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劳动力数量的增长，农业中劳动的边际产出量降为零。此时，农业部门中存在大量的隐性失业。当工业部门提供既定水平工资时，农业部门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工业部门不断扩张。由于在既定工资水平上，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工业部门在实际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将所获得利润转化为再投资，将规模不断扩大直到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吸收完，这个时候工资便出现了由水平运动到陡峭上升的转变，经济学上称之为“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拐点”的到来，预示着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即将结束，“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关于“确切的时间”是否2011年，有没有这么快，当然见仁见智，但劳动力短缺在中国的出现绝非危言耸听，它总有一天会到来，而且时间不会很久，“民工荒”就是劳动力市场变化的征兆。

毋庸讳言，数目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在当下的中国经济崛起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一旦这个重要角色出现市场短缺，对于整个经济大戏的挑战是巨大的。那种粗放的、低水平的、劳动力密集的经济增长点，将面临严重的萎缩。

人口发展规律告诉我们，“人口红利”不可能无限期延续。因此我们必须考虑与“人口红利”相伴相随的“人口诅咒”——当我们过分依赖廉价劳动力优势时，久而久之便会失去创新的能力，以致在“人口红利”枯竭时，处于不可持续发展的境地。这个意义上，“刘易斯拐点”不啻为一种“倒逼”，跨过这道坎，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将是一番崭新的广阔天地。 　　
同样，因为“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无可避免，中国经济发展也面临着一场“重生”。那些粗放而低技术含量的增长点，该萎缩的尽管让它萎缩；那些仅仅看重我们廉价劳动力的资本，该走的尽管让它走——丢掉这些并不可怕，只要我们能够实现产业升级，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高产品附加价值，把传统制造业改造为先进制造业，提高核心竞争力。 　　
“刘易斯拐点”是形成一个健康的劳动力市场制度的良好契机。一方面，民工荒实际上是民工权利荒，民工短缺实际上是权利短缺或制度短缺，这就需要我们在保护民工权利方面做更多的工作；另一方面，要加强教育供给，尤其是职业技能教育供给，提高劳动力质量和水平，满足产业升级后的劳动力市场需求。 　　
而在我们看来，沿海、珠三角地区“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 产业调整尤应注意力度

简而言之，在“刘易斯拐点”之前，是人求工作，不涨工资也会有源源不绝的劳动力；在“刘易斯拐点”之后，是工作求人，不涨工资就找不到合适的员工。春节后，沿海地区和内地同时出现严重的缺工现象。其中，广东珠三角地区用工缺口达200万。常年约有1200万农民工外出打工的人口大省、民工大省安徽，如今也出现了“用工荒”。“有专家指出，中国经济发展的‘人口红利’正在枯竭，用工荒正成为内地普遍现象，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将加速丧失优势”。这是否说明中国已经出现“刘易斯拐点”？（2010年2月21日《武汉晚报》、《新快报》） 早在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份报告就曾提醒：我国的劳动力正由过剩向短缺转变，拐点将在“十一五”期间出现，确切的时间可能是在2009年。当时从珠三角到长三角出现的“招工难”，也为这种观点提供了部分验证。没料到随后爆发国际金融危机，外部需求萎缩，出口加工业收缩，大批农民工被迫返乡，有机构预测就业岗位缺口达千万个之多。一时间，“刘易斯拐点”之说似乎不攻自破。

　可是，随着经济强劲反弹，“保增长”大局已定，“用工荒”又浮出水面，而且大有从沿海地区向内陆省份蔓延之势。其实，如果不是将“刘易斯拐点”的出现机械地设定在某个时间点，而是将其视为一个过程，经济危机等因素有可能提前或延后“拐点”的出现；那么，判断中国正在或即将出现“刘易斯拐点”是基本符合实情的。 　　民工大省的“用工荒”，可看作是劳动力市场为“刘易斯拐点”拉响的警号。对于这一警号，在劳动力市场中交易的企业和农民工的反应敏感而迅速。比如，在地处安徽的广德开发区，“我们这里的工资水平基本跟江浙一样，待遇并不差”；开发区内企业给工作中的年轻工人播放流行音乐；新一代农民工选择在家乡打工；等等。倒是身处市场之外的**官员和专家学者，千万不要误解了这一警号。 　　“用工荒”并非意味着传统劳动力密集产业加速丧失优势。且不说中国制造业的工资水平还不到美国的十分之一，劳动力的相对价格优势不会立刻丧失；更不用说中国的劳动人口总量巨大，到2030年仍有9.7亿，比现在的总量还要大，届时劳动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约为67%，仍高于现在的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因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虽然断言“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却仍认为“我国在劳动力供给方面的优势会长期保持”。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劳动就业群体，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千万不可将“用工荒”的警号误解为**可以放弃积极的就业政策，恰恰相反，劳动力的短缺正因存在制度约束，还不能完全自由流动。“民工荒”实际上是“民工权利荒”，民工短缺实际上是权利和制度的短缺。**应将“用工荒”作为完善劳动力市场的契机和动力，改革税收制度、户籍管理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提供农民工子女就学、职业技能教育等公共产品；而不是通过修改法律等手段将**责任转嫁给企业。

关于--中国是否临近刘易斯拐点
正在临近
　　美国银行-美林(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发表报告认为，未来几年，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稳步上升，中国进入“刘易斯拐点”(Lewis Turning Point)时，消费者价格指数升幅将会增至4%左右。 　　同时，曾担任花旗亚洲首席经济学家的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黄益平也认为，一度低成本劳动力充裕的中国正在迈向“刘易斯拐点”，这种态势可能迫使一些制造商转向印度和越南等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集中在中国的全球制造业活动可能转移到其他地方。
提前来临
　　社科院金融研究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主任刘煜辉认为，从理论上来说，可以推出中国的劳动力红利（刘易斯拐点）能够延续到2015年以后，但是现在好像拐点提前到来了。从停工事件来看，这种拐点实际上已经到来，根本原因就是现在的泡沫经济。现有的工资水平无法保障工人正常的生活,所以要倒逼着涨工资，这样的倒逼等于吞噬劳动力的红利。本来在供大于求的环境下，只有过刘易斯拐点以后，工资才会出现一个迅速上涨的局面，但是今天这一切提前发生了，起码提前了4到5年，这种因素很明显就是泡沫经济带来的。
没有来临
　　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高路易认为现在断言中国剩余劳动力消失还为时过早，不仅在农村，城市也有剩余劳动力。对劳动力过剩现象消失，工资、消费价格和通胀开始上升的担忧过度，混淆了劳动力需求的周期性上升和人口结构的变化，没有把加薪事件放在过去的工资上涨、劳动生产率和整体经济增长的大背景中来看。
不会突然来临
　　世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韩伟森和巴克莱资本中国经济研究主管彭文生认为，“刘易斯拐点”可能是一个持续多年的渐进过程或转折阶段，而不是一个突然的变化。不过，彭文生表示，随着**对农村地区发展的政策支持和未来几年工作适龄人口的急剧增加，工资储备将上升，这可能将加速拐点的到来。随着劳动人口增长放缓和投资率的逐步下降，经济增长可能减速。但是，受益于基础设施投资和年轻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大幅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有可能会成为一个抵消力量。

面对“刘易斯拐点”中国**应采取的对策
以合理的产业政策吸纳剩余劳动力
　　从国际经验来看，一国在刘易斯转折过程的初期，应该尽量避免资本深化的过早发生，应该通过劳动力使用倾向的创新，保证丰富的非技术劳动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只有当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不存在，实际工资开始大幅度上升时，在经历了资本浅化式增长之后，才出现资本深化。这正是日本的成功经验所在。 　　我国的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还相当大，农业劳动力在总的就业人口中的比重超过50％，这一现实决定“刘易斯转折点”在我国将表现为一个长期的过程。也决定了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国不能放弃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发展战略，而应根据国际产业的变动情况，实行劳动力的使用创新，提高工业对劳动力的吸纳水平。
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
　　通过对劳动者的培训，用质量替代数量，将成为预防劳动力短缺的未雨绸缪之举。在现阶段，对农民工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首先，做好农村初高中毕业未能继续升学的新生劳动力和退役后返乡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其次，加强对有意愿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者的劳务输出培训以及在岗农民工的技能提高培训，进一步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实用性和灵活性；同时，充分发挥劳动保障部门职能优势，加强劳动力市场建设，对进城登记求职的农民工提供免费的职业指导、职业介绍和政策咨询等服务，推行“技能培训、就业服务、权益维护三位一体”工作模式，促使农民工平等就业、素质就业、稳定就业。
鼓励和引导新的劳资关系
　　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企业可以非常容易地获得所需要的劳动力资源，企业处于主动地位，而劳动者处于被动地位。在经济进入“刘易斯转折点”之后，劳动力资源逐渐变得稀缺，获取和维持必要的劳动力资源成为企业制胜的重要环节，这为提高劳动者地位，形成新的劳资关系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新的劳资关系中，企业要想长期拥有自己需要的劳动力资源，就必须善待劳动者。当然，善待劳动者并不是仅仅有利于劳动者，而是能够达到“劳资两利”的效果。因此，**应通过精神奖励和物质刺激，积极鼓励和引导企业加强劳动力保护，形成新的劳资关系，善待劳动者，并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创造劳资两利的新局面。
给农民工以城市公民待遇
　　与城市职工相比，进城农民工的面临的劳动环境和社会处境较差，比如劳动时间长、劳动合同签约率低、社会保险参保率低、子女入学难等。因此，需要给进城农民工以城市公民待遇，以使广大农民工能和城市职工公平竞争，并解决家庭的后顾之忧。 　　
    这就要求**应转变观念，适应市场经济、城市化和经济全球化要求。首先，对农民工与城市户籍人口一样履行公共管理职责，保障其合法权益和人身安全；其次，规范企业用工制度，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第三，清理、整顿、取消各种对农民工的证卡制度和乱收费等不合理规定；第四，妥善解决进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第五，国家还应加大教育的投入，解决农民工子女城市入学问题。

复制，黏贴，加少许敲打了一篇关于刘易斯拐点的论文，希望对LZ的这个问题有所启发哈！

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到没到，有些争议。社科院蔡昉一直在提这个事情，反复讲刘易斯拐点。楼主有兴趣可以找几篇来看看。

另外啊，马克思的许多论断再后来的经济发展中都没有被证实，不必执着。无论马克思的理论是不是传说中的真理，马克思起码也会局限于他所处的时代嘛~

不要复制啊，我看过知道刘易斯拐点是怎么回事。我是想知道与“产业后备军”理论的不可调和之处如何解决。

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但对于世界各国来说，如何进行危机之后的大调整成为必修课题。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院院长张燕生表示：在这一轮大调整中，中国面对的最大挑战在于，在未来的五到十年，低成本的竞争优势将发生巨大的变化，也就是“刘易斯拐点”即将到来。
    长期以来，有一个被广泛认可的事实：中国通过引进资金、技术，发挥低成本优势，逐渐成长为世界制造业大国

呵呵，楼主，其实马克思和刘易斯的理论是一致的，不过对于马克思而言，是站在一个整体来看待的，也就是站在世界的角度看待问题，而刘易斯是站在一个局部看问题的，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来说，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但是对于整个世界来说，马克思说的并没有错。

“工人人口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人口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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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毫无逻辑的呓语.

很想听你详细讲讲。

问题很复杂，后果很严重

最近也在研究这个问题，有没有比较经典的和新的文章，大家共享一下~~~~~~

先民工潮，后民工荒。从潮到荒，难道是大量民工在短短三五年内殒命了吗？？？？？！！！！不是！！既然劳动力供给依然很大，那么考虑刘易斯拐点就只能考虑劳动力需求大增。假如真是民工荒，那么问题就不是简单的结构性问题，而是普遍性问题。
   当前中国经济看似如火如荼，却怎么会荒起来了呢？   要回答该问题，需要考察那些发荒的行业。我没有调查过，只能以一些间接材料试着回答这个问题。
   出现民工荒的行业一定是那些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由于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在当下占据我国国民经济的大半江山，所以一旦这些行业招工难，民工荒呈现出来了。假如真是制造业领域的民工荒，进而要问，为什么制造业招不到人呢？？   民工都要养家糊口，他们不再制造业工作，肯定是在其他产业工作；他们不在沿海制造业工作，一定是在内陆制造业或其它行业工作。于是，问题又来了，所谓的民工荒，还需要进一步界定。是全国制造业领域的民工荒，还是沿海制造业领域的民工荒，还是内陆制造业领域的民工荒？？？？
    个人以为，当前所谓的民工荒是沿海制造业领域的民工荒。去年春节前后，沿海企业到内地招聘，大都败兴而归，是为明证。
     白马非马。当前所谓的民工荒是沿海制造业领域的民工荒。不是全国范围的民工荒。刘易斯拐点？？？？不要太理论化吆！！！否则，一切只是噱头！！！！！！当然，提前做些理论探讨的工作是可以的，但是千万别纸上谈兵，否则误国误民！！！！

象楼主提出的刘易斯拐点这样的问题，如果要弄明白，最终要去做实地调研才可以。光在纸面上、会场上争论，屁用不顶！！！！！

开口老马，闭口老马，烦不烦啊！！！！！动动脑子，理性面对理论和现实好不好啊，大家！！！！！
被误导了这么多年，还不够么？？？！！！！！
脑子被人家洗了，还高兴地为人家数钱。对得起咱的娃吗？？？？？？？

若将严重的通货膨胀加进去，工人收入真的提高了吗？

若将严重的通货膨胀加进去，工人收入真的提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