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来十分简单的描述一下疫情初期在中国造成的普遍恐慌。部分地，可以参考Daniel Kahneman在《思考·快与慢》（Thinking,Fast and Slow）中介绍的一个简单实验:让被试通过对一个人的一段描述判断他的职业。研究发现，被试在判断时通常依据某职业的一般特征对于该描述的符合情况，而忽略了在社会大背景下某职业的比率。更为理性的做法是通过贝叶斯公式计算概率。在这里Kahneman将人们普遍反应中的思维模式称为“易得性启发”。再比如，实验条件下人们会错误估计飞机与汽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实际上后者的比例是前者的好多倍，但是在媒体报道（人们接触到的）中飞机失事占大多数。其实分析疫情情况不难发现，就算在湖北省，得新冠的概率还没有当地考上中国top10高校（虽然这个界定不太明确）的概率高。在全国来看则比考上清北的概率还低得多。虽然也考虑到疫情传播的问题，但是我们假定大多数人都不了解疾病传播模型，在疫情初期不知道要以什么态度对待疫情（人们对待疫情的态度完全来自国家）。但是由于易得性启发判断模式，我们接收了媒体的诸多报道，不论各地的人们都产生了高度的重视与注意，避免了疫情的进一步扩散，使得当前之中国已经基本恢复正常。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种“错误”的直觉也会给我们带来收益。当然疫情的控制应该归功于人民的努力，以上只是讨论了一种对防止疫情扩散的可能性因素。<br>
描述一下抑郁症的进化模型。用Richard Dawkins的《自私的基因》一书的观点，我们讨论抑郁症基因代代流传的生存机制。抑郁症的一个典型症状之一就是避免社交接触。在原始部落时代这种“不接触”策略同时隔绝或降低了疾病传播的可能，故在一场瘟疫后可能部落面临灭绝但是携带抑郁症基因的个体得以存活而延续后代。这种策略在面对瘟疫时有很大的优势，所以可能疫情的爆发会启动易感抑郁症个体的基因表达，造成疫情期间的抑郁。<br>
对焦虑的另一探讨。不太涉及心理学知识，只是相对于过去我们生活节奏太快了，疫情打乱生活节奏会给我们带来影响。我们面临失去的风险。<br>
社会比对:中国策略与美国策略的比较，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思维模式...（直接原因还是政策，但是集体与个人的社会模式会影响政策。）或许是归因模式的因素？可能美国人把别人得新冠归因于别人免疫太差了，而不是疫情很严重（瞎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