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芬·罗奇

在中国逗留的时间越长，对其固有矛盾的感受便越深。在过去的12周，我三度造访了中国——创下我个人的纪录，期间相当多的时间是用在与中国领导层和最高政策制定人的会面和讨论上。我实地考察过一些大小不同规模的公司，在天津消磨了一个周末——在滨海新区的心脏地带，这里也许会成为中国的下一个大型开发区——我瞥见了未来的景象。我也到过位于天涯海角的海南省。我在中国的著名大学讲过两堂课，与来自不同层面的学生进行广泛的交流与辩论。我甚至涉猎目前发展得非常红火的当代中国艺术市场。但当我静下来并尝试把以上种种整顿一下，我发现我在期待着一个不可能的景象。社会充满着反差与矛盾，中国远非笼统化(generalization)可以概括的。

毫无新意的“13亿现象”

我们西方人总是倾向从非常宏观的角度来审视中国，把焦点放在其令人生畏的规模及其对我们的意义上。具讽刺意味的是，此举忽略了阐释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基本张力——宏观与微观之间的角力。北京是中心，是推动中国宏观发展的管理机制代表，西方对于中国的印象是从一群群到北京权力中心朝圣人士的所见所闻而形成。在最近的这些日子，我在北京的餐厅和政府机构比在纽约遇到更多的熟人。
这是中国故事的圣地麦加——但不是中国，至少不是全部。更为真实和全面的中国是在省和地方层面上，它们远离以北京为中心的权力网络。尽管经过了27年波澜壮阔的改革，真正的中国在相当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微观故事，只是很多时候会加插一个让西方容易理解的宏观故事。目前就是其中的一个。
中国的形象正由于“13亿现象”而受到影响——这是占世界人口1/5的令人生畏的经济发展力量——随着目前已经达到全球第四并持续迅速增长的中国经济规模到达某一个临界点，突然间这种算术呈现出一种新意义：如果中国保持现行的增长速度，到2015年，其经济规模将超越日本；到2030年，它将超越欧洲；如果中国经济在未来30年继续沿着按美元计算每年增长12%的轨道运行，而工业化发达国家则继续沿着5%-6%的道路前进，那么到2035年，中国的按美元计算的GDP年增长值将比美欧总和还要大。
其实，它们并无新意。世界上创下像这样数字记录的跨国公司并非前所未有，发达国家的政治家也并非头一遭要面对由此引发的工人和选民的忧虑。这种认知的问题在于，在中国正由中央计划体制相对顺利地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设想下，它把中国描绘成一股巨大的单一力量。在我看来，这种误读正是中国的最大矛盾所在。在旧有体系中，中央政府对经济控制权是近乎绝对的，但在日益市场化的经济里则不然，权力在更大程度上向省、市和乡镇层面分散，使得北京在执行宏观调控时遇到极大的困难。当然，这个现象也不足为奇。中国5000年历史中没少出现这种情况。然而令人感到新鲜的是中国持续的分散结构和日趋的市场化并行存在——这种不够协调的组合，已经妨碍着我们正确理解中国经济近期和未来的趋势。
中国的宏观政策制定人很快便发现他们正陷于一个严峻的困境中。投资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地方层面的项目，由结构仍然高度分散的中国银行体系来融资进行。为了维护社会和谐和创造就业机会，地方党政官员运用其对地方银行分行的影响力，对于投资项目的审批往往比公司管理层或银行北京总行信用部的主管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地方银行的影响力也同时把监管机关和央行的角色矮化。“分散效应”的盘根错节也影响了中国的高层政策官员，削弱了在宏观层面的政策拉力。还有如果中国官员在政策调控上出手过重，投资行业面临崩溃的风险便很大。现行相对温和的收紧措施，正好反映出这样的一个忧虑。我觉得尤其有趣的是，一些市政府目前也自行制定法规为其过热的房地产行业降温。换言之，北京发出的信息不足够，完成工作的责任落在地方政府身上。在这方面，深圳起了带头作用，在北京发出行政指令的三个星期后，深圳政府于6月22日公布了十项紧缩措施。根据报章消息，深圳房市对国家的指令反应不大，但面对地方政府的行动却立竿见影。这一重要实例反映了国家紧缩措施相对乏力与地方行动直接有效之间的矛盾。
在最近与多家中国银行和公司进行的会议上，有关地方与中央控制权之间的张力是一个经常被提起的议题。这不仅是关乎项目的融资，还涉及日益重要的环保政策。两者的动机非常不同。对地方官员而言，最重要的是创造就业机会、促进收入和维护社会稳定。从与地方商人和银行家的对话里，我得到的印象是他们都把其从事的项目授权和目标，视为独立于国内各地情况的活动。尤其是在天津的一次，天津市市长戴相龙是中国前中央银行行长，他对于宏观政策问题肯定十分熟悉。负责带领这个位于北京以东约175公里的高速增长地区发展的戴市长，突然以一种非常不同的姿态说明地方增长的至关重要性。他形容北京的看法——特别是最新一轮的收紧措施——在相当程度上与追求增长的地方目标不一致。然而就此而言，与我会面的银行家和商界人士大部分都认为，中央近期的行动像一个刺激多于一个重大的调控冲击。当然，戴市长身兼着两个身份。在晚宴上，他承认在中国的整体可持续增长可能是较接近7%而非现行的10%的同时，觉得天津的适度增长步伐大概是20%。
如何协调这个矛盾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改革的关键。在经济及其社会结构中存在的分散发展和伴随而生的不均现象，仍然是增长经历中的突出部分。总的来讲，中国平均每年实现10%的GDP增长，但由于全国幅员异常广博，实现高速增长的地区集中在约占全国20%的城市领域内，其余农村地区的增长仍然相对呆滞。伴随实体经济发展不平均的是银行体系结构的同样分散，整个体系由大量独立自主的地方分行主导着。这种情况大大削弱了实体经济在传达和执行货币政策上的效力。事实上，在一个结构分散的银行体系里，政府将需要比一般体系紧密情况下更大力度地收紧货币政策，才能达成一个既定的政策目标。银行业改革是解决这个两难局面的关键。国有银行的公开上市将有助于强迫银行从地方色彩浓厚的“政策性贷款”，向按商业规则设定信用额的做法转移。只有这样，货币政策才能在需要时充分发挥其抑制投资活动过剩的实际功能。
中国看来仍然与功能发展成熟的宏观体制距离很远。随着在过去12周来回穿梭于这个非一般的国家，我感受到的介乎微观和宏观之间的张力——北京宏观政策战略与独立自主的超级增长地区之间的博弈——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强烈，这严重地影响了宏观调控的效果。除非中国能协调这种矛盾，有效的政策性管理对于这个快速增长的经济体仍然是遥不可及，而经济面临风险却挥之不去。

“山高皇帝远”

上文我提到中国不是一个传统的宏观经济，它在更大程度上是一个结构分散、集合各个地方权力的经济体。如果这个结论是正确的话，这对于中国的经济前景以及其对亚洲各国乃至全球经济的影响，将有相当的启示作用。
任教于耶鲁大学的著名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可能说得对，大部分西方观察家长久以来都以他们用来自我审视的一套标准来看中国(参见史景迁的著作《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1998 年)。从13 世纪马可波罗游历中国至1970年代的尼克松访华，精于剖析历史的史教授揭示了外部世界是如何一次又一次地未能真正窥见“中国的内部”。看来，我们是再次印证了他的看法。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崛起，西方涌现了不少利用传统宏观观点来描述中国经济的机遇、压力和限制的中国专家。然而，这当中藏着一个有趣的玄机：在某种程度上，现代中国正在顺水推舟——进一步强化我们对于中国经济的错误理解，也或许我们全都误解了。
表面上，中国展示出来的是一个包装整齐的经济体，它拥有一个设计周全的符合国际GDP会计准则的国家统计系统，并定期每月公布一整系列的详尽的经济数据；它拥有一家于1998年参照美联储体制而重新组织的中央银行，其财务政策立场每年以政府工作报告的形式向全国人大会议提呈审批；中国定期列席七大工业国会议，以外部观察员身份参与范围广泛的宏观事项讨论，从全球失衡和世界增长问题到贸易政策和货币事宜；还有，随着中国经济在过去15 年的迅猛成长，它对世界各国的影响也日益显著，特别是在关乎通胀走势、全球贸易和资金流、大宗商品市场以及跨境就业等方面。
由于中国拥有一个如此西方化的外表，再加上其对全球经济的重大影响力，我们西方人都倾向认为可以用我们观察其他宏观体制的同一套标准来检视中国。因此，当事情出了问题时，我们便搬出一大套宏观理论，并从中选出传统的政策挽救方案。
美国如何处理其日益扩大的贸易赤字，就是反映这种态度的最明显案例。自从中国成为美国多边外贸赤字中最大的顺差国以来，华盛顿和学术界的传统派均要求大幅度调升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我从来都不赞同这种理论，因为我认为美国的贸易赤字是一个多边问题，主要是由于美国史无前例的国内储蓄短缺所致，“解决”对华贸易问题，仅意味着把美国贸易失衡的其中一部分向别国转移。另外，即使我的看法有偏差，中国真的是关键所在，也无人能保证人民币升值便能解决问题。一个经济体需要有发展成熟的市场机制，才能利用相对价格变动(比如汇率)来调节数量(比如贸易流量)。可是中国大体上仍是一个混合经济体，还有大量国有企业和一个发展相对滞后的金融体系，仅仅是局部“市场化”。经济中缺少了亚当·斯密所说的“无形的手”，传统货币政策可能会因仍然“看得见的手”而受到妨碍。
当然，这并不表示中国没有宏观问题或无需执行宏观政策。相反，这个全球增长最迅速的主要经济体存在不少严重的宏观失衡情况，必须尽快地从速解决，包括过热的投资行业、低效的大量需要石油和原材料的生产技术、长期偏低的私人消费和过度依赖出口。在市场化体系里，这些问题可通过结合收紧银根和货币升值的政策得到解决。考虑到前所未有的投资和出口过热情况——两个板块在中国GDP里共占到75%以上并以每年30%的速度继续增长——中国在遏制这趋势上只迈出了一个小步。自2004 年以来，短期借贷利率只轻微调升了两次(每次27个基点)，人民币兑美元汇价仅窄幅升了3%。取而代之的，中国在政策层面的严峻任务却由相当于昔日国家计委的发改委代为执行，发改委成为中国权力最大的政策性机关，出台了一系列具针对性、旨在限制若干过热行业投资活动的行政措施。目前，措施针对的行业包括铝、水泥、有色金属、煤、焦炭以及房地产建筑行业的投机活动等。
中国领导人已郑重地向世人表明：中国还不具备条件通过货币、财务和汇率等政策进行较传统的宏观管理。这些政策手段不只要求有一个市场化机制，还需运用非常直接的政策工具以实现调节的目标。对于结构仍然高度分散的中国经济而言，利用直接的政策工具以实现拉力的难度很高。这方面的限制严重地左右着中国的政策战略。央行就借贷利率发出的任何意见，对于地方银行分行如何向地方投资项目配置资金往往影响不大。此外，当宏观政策机关调整汇率，外商跨国公司的在华子公司并不会自动缩减它们的对外采购。简而言之，北京实施宏观经济调控，很大程度上为地方层面的根深蒂固的分散结构和独立自主作风所妨碍。从北部的天津到南部的深圳，我们很难想象正在享受着超高速增长的中国沿海大城市会慢下来。
这里正是考察现代中国经济的着眼点。宏观中国的持续性已到达至关重要的临界点——经济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然而受到地方层面的自主性发展拉动，微观中国却继续向前迈进。稳定压倒一切的大原则在宏观与微观的鸿沟之间架起桥梁。大量民工涌进大城市，估计在未来15年每年介乎1500万-2000 万，这使国家领导人不得不对个别地方和省的超高速增长情况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以便有效吸纳庞大的民工迁徙潮。不然的话，持续上升的失业率、日趋显著的收入不均和社会不安情绪，将严重威胁着社会的和谐稳定。归根结底，加快市场经济的改革步伐是舒缓这些不断上升压力的唯一方法。只有这样，传统的宏观政策才有用武之地并起到其发挥拉力作用的功能。
明白了这个逻辑，我建议大家少点在意中国人民银行和其他宏观政策官员的高姿态声明，多关注一些发改委微观管理人就经济走向做出的指导性举措，这些在数量层面做出的行政措施，将远比我们西方人所熟悉的传统稳定政策调整来得重要。
我同时建议大家留意史景迁的意见。我们总是倾向使用我们用以检视自身问题的同一套标准来看中国。就中国经济的当前状况而言，这样做很容易出现严重的误导。中国不是一个传统宏观分析及有效稳定政策所讲求的发展成熟的宏观经济体。其分散的结构比任何体系都更为“反宏观”。

（作者为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