的某种心灵的安抚（当然，也包括安抚的反面：不安、焦虑、恐惧）。人类的信仰、知识、眷恋即是这种“安抚”的过程，也是这种“安抚”的产物，因此也即是情感追求的自身。
人类社会不能没有情场的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人类自身人性的原恶——嫉妒。具有嫉妒原恶的人类只有在人性情场的活动中才能消解因嫉妒而生的恶意，开拓心胸获得创造性直觉灵感。一个人的嫉妒的原恶一旦从潜在变成实在，即是一个嫉妒的人。嫉妒的人对自己的未来充满绝望的情绪，并使这种情绪转化为对别人的恨恶，甚至有意或无意作出伤害他人的言行举止。
人类的情场活动追求对自然、社会、人类的普遍的情感。人们通过宗教信仰、科学研究、学术讨论、友好交往以及同异性的情爱等等多种形式的活动，追求、超越权力和金钱的人类情感。这种情感贯通宇宙的永恒、人性的自由、隽永的情爱，人类的灵魂在这种情感中自觉获得真、善、美的洗礼、净化和再生，获得人性直觉的创造性灵感。

心向望永恒的人不是不会嫉妒，而是没有时间去嫉妒，生命的促迫不容他自寻烦脑；心向望自由的人心眼直视天边的飞鸿，蓬间麻雀的闹声干扰不了他心中的视线；心向往精神之爱的人，最令他销魂的是人与人之间心灵的直视、坦诚及交融……
一个嫉妒的人让绝望的情绪困扰自己，用有毒的箭矛伤害他人，不过是一个懦夫，一个侏懦，一个让自己的渺小压垮的人。人们因权力、金钱、美女而起的嫉妒均可以在情场的积圾追求的活动中得到有效的消解。顽强而专注的精神追求本身即是一剂医治心灵创痛的良药。而对真理、道德、信仰、审美修养等等不断高层次的追求，则是保持人生自信、杜绝嫉妒原恶，高扬人性审美价值的最佳途径。

﹡情场的社会功能：
情场的社会功能之一在于为人类提供创造性的新的人生意义和价值——真、善、美在新时代的表现形式，以此为社会中全体人类指明社会进步的方向和人格升华的尺度。
情场的社会功能之二为促进官场的理性（正义），弱化人类追求权力的本性，增进社会中一切人对自身正当权利的意识，激起人们捍卫自己的权利进行合理斗争的勇气和热情，以便以安全的社会脉动取代令人恐惧的社会暴力。
情场的社会功能之三是向市场回供信仰、智慧、情感方面的新信息，有选择地放大、扩张基于市场的人性原动力，不使追求金钱的人类本性过份膨胀，以此推进人类整体的文明和幸福。

﹡情场化的陷阱：
情场的第一大陷阱表现在情感的权力化；
情场的第二大陷阱表现在情感的金钱化，或情感的市场化；
情场社会的第三大陷阱是科学主义。
﹡情场的理性意识是坚持科学认识的法则，反对迷信、盲从，坚持对一切抽象观念的逻辑证明和实践证明；
情场的非理性意识则是对动物性、人性以及神性的交感，总之是对生命自身的直觉；
神学、哲学和科学是对人类情场活动历史性条理的反映；
知识教育、道德习俗、宗教礼仪是人类情场体验的不断再现；
文学、美术、音乐等艺术活动以及新闻媒体则是人类情场指向未来的表现活动。

可见，建立情场，营造情感观念以及真、善、美的精神形态，是人类走出自然状态的第三步，也是人类最终走出动物的自然性的重要的一步，更是人类真正进入社会文明状态的最本质的一步，它使人类真正具有了自我发展的主动的精神动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认定：一切人类的文明史，本质上都应是人类社会情场的发展史。
（待续）

（三）、人的精神属性：人的思维关系的属性
什么是人类的精神性？人类的精神性即人类向善的意志，是人类处于社会生活中受到共同的人性原恶的困扰时必然向善的渴望和追求。

在人类没有精神性，或者精神性尚处于完全不被知觉的阶段，人类的生命与动物其实没有区别。人类完全不为已经过去的活动的挫败、希望的丧失，情感的断绝而痛苦，而焦虑，而哀伤，这时的人类，只要有吃的，能避寒，能避野兽的攻击，他就能安之若素地生存。可是，当人类一旦自觉有了精神性，有了对恶的恐惧，有了对善的向往，有了信仰，有了认识，有了爱的依恋，……这时人们的悔恨、希望和志在必得的决心等等便成了人类生活中既制造活力，又制造痛苦的大善大恶的生命意义之源，这也便是人类的精神性有了知觉、认识之源。只有人类才有知识、有思想、有认识，

可见，精神性是人类特有的属性，更确切说：精神性是文明人类特有的属性。


那么，从什么时侯开始，人类才真正显得具有了人类的精神性呢？公元前500年左右到公元初年前后这大约500年中，人类竟是那么神奇地几乎同时地在亚州的东方和西方怒放了人类伟大精神性的花朵，而且具有确凿的人物成为这些精神花朵的摧放者、代表者。它们是：信仰精神、求知精神和爱的精神；古希伯来人的伟大先知、古希腊的伟大哲人和古代中国的伟大圣人。

1、    古希伯来先知与信仰精神 古希伯来人先知是人类元精神之一，也即信仰精神的发现者和首创者。因为他们最早确认善是对上帝的信仰，而且他们是最早的惟一神宗教的坚定的信仰者。
什么是信仰精神？信仰精神即人类心中始终存在着一种永恒执一的信念。这种永恒执一的信念可以帮助人类处惊不乱、精神专注，拒绝诱惑、执著于某一种既定的生活。
人类的信仰精神对于克服人类的任性原恶来说，是一种极其可贵的精神，是一种极有针对性的进行自我克制的向善的意志。犹太人作为一种宗教民族在失去祖国、飘泊世界各地的情况下仍旧具有如此强大的内聚力，足可见他们对自身的任性原恶的自我克制的力量。这种力量即来自他们传统的信仰精神，他们对上帝这个永恒的唯一者的坚定的信念。

人类的信仰元精神是一种非常顽强地追求永恒、执一的真理的精神。在这里上帝的信念很容易地变成了真理。真理高于一切，包括世俗的权力，也包括金钱的权力。一切人在上帝面前平等，在真理面前平等，在法律面前平等。信仰的精神为人类引来真理，引来人格的平等。这一点已为欧州的近代历史所证明。没有近代之前中世纪基督教为西方人的信仰精神作为铺垫，便不可能有16世纪的宗教改革把基督教更推向每个人的自发的信仰，从而便不可能有17、18世纪兴起的资本主义精神，甚至也不可能有科学和民主精神的兴起。

人类的信仰元精神的本质并不在宗教，在过去文明蒙昧的时代，上帝、神的抽象有利于在人们心中启迪永恒、执一的生命信念，有利于把人类智性或知欲的活动引向真理、理性、规律、法律，总之，引向对真的无限永恒的追求。生活在今天的人类不必有宗教，更不必理性倒退到去膜拜一个虚无的上帝，但绝对不能没有信仰精神，也就是绝对不能在自己的心中缺少了对生命永恒，惟一“真”的信念。这才是人类的信仰元精神的真正的本质。
（待续）

古希腊人是人类元精神之一，即求知精神的发现者和首创者。因为他们最早确认了“善即知识”这一伟大的命题，而且在具体的求知的思想探索方面作出了伟大的榜样。他们首先确定了逻辑思维的形式，发明了概念的定义，创造了推进思维的辫证法，首先对自然问题提供了抽象分析的思考……等等。

什么是求知精神？人类的求知精神是以人自身万物的尺度，也即以人的生存、温饱、发展总之福利与幸福的需求为尺度对人类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精神环境加以旨在求得一个终极的和谐的目标的洞察。因为目标是无止境的，所以这种洞察的追求也是无止境的。
“善即知识”这个命题最早是由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提出来的。苏格拉底认为，人要向善要想有德性，就必须先“认识你自己”，“如果你丢弃知识、你就不会在任何其他事物中找到幸福的王冠”，知识就意味着“善的本质”。

“事物善或恶的程度取决于它们是否处于知识的导引之下”，“智慧是惟一的善，无知是惟一的恶，其他都无关紧要，难道这不是最终结果吗？” 苏格拉底认为重要的是在确定真理，“问题不在于说这些话的是谁，而在于它们到底是真是假。”在这里，显然苏格拉底把“真”看成了“善”的前提，只有确定了真理，才可能进一步作出善恶的判断。求得知识真理的过程本身即在求善，因此，善即知识。苏格拉底首先把求知的理论问题当着求善的核心问题。不管这个命题本身完备与否，就象古希伯来人先知把善界定为上帝的信仰一样，苏格拉底以及其它古希腊哲人则把人们的向善的意志引向了对终极、和谐的知识的追求，从而启迪了人类求知精神。
在市场化社会条件下的人类求知精神对于克服人类身上的懒惰原恶来说，是一种极可贵的人类精神，同样是一种极有针对性的人类进行自我控制的向善的意志。英语民族首先获得这种精神和意志，所以人类的近代文明的新的突破和跃进是由他们首先开始的。政治革命、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都是最早在英国发生。

信仰精神的本质在于永恒、惟一的真；求知精神的本质为终极、和谐的善。从历史上看，真先后善，真是善的前提，无真不善，这也是苏格拉底“善即知识”命题的推广，求真是达到善的必经之途，求知是向善的迈进，没有真便不可能有善。
求知精神如同科学精神一样，其精髓是——不迷信、不空洞、不满足。
（待续）

人性在本来不可分的意义上统合生物性、社会性和精神性三层属性。三者本不可分而我们强分之，其目的不过在有利于理解人性。在分作以上三层的基础上，我们再作善恶的思考和判别，无论是中国古代圣人关于性本善，还是西方哲人关于性本恶的界定，我们都可以大体有如下的结论：

1、人性的第一层，生物性：偏于恶；
2、人性的第二层，社会性：善恶交错；
3、人性的第三层，精神性：偏于善。
很多圣哲追求人性的精神性，由此宣传人性本善；
不少先哲强调人性的生物性，由此宣传人性本恶；
有的哲人看到了人性的社会性，所以提出善恶并存的观点；
还有的哲人则研究人的利己与利他，进而发现这一切来自动物生存的本能，因而得出“无善恶”的结论。
……

对于上面的分析及结论，估计多数的读者会给予赞同的，但人们肯定会问，上面的结论对于推论总的人性是善或者是恶有什么用呢？全部三层来一个三一三十一，取算平均值，还不是善恶难辨！
对于这个问题我推荐一条带有假设性的公理，即：愈是出现得早的事物，它的惰性愈大，也即它发生变化的可能性或能动性愈小，而且这种惰性与它出现至今的时间成正比。
用这条公理来判断人的惰性，且用上面三个层次来分别判断，即有如下结论：
1、人的生物属性出现的时间可以追溯到原生质，也即生命的起源，距今至少20亿年；
2、人的社会生物属性出现的时间，最多可追溯到三叶虫的起源，距今大约5亿年；
3、人类作为精神性动物出现的时间，最多可追溯到智人的出现，距今恐怕也只有不到200万年。

按照上面的数字我们可以大致算出三者所具惰性的比例：
生物惰性：社会惰性：精神惰性
﹦20×10的8次方：5×10的8次方：2×10的6次方
﹦2×10的3次方：5×10的2次方：2
如果以人性的总惰性为1，则其在生物性、社会性、精神性的惰性比例将可换成下式：
生物惰性：社会惰性：精神惰性
﹦0．8：0．2：0
以此来计算人性的善恶偏向的分配：
0．8（恶）＋0．2（恶＋1／2＋ 善1／2）＋0（善）
﹦0．9（恶）＋0．1（善）。
结论是：人性的90﹪偏向恶；
        人性的10﹪偏向善。

这便是对人性善恶倾向的总估计，正是因此，我们说西方古代哲人和宗教先知对人姓善恶的判别是符合真实的人性的。相反，中国古代圣人对人性善恶的判别是不符合真实的人性的。中国古代圣人带头在“认识你自己”的道路上走偏了，所以中国文化在两千多年的发展中始终处于某种自相矛盾的境地。
在中国古代甚至迄今，说人性本恶，或人生来自私，是决不受欢迎的，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人更喜欢孟子而不太喜欢荀子的原因。扬朱说“人不为已，天诛地灭”，从人性的本源（并非人性的精神）说，可谓一语道破天机。然而两千多年来不仅此论令人厌恶，连带扬朱本人也不知遭人多少唾骂。墨子的“兼爱”，扬子的“为我”，孟子便曾一道斥之“无父”，“无君”，是谓“禽兽”。……


很可能，读者对前面关于人性善恶偏向的估算会不以为然。的确，“计算”善恶从一个假设的公理出发，其结果必难以服人。但并不是毫无根据——生命的自私，基因的自私与人的自私是一脉相承的，这种自私性的基础却是生命的自我保存和自我再生。固然，自私不必是恶，但在社会生活中也确难为善，不妨说自私是潜在为恶的基础。只是因为社会生存对于合作的需求迫使人们不能不追求善的价值。不论这种善是中国圣人所谓的克己、礼让、孝娣、忠恕，还是西方哲人的求知或者宗教先知的信仰上帝。不管怎么说，善的追求是随着人类的社会生活的需求而产生的，没有社会生活的需求也就没有善，也不必追求善。提高善的成就水准的还在人的精神性，也即人类对自然、社会、他人、自身，尤其对自身的人性的知性的洞察。在这方面，不能不承认，苏格拉底定义“知识即善”的确比孔子的“克己复礼为仁”更富有远见。


总之，人性确有恶的倾向，从人的成长、进步的角度看，这种恶的倾向总之是人身上的一种根于自然的惰性，克服这些惰性即是人向人类的社会性，向人类的精神性，向人类的文明性跃升的起点。人类文明是追求真、善、美的过程，同时也是克制自身原恶使之不露形迹的过程。
那么，人是从哪里来的呢？请同学们听第二讲——我从哪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