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主义：拉美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的理论基础
结构主义理论出现于20世纪40年代，旨在寻求一条资本主义的工业发展道路，以实现本国的现代化，并以独立的身份更紧密地加入到资本主义的国际劳动分工中去。其标志性著作是1950年联合国拉美经委会发表的《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和《拉丁美洲经济研究，1949》。
首先结构主义采用了“中心—外围”体系的分析框架。中心由那些生产技术率先进入的经济体组成，外围各经济体在生产技术与组织方面一开始就处于落后状态，这是两者的初始差异；在外向发展阶段，技术进步仅仅进入外围那些为中心生产低成本粮食与原料的部门。外围的生产结构具有两大特点：一是生产专门化，用大量资源生产和出口初级产品而自身不断增长的多样化的商品和服务需求要靠进口满足；二是结构的混杂性，高生产率部门与技术落后、生产率极低的部门并存，与中心多样化、同质性的生产结构形成反差。其次，结构主义采用“贸易条件恶化”的分析框架。中心的劳动生产率增长比外围快，但工业产品价格却因中心国家有能力控制市场而“制定”价格反而不断上升；外国的初级产品价格却因劳动力供给过剩而不断下跌，结果就出现外围的实际购买力不断下降的长期趋势。当外围用初级产品与中心的工业品相交换就等于将外围技术进步成果的一部分转移给了中心。这种不均衡的发展正是中心—外围体系运转的动力。
在上述两个分析框架的支撑下，结构学派提出了外围国家从以初级产品出口扩张为基础的外向发展转向以扩大工业生产为基础的内向发展的必然性。其逻辑推理是这样的：既然原来有进口，国内就存在着进口品的市场。如果对国内所需的国外生产的最终产品用限额或关税限制其进口，而在国内建立生产这类产品的工业，这些工业所需的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可以自由地或低关税地进口，以促进对这些工业的刺激，那么，从部件组装以制成最终产品到中间产品就都可以在国内生产。
拉美结构主义学派认为，在外围工业化阶段，外围国家面临着三种具有共性的经济问题。第一，外部失衡的趋势。这与世界经济的主要中心发生变化（如美国取代英国）及其引起的世界经济体系运行的变动相关。或者说，由于这种变动引起外围进口需求的急剧增加和中心对初级产品需求的下降，外部失衡的趋势就成为外围工业化过程所固有的趋势。第二，贸易比价恶化的趋势。这种趋势与外围国家的失业问题持续存在相关。外围国家是在劳动力大量富余的情况下开始其工业化进程的，而与此同时，又不能不利用已在中心形成的资本密集型技术。于是，劳动力的需求总是落后于劳动力的供给，失业将长期存在。第三，在自身收入水平和储蓄能力都很低的情况下，不能不采用先进的、高资本密度的技术。一方面，这类技术要求实行规模化生产，而低收入水平则形成市场不足，使设备得不到充分利用。另一方面，储蓄能力不足阻碍着生产率水平的迅速提高，使生产体系的效益得不到发挥。
结构主义理论是拉美国家自己创造的第一种发展理论或现代化理论，它在发展中国家探索现代化理论方面起到了某种“先行者”的作用。1950-1980年，拉美国家基本上就是在以结构主义理论为基础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下推动其经济发展，并取得了长达30年的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的。Diego Sanchez-Ancochea比较了“盎格鲁——撒克逊”结构主义和拉美结构主义的异同对发展经济学的贡献。理论上的相似性导致政策建议的趋同，比如两种结构主义都认为工业化是经济发展必要的条件，单独的市场力量不能产生预期的经济结构上的变化。因此，**干预是必不可少的，保护国内市场、制定计划以及促进资本积累应该是国家的基础任务。但是两者又存在不同。拉美结构主义更注重利用“历史——结构分析”的方法去鉴别处于世界经济中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在研究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问题更具有说服力。但是，拉美结构主义理论也存在主要缺陷，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片面强调生产力发展，忽视生产关系的变革。拉美结构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生产结构的落后表现为高生产率与低生产率部门并存，而生产率水平的差异是由技术不均衡扩散造成的。因此，发展中国家应该推进工业化，通过引进中心国家先进技术，加速工业与现代农业的发展，使生产结构由“异质”状态向“均质”方向演变。从本质上看，拉美结构主义把工业化、现代化视为单纯的技术变革过程。而70年代中后期普雷维什因反思拉美国家出现的“有增长而无发展”和社会严重两极分化而提出的“体制变革”论在实践中并未产生什么影响。
第二，在指导意义上，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被长期化和固定化。选择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是大多数国家工业化初期的普遍现象，而拉美的独特之处在于在简易进口替代结束后直接进入耐用消费品和资本货物的进口替代。即使在70年代初的石油危机之后，拉美国家也没有像东亚一些国家那样及时转换发展模式，反而继续维持着“举债增长”的发展战略，使得进口替代模式前后延续了半个世纪。这为80年代初的债务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