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在看一本书，杨荣国先生的《中国古代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看后非常有体会，著名学者蔡尚思先生以前说过，文化的核心是思想，把握中国思想史可以把握今后新文化的方向。

    中国古代思想史是谈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思想的演变，当时社会面临重大改变和激烈变革，当然最重要的是从殷周时代的奴隶制到封建制的转化。新兴地主阶级要争取政治权利和奴隶主平起平坐，走向社会的主流统治地位；奴隶要求解放和取得身份认同，当然还有他们要摆脱奴隶主的权利。这种社会各个阶层骚动不安和激烈碰撞甚至对抗的所谓“乱世”却带来中国思想的空前繁荣和“诸子百家”盛世，让后世为之敬仰。当时思想界有三个大方向，即孔孟恢复旧礼制的儒家思想、适应新社会积极进取的墨家思想、面临变革无所适从而消极避世修身养性的庄子老子的道家思想。

    中国社会目前也面临同样的情况，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科技的飞速发展带来社会急速变革，新旧势力的变化以及东西方新旧文化思想的强烈碰撞。思想界同样有三个大方向，一种是恢复旧制。就是很多人怀念或者想回到毛泽东时代，尤其是贪污腐败在中国盛行并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大弊病，怀念毛时代的人确实大有人在，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他们羡慕毛泽东凭借个人意志甚至一己之力消灭官员腐败以及其他在中国社会存在了很长历史时期的丑恶现象。毛泽东的手段是发动群众运动搞批斗至今被老百姓津津乐道，那时官员是公仆老百姓是主人，官员是舟老百姓是水。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其实是毛泽东联合或利用群众，和群众站在一起斗官员，人治的特点过浓而且随意性太强，法治和司法程序完全被破坏，这就说明毛泽东时代我们回不去也不可行。

    一种是学道家消极避世，很多人明哲保身当然也是面临生存和生活压力，从纯商业、娱乐等等活动中逃避社会问题和自身应该承担的“匹夫”责任，总之一点是莫谈政治、尽可能远离政治。

    还有一种就是向前看的积极进取思想，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在中国政治文明进程中发挥作用。看看西方国家同样也是如此，他们同样面临甚至早已经历过这个阶段，因此学习西方并不是媚外。中国学习西方可以说从清末开始到现在已经100多年了，西方社会进步的最核心的东西其实也没有改变，还是科技和民主。中国在这一点的认识上没有变化也无需变化，重要的是执行力差，当然从企业层面看这也是中国企业和世界级企业的重要差距之一。西方国家在调整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使之和谐发展的过程中，民主社会从雏形到形成实践并逐步完善。民主社会就是要减少、平衡、制约官员权力，即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让权力运行暴露在阳光下的同时增加老百姓公众参与社会的权力，达到对权力的使用和约束形成法制化和规范的目的。

    最后关于法治。中国自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注定在中国2000多年的王朝中法家不可能成为治理社会的主流。法律和法治社会到现在还没建立起来，其实连老百姓的法治意识还很淡薄。思想决定文化，文化决定行为，行为决定中国人的命运，包括国家间文明的差距。欧美为什么走法治道路，马克思在评价18世纪欧洲范围资产阶级革命中有一句话，这是资产阶级法权对中世纪特权的胜利。法制和法治成为西方国家经济运行和治理社会的基本规则，这就是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资本主义国家成为法治国家的原因，而我们国家很多人怀念毛泽东，继续把治理国家包括整治腐败的重任寄托在某个人身上，从思想上根本不能脱离2000多年的人治而不是法治。(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