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拐点带来的“危”与“机”（转自：大众证券报）


□ 廉价劳动力的时代已经过去
□ 刘易斯拐点悄然来临
□ 捕捉刘易斯拐点带来的投资机会
　　当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变为短缺，经济增长方式将出现一个质的飞跃，进入现代经济增长阶段——这个转换的节点被称为“刘易斯拐点”。
　　近期以来，我国劳动力市场出现了从过剩到短缺的戏剧性转变，农产品
价格也出现了快速上涨，种种迹象显示，中国比预期更早出现了“刘易斯拐点”。
　　一个国家的发展可以是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但是刘易斯转折点应该只出现一次，我们即将看到这一点。

　　现象：用工荒再次出现
　　家住南京茶南小区的陆阿姨最近陷入了一个烦恼：往年每月1500元就可为中风卧床多年的老伴找一个护工，而现在提至1800元也找不到合适的。
　　“用工难”的问题不只是陆阿姨一个人遭遇到。江苏省工商业联合会玩具业商会常务副会长梅萌也有同样的烦恼。由于缺工，协会很多会员企业的交货时间不得不从1个月拖延到45天，直到现在是4个月才能交货。
　　而作为上海的制造业基地，嘉定、闵行、金山等区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几家就业服务中心门可罗雀。与上万的招聘岗位不成比例的是，每天上门的应聘者数量甚至都不到三位数。
　　“往年没有订单做，现在有了订单却找不足人来做。”在第108届广交会上，参展商交流起来都大吐苦水：“找员工比找客户还要难啊！”
　　曾在珠三角爆发的用工荒问题卷土重来，同时已蔓延到了全国。

　　廉价劳动力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伴随着用工荒同时出现的是涨薪潮。最有代表性的是，在遭遇工人涨薪乃至后来惊心动魄的“富士康连跳”系列事件后，台湾首富郭台铭终于拍板将富士康生产基地内迁，落子中原的河南郑州。
　　在去年末举行的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研究报告认为，预计在2017、2018年，中国总的劳动年龄人口将出现负增长。受此影响，中国的劳动力供求关系将进一步逆转，普通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工的工资将进入快速上升的阶段。
　　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也于2010年11月13日在北京发布了2010中国企业经营者问卷调查结果，“认为目前的人工成本比2009年末上升”的企业经营者占94.2%，“认为下降”的仅占0.4%；前者比后者多93.8个百分点，这一比例明显高于2009年。其中，东部地区企业和中小企业人工成本上升较为显著。
　　而对2000年到2007年不同种类农作物在7年时间里价格累计涨幅的研究发现，剔除农产品自身周期的短期波动及灾害性因素等影响，过去几年导致农产品价格连续上升的关键因素是劳动力成本上升。

　　刘易斯拐点悄然来临
　　还在2008年底和2009年初，许多经济学家预计失业率(特别是农民工的失业率)将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居高不下，但事实却恰恰相反，中国各地的劳务市场都很吃紧。劳动力市场的戏剧性转变，以及快速上涨的农产品价格，种种迹象显示，中国比预期更早出现了“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拐点”来源于著名发展经济学家、1979年诺贝尔奖得主阿瑟·刘易斯的《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在这篇论文中，提出了“二元经济”发展模式。他认为，经济发展过程是现代工业部门相对传统农业部门的扩张过程，这一扩张过程将一直持续到把沉积在传统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干净，出现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时为止。根据刘易斯的理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要经历“二元经济”的发展过程，其突出特征是农村劳动力的剩余为工业化提供低廉的劳动力供给，工资增长较慢，雇用关系不利于劳动者，城乡收入差距持续发生；但当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变为短缺，经济增长方式将出现一个质的飞跃，进入现代经济增长阶段——这个转换的节点被称为“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转折点”简而言之就是在此这个转折点之前不论有多少新增就业，工资都不会涨，这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在这一点之后劳动供给不再是无限的，工资开始上涨，人均收入开始实质性地增长，这是一个典型的现代经济增长。
　　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实行了以提高人口质量、控制人口数量为目标的计划生育政策，得以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人口转变过程，实现了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与这种变化相伴随的则是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老年人口比例迅速提高。按照传统的定义，即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超过7%，目前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
　　随着老年人口比例不断提高，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已经开始下降。如果把劳动年龄人口看作了劳动力供给的基础，该趋势也就意味着在经历了一个中国特色的二元经济增长阶段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正在消失，刘易斯拐点已经初见端倪。

　　影响：要素价格上调，通胀压力增大
　　大多数学者认为，从发展中经济到发达经济，都要经历“刘易斯拐点”。比如，战后日本经济的“刘易斯拐点”出现在1960年前后，韩国则出现在1975年前后，大致都是战后经济恢复的15年甚至15年不到的时间。
　　研究国际经验发现，“刘易斯拐点”经过时，农产品价格及服务业都快速增长，日本鲜菜的价格在1960年之后快速上涨，年均增速在10%以上，高于农产品的平均涨速。同时，日本的个人护理价格也以1960年为拐点，出现了平台式的大幅上扬，其价格的中轴水平要高于服务业的平均增速。
　　而农产品和服务业价格又成为推高CPI的主要原因。并使之与PPI之间产生明显裂口。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阶段，日本开始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高速的经济增长成果被越来越多的蓝领劳动力和普通老百姓所分享。
　　如果从1978年算起，中国的经济起飞已经持续了30年以上。“刘易斯拐点”正悄然来临。研究表明，在经历刘易斯拐点的过程中，不同的要素价格会持续上升，从而推动整体通胀的变化。
　　比如，工资面临着全线上调的压力，这将给通胀带来直接的压力。
　　研究表明，自2006年一季度以来，平均劳动报酬增长率已经明显超过名义GDP增长率，表明劳动报酬的增长率开始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如果这一态势保持下去，生产中的单位劳动成本上升并转化为现实通胀压力的可能性将提高，工资增长对通胀的推动力量将逐渐显现。
　　研究发现，当制造业工资上涨10%时，将使CPI上涨0.93%；使PPI上涨1.26%。如果所有行业的工资均上涨10%，那么受影响最大的行业是农林牧渔业(7.7%)、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5.3%)以及纺织业(4.5%)等。综合估算的结果表明，如果所有行业工资上涨10%，将使CPI 上涨4.2%，并使PPI上涨3.6%。
　　因此可见，在越过刘易斯拐点的初期，仅仅是制造业工资全面上涨，如能有效传导，就将使得中国的CPI提高1个百分点左右；而在临近刘易斯第二拐点的时候，CPI上涨的压力会更大。
　　农产品价格的上升趋势远未结束。如果中国低端劳动力工资水平上升的过程还没有结束，也许还可以会再维持三五年的时间，那么包括粮食、肉禽、蔬菜、水果等农产品价格的上升趋势就还没有结束。农产品价格长期趋势性上升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并且越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产品，其价格涨幅一般会越大。

　　捕捉刘易斯拐点带来的投资机会
　　刘易斯拐点来临也将给我们带来很多新的投资机会。其中比较突出的是，**不断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快教育培训发展，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和机械化，这个过程给相关行业和上市公司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也给相应证券投资带来新的投资机会。
　　具体包括：针对农产品价格上调，可关注农业、餐饮业；针对推进农业现代化和机械化，可关注农机、农药行业；针对人口老龄化，可关注保险、医药、器械、护理等行业；针对延缓劳动力紧张局面以及制造业区域转移，可关注中西部地区上市公司机会；针对机器代替人工，可关注专业设备、自动化设备行业，同时可关注消费结构升级中受益的汽车、通信、娱乐旅游、家电、消费电子等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