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制度要保障机会均等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中国如果要实现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并且保持强有力的宏观经济水平的话，就需要这么做：增加国民财富直接分配给家庭的比例，促使公民获得更好的社会保障，提高社会经济的流动性。对中国来说，若社会流动有太多限制的话，会带来人力资源的浪费并造成一些社会问题。
　　要实现上述目标，需要相关机制建设。
　　首先谈谈税制。我认为，财产税需要进一步改革。它不光可以改善收入的分配，同时也能够带来更好的经济稳定性。
　　其次，**还要加大健康、教育等方面的投入。
　　全世界有一个共识，就是要建立一个机会均等的制度。因为如果机会不均等的话就会产生很大的社会成本。首先会导致劳动力的效率降低，其次也会影响社会的凝聚力。机会不均等的一个例子，就是在教育方面，农民工子弟享有的资源相对不足。
　　第三，尽最大可能提供就业，力争实现充分就业。失业意味着资源的浪费，同时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社会影响。
　　第四，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否则当市场失灵出现并传播开时，会带来很大的交易成本。
　　中国现在应当在自身的实践中总结经验，并且从其他国家一些错误中汲取教训，来设计更好的改革方案。在未来，中国**应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突破口为提高劳动收入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郑永年
　　家庭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均，带来许多负面社会效应。比如，老百姓幸福感下降，不同群体间矛盾凸显，对社会分配不公的不满以及对社会阶层固化的担忧等，这些因素构成了和谐社会的隐患，还必然影响中国长期的经济增长。
　　值得庆幸的是，各级**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且采取不同方式，例如扩大保障房、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险等社会福利支出和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等，来减轻收入差距的负面影响。
　　改革收入分配体制，可以说是在跟时间赛跑。如果改革成功，中国不但会进入更均衡的增长轨道，而且能够维持社会的长期稳定；如果不成功，则将面临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危机。
　　改革千头万绪，从哪里入手呢？我认为，调整收入结构的一个比较顺其自然的突破口就是调整劳动者收入，加大劳动报酬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借助劳动市场力量平衡收入分配的失衡。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廉价劳动力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但是当这种优势发挥到极致，而不能及时实现转型时，廉价劳动力就会成为中国的劣势。
　　没有劳动方的压力，技术进步不会那么快。在任何国家，资方没有动力主动提高劳动者工资，只要有利润，资方也缺乏追求技术进步的动力。因此，提高劳动者工资，将促成资方通过技术创新和提高管理水平来对冲人力成本。
　　要实现劳动者收入提高的目标，光靠**提高最低收入标准是绝对不够的，必须重新考虑工会的作用。允许工人发挥更多的主导作用，而**扮演好仲裁者的角色，这样在当前劳动力市场开始从“买方市场”向“卖方市场”的转型过程中，工人就可以迅速提高自身的经济社会地位，促进劳动收入的逐步提高。
　　当然，提高劳动者收入，只是改革的突破口之一，还需要其他配套改革才能够全面改革分配体制，进而引领整个经济结构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