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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日本发生9.0级地震时，Saloni Samtani正和一帮朋友在东京六本木新城(Roppongi Hills)一桩大楼第五层的一个有玻璃 的饭馆里吃午饭。饭馆里的灯笼摇晃地特别厉害，不过每个人都保持冷静，以为地震很快就会结束。但这种隆隆作响的声音持续不断，大楼管理人员通过对讲机命令人员迅速撤离，这时候Samtani才明白过来，这次地震与以往不同。她说，当时我们所能想到的是玻璃 会破碎并掉落在我们身上。

玻璃 并没有破裂，Samtani顺着自动扶梯逃到楼下，来到附近一个名为Moto Azabu的社区，这个社区有指定的地震避难所。

Samtani是香港居民，过去五年一直住在东京，她本计划今年6月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返回香港，回到丈夫和公婆的身边，他们都住在香港。地震发生时，她两个年龄在六岁和四岁的儿子均在东京英国学校(Tokyo British School)里。

她说，我当时想，不知自己的孩子是什么情况；于是我离开那些林立着高楼大厦的狭窄街道，冲到更宽的马路上，想找一辆出租车，赶到孩子身边。

但是，Samtani并没能立即找到一辆出租车，她与一群日本妇女及其孩子挤在Moto Azabu社区的一个露天操场上，等待余震过去。

她说，和她们在一起我觉得更安全，因为她们可以听得懂当地新闻；当区**办公室拉响类似战争的警报时，最初我感到十分恐慌，因为我以为这意味着马上会有另外一场地震发生，但其实那是海啸警报。


在经历了一连串余震后，大约过了20分钟，Samtani坐上了一辆出租车，直奔孩子的学校。她说，当时大多数日本人都以为最糟糕的情况已经过去了，只有外国人看起来还十分惊慌。

地震发生时，东京英国学校已把在校学生转移到街上，不过在确信安全后，又让他们回到学校的大楼里。所有的孩子都没有受伤。Samtani用学校的电脑给远在香港的丈夫发了邮件，丈夫告诉她去丽思卡尔顿酒店(Ritz Carlton)。

她丈夫在邮件中写道：这是我能想到的具有最新建筑结构的酒店，你们应呆在一个有备用电源和互联网的地方。

但当Samtani带着两个儿子重新回到街上的时候，她才知道，很难赶到这个与学校距离约两英里远的丽思卡尔顿酒店。

她说，那时外面已是一片混乱，虽然在日本这是一种有组织的混乱；街道上的汽车排成一条长龙，移动极其缓慢，人行道上挤满了试图找到回家路的人们；因手机网络中断，投币式公用电话跟前排起了长队，而我怀里抱着四岁的儿子，同时还紧握着六岁儿子的手，当时感觉精疲力竭，步履蹒跚。

当时看不到一辆空出租车，Samtani只好疯狂地敲了几辆堵在路上的出租车的窗玻璃，要求搭载一乘，但没人愿意这么做。她对于接下来要做什么感到彷徨无助，于是找了一间咖啡馆坐下来，在让孩子保持冷静的同时，试图想出一个办法。

大约一个小时后，手机网络开始断续提供服务，她接到住在附近的一个朋友的电话，决定步行去朋友家。一般情况下，这段路程步行需要10分钟，但由于街上拥挤不堪，她又拖着孩子，因此花了30分钟的时间。途中她路过了一家自己常去的美发厅，美发厅保持完好，她的发型师正在给一个人吹头发，而当时已是一片混乱，余震不断。

Samtani说，这个发型师跑出来拥抱我，这是让人最感奇怪的，因为日本人从来不喜欢肢体接触。

地震发生三个小时后，她来到朋友家，进门后便一下子倒在地上，大哭起来。

Samtani说，当我们在走动的时候，余震看上去还是可控的，还没那么可怕。一旦我们停下来，余震就显得可怕多了。在一次又一次的余震中我活了下来，心里计算着每次余震的持续时间，以防 壁开裂砸到我们。

带着孩子的另外两家人也到朋友家来临时避难。入夜时，Samtani终于收到了此前一直在东京访问的一位印度朋友的消息。由于公共交通暂停，这位朋友在一位好心人的指引下走了七个小时才到Samtani的落脚处。这位好心人一直确保Samtani的朋友安全到达才离开。

Samtani说，虽然她的情况并不能与东北部沿海地区的海啸幸存者相比，但接下来的30小时似乎非常的漫长。

Samtani说，整整两天没有人洗澡刷牙，主要是因为我们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我们和衣而睡，大家挤在一起，蜷缩在起居室的地板上。为了出现紧急情况时能够及时逃走，我们把前门打开，但拴上了插销。

整个夜晚每隔大约一小时就会发生震级不同的余震。Samtani难以区分哪次是真正的余震，哪次是她的幻觉。

上周六上午，Samtani和她的朋友搭伙拼车回到自己在表参道（Omotesando）的家。一进家门，她发现所有东西都散落在地上。

Samtani说，尽管支架还在 上，但书架已经散落。电视已经不在原位，整个地方一团糟。

她抓起了自己和两个儿子的护照，并将衣物和个人物品整理到一个手提箱中以做好即刻动身的准备。她的计划是登上她能买到票的第一班飞往香港的航班。

但想要离开日本谈何容易。

Samtani说，虽然上周六晚上机场重新开放，但飞往香港的航班都坐满了。我能确认订座的最早一趟航班是3月16日周三的。但由于余震不断以及有关福岛核电站的新闻报道，我知道我要尽早将孩子带回香港。

Samtani说，在上周六晚之前，主要是外国人看上去比较恐慌。但那天晚上去一个街角商店买食品饮料时她才意识到本地人也很焦虑。Samtani说，表面上看，他们（日本人）很好，但只要你问起相关问题就会得到如下答案：我为自己的生活感到担心，以前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内心里日本人也充满了紧张和焦虑。

Samtani说，我丈夫从香港打来电话要我去机场，并说一定要尽快乘机回港，所以周日早上我到达东京羽田机场，并准备在那里不走了，除非他们把我们送上一架回香港的航班。她说，直到我恳求票务代理说，只要能回港哪怕坐在厕所里都行，代理才同意在那天送我们母子三人上机。

Samtani和她的孩子刚刚通过机场安检，又一次余震撼动了地面，广播里响起了警报。

Samtani说，正在安检的一位女士用日语大声尖叫：这是另一场地震，是地震！机场里的人都以为第二场地震袭来。尽管机场工作人员尽力表现得很专业，但他们也举止失常了，把文件和纸张丢的到处都是。

Samtani说，航空公司代理人在把婴儿推车送入飞机时浑身颤抖。当我问她是日本哪个地方的人时，她开始失声痛哭。

Samtani和她的两个儿子顺利登机飞回香港。

Samtani说，谢天谢地一切都结束了。回到香港真是上帝给我的恩赐。

回到香港后，Samtani和香港的朋友一起为那些逃离日本的人寻找临时住所。

Samtani说，我要像别人主动帮助我一样去帮助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