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人穷究这世界诗意尽失、灵光消逝的成因到底何在？我们的居住中那不可或缺的诗意、灵光究竟又是什么东西？又，诗意地栖居真如人类遥不可及的清梦？为何就不能让其变成可圈可点、可亲可近的实境？凡此种种，我们一概稀里糊涂而少有追问。也许我们还有时日等待，我们也还有理由乐观，世间真有一条通向诗意栖居的大道。当然啦，要找到这样一条大道并非不可能，但它肯定有赖于精神的另一面，这就是上苍所赐畀于人类的理性思维之灯（而非天方夜谭里的阿拉丁神灯），以便照亮布满荆棘、充满黑暗进而遮蔽诗意的道路。由此，我们也就进入了生命存在与智慧的话题。

选择好思想的咖啡豆，然后现磨，再然后就现煮，让芳香的思绪飘满小屋斗室，让饮者彻悟于人生的每一角落和每一时辰。当我们一路追逐着陶潜、杜牧、寒山、拜伦、叶赛宁们留下的踪影，并由衷地赞叹他们那超诗意的栖居时，我们是否想到过：在诗人诗意的栖居之外，还无可争辩地存在着哲学家一如孔子、老子、康德、海德格尔们智慧的栖居。在众多的私人聚会中，我常要兜售的自己的一孔之见是：哲学是人类最后的晚餐。我始终觉得，灵动的世界从地衣微弱的萌芽开始，经由爬虫、飞禽走兽、裸猿粗人，才艰难地进化为人类大脑中的智慧，但仍无法消受哲学这样的天赐至宝。精神一点一滴地一直在生长发展，直到孔子、王阳明、黑格尔那样的高度，而悬挂于那个高度之上的东西，人们把它称之为哲学。说哲学是人类最后的晚餐，其意思是说精神尚滞留于初级阶段的人们决无消受此中快乐的福分。《道德经》中的一段话，倒是非常传神地描述了由粗人到圣贤对待哲学的态度，老子曰：上士闻道，勤能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下士因为啥也不懂，所以才哈哈大笑以图蒙混过关。费尔巴哈说得很对：只有至高的艺术造诣才是艺术，只有最高度的思维才是思维、理性。（《基督教的本质》）与道同在的人生，一如与诗意有缘的存在，均可由中国古人形容至高境界的一词“止于至善”来表述；所以才有“朝闻道，夕死可矣”一说。与中国人的识道之路相反，西方人则是有点“夕闻道，朝不知死哪儿去了”的味道。黑格尔说：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有在夜幕降临的时候才开始飞翔。智慧女神肩膀上的那只鸟，理所当然地会是一只每一寸都充满智慧的好鸟。

总之，只要哲学离人们还远，那么精神就尚未达到它的最高目标。如果说诗意地栖居只让人消融其中，那么智慧的栖居则能让人出乎其外；诗意让人的栖居丰富多彩，智慧则把人的栖居引向深入。生命光是沉浸是远远不够的，生命还须有持续不断的审视。打量世界，打量自身，才真正是其乐无穷（而决不是像毛主席那样，光知道与天地人争斗才有乐子）。无论如何，一个不能打量自身的存在，决不是好的存在；正如一个不善于打量自身的民族，注定会落后于诸民族许多。马克思说，要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具有丰富而深刻的感受力的人。车尔尼雪夫斯也说：真正的生活是思想和心灵的生活。这里，与其说是思想的生活和心灵的生活，还不如说是智慧的生活和诗意的生活。诗人自然会倾向于自由率真的生活，智者则一刻也离不开省悟、审视。生活中的美好，常隐匿在进一步的窥探中；好多人虽也曾探头探脑地张望过，但因了一种尚不明原委的人为的阻隔，却怎么也接近不了、拥有不了，最后便只能善罢甘休。于智者而言，悟道才是其生命最真切的体现。故有哲学家如是说：未经省察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的确如此，没有经历过理性过滤与提升的人生，只能算是初级阶段的人生。苏格拉底的一句“认识你自己”，人类就不知重复唠叨了多少回。尽管生命存在的万花筒自始至终纠结于营居二字，但又有多少人能看得清楚其中幽深暧昧的堂奥？自然之屋的客堂深处称堂奥，那是光照大不到的地方，生命之屋也有世俗的光所不及的地方，非智性之光不能使其敞亮。

智慧的存在之反义，就如我们通常说的做人做不清头。只有具备了纵览全部人生之可能的最远大的眼光，人们才会对如何去“止于至善”（即达到理想境界）怀有高度的紧张心情，并充分利用内在于我们自身之中的全部的理性力量。而所谓智慧的存在，其要点有二：一是指生活本身仰赖智慧之光的照耀，二是指生命过程充满着思想的乐趣。几年前有一个日本首相叫大平正方的，他说过的一句话至今犹在耳畔：消瘦的苏格拉底，要比脑满肠肥的庸人强。人生无论营造还是栖居，都离不开智慧的光照，离不开思想的指引（不一定要毛泽东思想）。想不通“我思故我在”这一经典之论，为什么偏偏让笛卡尔悟了出来，记得《诗经》只说了上句“思无邪”就没有下文了。好在还有一个让人更想不通的问题：两千多年前的中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浑身上下都充满着哲学精神？他们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都无不浸透着不可企及的智慧的汁液，而让今天缺少智慧的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古希腊人曾把哲学定义为爱智慧，那么爱生命不就是爱智慧的存在吗？论述至此，我不妨套用下荷尔德林的那个著名的句式，得到的便又是一个非常叫响的命题，它就是：人智慧地栖居大地。

我们说，在东方世界，人们的营居大业一直被延误着，不仅被延误，而且还被误导。时而被导向权力和神学，时而又被导向权力和货币；或者是唯一的信仰，或者是万能的资本，方是受众人青睐的不可替代的攀附之大树、追逐之所在；整个世界要么是庄园要么是丛林，整个人生要么是坟墓要么是战场，人也因此变得要么愚不可及要么困兽犹斗。为何至于此的呢？只有一个答案可解，那就是哲学精神的脊梁断了。那么是谁给弄断的呢？没有人追问过（都断了啊）。智慧的太阳说殒灭就殒灭了，不断飘来的乌云则越聚越多，遮天蔽日，谓之遮蔽。为此我们说：对生命存在，似乎有两种非此即彼的遮蔽。这两种遮蔽，让整整一代人如我都有幸碰上了，而其中的一些人还未来得及浅尝下自由营居的滋味，就在冷酷的信仰与无情的货币的推来搡去中粉身碎骨了。精神上的遮蔽可不是一般的遮蔽，而其中的一种更是带有颠覆性的，所有诗意的存在、智慧的存在均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我说的这两种遮蔽，神学的遮蔽与资本的遮蔽，或者说超在的遮蔽与自在的遮蔽，我们有幸，我们全都经历了。曾经知青的我，突然记起当年有人不过是写了些“告别了妈妈”“告别了故乡”之类的诗句而遭致横祸，——信仰、神学与教化的遮蔽，即使满口仁义道德也是很虚很假很冷酷。

那么，为什么常是孬种们对强化超在的遮蔽作用不遗余力？这是一个值得存在深思的问题。超在（教化）所生长的繁枝茂叶毫不含糊地遮挡着太阳的光芒，而使存在处于持久不去的黑暗之中，最终又使存在成为了超在的附庸。其时，存在的天性，即营一好居的冲动，无时不在试图冲破超在的遮蔽。在存在的眼里，与其自身的家园相比，超在之彼岸世界、上帝的国、美丽的乌托邦等等，简直不名一文。要求一个人时时处处去注意、适应一个个硬塞的场合，也就是要求一个人时时处处放弃自己的居所、家园。这样一来，人便是“下无立锥之地”了，结果当然也是“上无片瓦”。在信仰（货币也如此）遮蔽一切的世界里，人终其一生，决没有了自己的独立的营居可言。而真正的营居，是建立在具体个人的构想、营造和居住三位一体的前提之下的，——是我在构想，而后是我在营造，最终又是我去居住。

所以人生在世关键就在于去蔽，而哲学、智慧最有力量的地方，便是它的去蔽功能。懵懂的存在，纵然为人也是枉然的一生。人们也只有在去蔽之后，才能营造出一个在理性之光、良知之光照耀下的全新家园。《荀子》中专门有一个章节，讲的就是“解蔽”。那么由谁来解蔽？非智者莫属。杨子就曾扬言：智者，烛也。（《法言疏义》）且不说思维本身有着无穷的乐趣，单就生命的营居而言也须臾离不开智慧的烛照。既为生命之屋，便必然要有光亮的照彻，人们总不能让自己的一生始终徘徊于那片废弃了精神的黑暗世界里吧。当然对于哲学家来说，外部世界的黑暗并不能置其于死地，因为只要他的内心宇宙充满光明就行。明朝第一人王阳明，便是动不动就强调一下“言不尽意，惟心亮”，直到生命的终点，他都会说“此心光明，夫复何言”。在西方所认定的精神的最高本质乃理性，在东方则称良知，但它们的一个共同特征是根源于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
西方的哲学家们有一天终于发现，物质与精神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的属性为广延性，而后者的属性则是思维性。如此，我们便可铁板钉钉地把人类居住所具有的两重性作最后的肯定：即有物质之居，也有精神之居。人一生只营好一个居，显然是没有尽到人的本分。再则，由以上两性推测：莫不是是旷日持久的极权背景，才把人贬值为只有广延性（嗓门大小、身材高低、力气多寡、寿命长短等等）而丧失了思维性（抽象的天赋、追问的嗜好、推理的乐趣）的准物质（革命的螺丝钉是其一）。思来想去，也只有这个原因了。但既然是作为一个人的世界，精神无疑是头等重要的，不然就不人也罢。思来想去，生命除诗而外，生命还需有思。正是在精神的最高端，诗和思握手言欢。

一些人虽然没有俗人的俗眼里所能看得到的显赫的外观，如权势、轿车、宴请、小蜜与出国之类……但这些人也有他们赖以自豪的所在，他们有他们的生命的喜悦。在这些人那里，生命之值得一尝的喜悦多得不可胜数，正如上苍所赐人间的自然景致不可胜数那样：执着地怀念已流逝的美好时段（恰同学少年时的互不设防，某一个无雨之夜只为你打开笑脸的姑娘，长者与先辈们那点慈祥而无意义的教诲），坚定地捍卫为多数人所漠视的真理（同时也就捍卫了人之为人的至高品位），对于弱者怀一份怜悯之心并伸出暖热的援手，勇敢地向欢喜的人传递爱的信息……所有这样一些人类本真的存在，都建立在对诗意与智慧双重敬畏的基础之上，惟其如此者才有存在、才有真正的栖居。

圣奥古斯丁虽顶着一个神学家的桂冠，但他这句话还是说得非神而人的：人之至高的善乃存在于精神或理性之中。（转自 博客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