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看了姚洋的访谈《北大教授姚洋谈教育内卷：中考分流过早，建议十年义务教育》很有感触 对姚洋先生的学识，早有了解。有本书叫做《中国问题》，就是由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那波学者写的。其中我对陈嘉映先生的文章评价也很高：通过对东西方文化的比较分析了中国人不是不聪明，但为什么缺乏对纯智性的追求这个问题，颇有启发。这本书的所有内容未必都能在课堂上能讲，但事实解析是很中肯的。建议大家找来看看，肯定有不少收获。

       再说姚洋这篇文章，大体上是讲到了问题所在。不过对有些问题以个人之见略作补充（黑体字是姚先生原文）：

       1、我们的教育改革不能再只抓皮毛，只是采取一些治标不治本的政策，而是要从制度上来解决问题。如果教育制度中的一些根本性改革没有推进，而只是严查辅导班，那么家长就会选择化整为零、请私教，推高“一对一”价格，一些家庭愿意付这个成本而且能够付得起，但经济差一点的家庭就负担不起了。

首先，社会辅导班的出现不是家长原本自愿的产物。家长的焦虑实际上从计划生育政策之后逐步产生的。“一对夫妇一个孩”实际上限定了家长对下一代期望值的唯一性——对下一代的未来预期“仅此而已，没有退路”。其二，几十年来，家长的文化程度不断提高，对知识的重要性认同感加深；其三，科学技术的发展迫使人们为了至少生存也要接受“知识爆炸”的现实。其四，现行的考试制度实际就是“千军万马一条路”。这样下去会把孩子和家长逼疯的。过去“不拘一格降人才”在西南联大就有，熊庆来把华罗庚找来，华罗庚把陈景润招到中科院数学所的事情，在今天未必还能行得通。所以姚洋先生的忧虑不是没有道理。

      2、减负要让孩子发挥天性，让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特长和专长。如果大学普及了，百分之六七十的孩子能上大学，高考就可以改革，一般学校不只看高考分数，特长生也可以被找出来，有天赋的孩子可以冒出来，这对于我国建立创新型社会是非常重要的。

李玫瑾教授说：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特长和天赋，家长和老师都要注意每个孩子有哪些长处。如果以和孩子的手和大脑有着一种极好的协调性，那么这个孩子将来会在精细复杂的工作上会有突出的作为。我们不能要求每个孩子都去做基础性研究，因为这是两种不同的能力。一个农村的孩子也可能有极好的音乐天赋，但是如果家庭和社会不能提供相应的条件，那么这种天赋也会消失。杨振宁也多次强调：一个孩子如果对数字这个东西特别感兴趣，那么家长和老师就要注意了。适当的引导和培养，将来必然会有大出息。我这一生最幸运的是在每个关键时刻都有一个很好的引路人。我告诉大家，兴趣是第一位的。例如，陈景润的个性就是对数学有兴趣，但教书到不适合。所以，厦大的王亚南推荐给了华罗庚，这才有“哥德巴赫猜想”的成就。这就是大师的敏锐和眼光。

       其实，家长的“望子成龙”在今天看来也不过是希望孩子未来能有立足之地，能为社会做出有益的贡献而已。农村的孩子能清晰地分辨韭菜和麦苗，城里的孩子熟悉怎样乘坐公交。这些并不是什么聪慧，只是从环境的感知到理性的演化而已。总之，“教育资源”的不同，孩子的智商发展也就不同。其实，现在的那些高考“超级中学”不过是教育产业化的变种。从整个国家的社会生产力资源来说，并没有什么益处。我也参加过招聘：就机械专业而言，大本毕业生基本上没法录用。据了解，有的老师就讲：“学会了CAD走遍天下”，这是很荒唐的。就机械制造专业来讲，CAD只不过是代替了手工绘图，而一张设计图更重要的是要求你把所掌握的的机械原理、材料性能和加工工艺条件要求在图纸上正确的标注出来。一张没有标注的图纸等于一张废纸。  所以，技术学校的学生往往被企业招录。

       3、在德国做一个普通工人没关系，过几年就可以上技术大学，就转变为有社会地位和可观薪酬的高级蓝领。我们学到了德国的分流，但没有学到德国制度的后一半。现在学生被分流后做蓝领是没有升迁通道的，这对于初中阶段学习成绩不太好的孩子，特别是农民家庭的孩子来说是一种不公平的制度安排。

       技术大学属于工科教育，办技术大学比办普通大学的成本高多了。办技术大学必须有设备，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持，三本学校没有这个条件。

       其实设计和制造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我们已经有了还不错的芯片设计公司，但是“流片”能力差的比较多。所以有很多芯片设计还是要靠“台积电”代工。动车算做的不错了，但转向架组件和那个大功率IGBT还得靠进口。原因相同，我们没有性适应的工艺技术。过去就有“重设计，轻工艺；重整机，轻零部件，重产量，轻质量”的思维痼疾。作为中国的技术大学（包括工科职业院校），其课程中“工艺学”始终没有得到重视。为什么，就是姚洋所说的办学“成本高多了”此外师资也是问题——从一个校门走进另一个校门的教师，我是不相信他会把机械制造讲出多少有用的“诀窍”。“厂校结合”在文革前后搞过一段时间，但那时太政治化了——仅仅提了个“向工农兵学习、接收贫下中农再教育”。“纯智性（陈嘉映语）”的内容没有。我们大庆总结的“三老四严四个一样”也没有坚持下来。

       中国的制度似乎钟情于“两股道”，高等教育分成普通和职业两类也是不科学的：就工程技术体系而言所有的事物在客观上没有普通和职业之分——就看谁能解决问题。企业里早就有一个说法：工程师画个圈，技师点个点才能出来一个“眼”，这个“眼”有没有神就靠技师的造化。所以，工程师和技师永远只能走“一股道”才行。请看我们的所有“大国重器”，有哪一个是设计人员和工人各走一条道的？

       因此从技术职称序列来讲，你就不能把工程师和技师看做是不等同的技术岗位。你看现在的大国工匠，哪一个不是有自己的形成合力技术团队？如果现在把这些超级工匠与高级工程师同等看待，恐怕现在普通工科大学生源门可罗雀也有可能。学生和家长也不像现在那样焦虑——一本不行也要拼进二本。话又说回来，进了这样的本科就业就有希望了吗？

      4、这一条姚先生没有提及。我一再呼吁：高校要以具体的学科专业来评估，不要再搞985、211。一所大学如果学科专业能达到世界一流，那么这个学科专业就是对高等教育的贡献。也就是田长霖先生讲的“大学不能大而化之，要有大师，要能培养出大师”。我们的教育宗旨不就是让每个孩子的潜能都发挥出来，为社会做贡献吗？现在就有考进一本又转回职业院校的例子。

       我们对高校排名就是要从具体的学科专业进行考评。如果你是世界一流的专业，那么你这学校的这个专业就排在前面，如果985、211学校某个专业水平不行，那就排在后面——普通高校和职业院校一视同仁，别再又搞“两股道”了。有些建校历史较长的学院，某些专业的科研资源禀赋还是不错的，相反，名校新建的“时髦学科专业”也可能就是应个景，赶个时髦而已——并没有值得称道的科研学术禀赋。并不是教育人才都呆在一本。孩子和家长如果看到今后的职业教育也能培养出超级人才，那就不会像今天那样焦虑的盯着“起跑线”高校里，很多问题都出在现有的体制机制上。都说“条条大路通罗马”，那也得制度上留出一条路，不是吗？

       “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才是发展的硬道理。、

     附：《北大教授姚洋谈教育内卷：中考分流过早，建议十年义务教育》                       https://www.guancha.cn/politics/2021_08_04_60160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