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产权的界定，一般认为就是财产所有权，也有观点认为产权定义更侧重法律上的所有权涵义。但不管如何所有权是一种根本性的基本权，与个人自由的保障具有内在关联性。在基本权的整体结构中，所有权负有双重任务：确保权利人在财产法领域中的自由空间，并因此使其得自我负责的形成其生活。将所有权作为法建制，有助于确保此项基本权。个人的基本权系以“所有权”此一法律制度作为前提；若立法者以名实不服的“所有权”取代私有财产时，则个人基本权将无法获得有效的保障。

我听说，大陆法中的“产权”概念可以比喻为一个装满了东西的盒子（一束权利），就算里面没有东西，盒子本身也是一种权利；但是英美法只有东西，没有盒子。是不是这样呢？

这是一种非常经典的定义，然而经典本身有时就又意味着滞后性的存在。

事实上，现代的“所有权”的社会职能已经有了两个方面，一是确定财产的归属，二是实现财产的利用。现代所有权制度发展变化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所谓“从归属到利用”的趋势，即法律制度由过去的单纯注重确认财产归属转向越来越多地着眼于财产的流转和利用。

也正是如此，与经济学上的“产权”有了更多的相似点

我认为这个比喻有其恰当的地方，因为这就涉及到了英美法系文化和大陆法系文化的本质差异点，英美法系是判例法，更强调法的实用性，而不注重对法的体系的梳理，所以一般不会花力气去搭建那个“盒子”。

我觉得经济学的产权定义中，最简便的就是张五常的定义了。这一定义最强调产权的可转让性，否则就不是真正的产权或所有权。从这个角度看，的确法学和经济学的定义比较接近。

张五常的定义有一个很大的对中国的好处，就是表明“私有产权可以与私有制分离”，即公有制也可以保护私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可以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那么公有产权也可以事先私有产权的好处。这是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实质。

根据我找到的资料中，有一些可以有助于理解法学关于产权的界定。罗马法与日尔曼法均为欧陆古代社会的法制。罗马有古代资本主义社会之称，商业繁荣，经济发达，故一般认为罗马法严密精致，以意志自由为指导原则，“纯为个人主义本位之法律”。近代民法上的“所有权绝对”原则即发端于罗马法。罗马法以保护个人利益（尤其是所有权）为私法制度的中心，公法仅为其附庸。罗马法文献中没有所有权的定义，仅有所谓“对所有物的完全支配权”（plena in re potestas）。依注释法学派的解释，罗马市民法上的所有权，赋予权利人，在积极的方面对所有物得为各种行为，包括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在消极方面得禁止他人对所有物为任何行为。基于这种对物的最完全的支配权性质，可以把罗马法上的所有权定义为“对物最一般的实际主宰或潜在（in potenza）主宰。”

而大陆法系以德国为首，德国的逻辑建构世界文明，因此在法的概念体系的搭建上是花了很大功夫的，体系性非常强，那个所谓的“盒子”就是指这种理论框架。

而大陆法系以德国为首，非常强调法的逻辑体系的建构，强调法本身的形式，也就是那个所谓的“盒子”

但是，现代经济学中，产权概念的发展也有脱离法学的趋势，因为经济学更注重实证分析。比如，Furuboton等（1997）就采取了“绝对产权”和“相对产权”的划分。

绝对产权主要是指物权，是法律规定对所有公民都使用的权利界定，比如对私有财产的使用权。而相对产权指通过自愿协商达成的有法律约束的和没有法律约束的权利，有法律约束的叫契约责任（contractual obligations），没有法律约束的叫非契约责任。比如租赁契约中规定的当事人的权利主要就是相对产权。

不知道法学界是否有这样的划分？

在我看来，产权的界定中除了最基本的排他性之外，就是其可转让性，这一特征相当于产权的退出机制，如果产权不可转让，那么一种产权安排的制度就不具有退出功能，传统的共有产权正好符合这一特征。其次产权的特殊性在于财产权对于人生自由的基本价值，他是自由的最基本的保护，这一观点起源于洛克，知道布坎南和哈耶克等人。离开产权自由谈自由是荒诞的。property rights as a protection of liberty.当然现代经济的发展，引起了产权的分离。着引起了人们对于产权的重新认识。以往认为产权不可分以及产权收益不可分的观点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产权的可分性，和产权收益的可分性。

是的，只不过我们不把这称之为“绝对产权”和“相对产权”而已，

在法学理论中，绝对产权就是“物权”，是一种绝对权，也就是“对世权”；而相对产权就是所谓的“债权”，是一种相对权，也就是“对人权”

事实上，人们总是在区分产权的经济学价值和法学价值，经济学含义和法学含义，但是我听说有人为了弄清这个问题，还曾不远万里跑到美国请教了“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奠基人科斯教授，他的答复是，觉得一定要区分经济意义上的“产权”和法律意义上的“产权”这种做法很“难以理解”，并解释说“就我看来，产权是指一种权利。……我认为，在一些经济学家的眼中，产权的定义是简单而独特的，你能联系某些事物并根据法律界定你的权利是什么。”

就我的愚钝目光来看，实际在科斯教授的这个界定当中，“产权”事实上是既具有了其经济内涵，又具有了其法律内涵。而的确无须把它划分成两个东西。（同时，我们知道，在逻辑学上，概念可以拥有一个或者多个内涵，因此，这样解释也是不违背逻辑学规律的。）

关于产权是一组权力的认识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一个基本的共识是：产权主要包括以下权力：占有（狭义所有权）、使用、收益和处置四项权力。但更进一步的发展揭示，不论产权束如何分离，任何分离的支产权都要求相应的收益，因此在我看来，收益权本就是产权的内涵，而且它不遂产权分离而发生变化。

小糊涂神，讲得有些道理。不过上述混淆不仅发生在中国，而且也发生在经济学界内部，比如不完全合同理论的代表人物Hart本人就用剩余控制权来定义“property rights”，而剩余控制权有被定义为“可以按任何不于先前合同、惯例或法律相违背的方式决定物资资产的所有用法的权力”。这种理解比较普遍，就应为它比较直观，易被大多数人理解，而且也符合一般的法律规定。但是，这种定义妨碍了我们在一个更为一般性的框架中理解更多的社会经济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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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原来如此。经济学之所有将产权分为“绝对”和“相对”，我认为是为了分析两种不同的领域：传统产权经济学和契约经济学。相对产权主要涉及契约经济学内容。

但是，哈特等人在其经典论文中，提出用“剩余控制权”代替所有权。剩余控制权（residual control rights或者residual rights of control）即契约中除合同中明确规定权利以外的权利，也即剩余权力（residual powers）。认为拥有所有权的人才拥有这一权利。我想知道，一般合同中没有规定的权利，在法律上界定给谁呢？比如我和你签约要卖给你房子，但是因为政策性因素，房子没有建起来，其中的权利、责任如何界定？经济学中，这属于市场交易，因此权利难以分配。

巧，刚才嘉宾也提出了和我一样的问题。

法学和经济学对产权理解上的差异，在于两种学科对的价值观的分歧。法律的目的是通过否定性管制和约束行为来实现社会公正的基本价值和道德律。而经济学则是通过对产权的清晰界定来保证人类交易行为的效率诉求，是一种典型的成本收益价值观。而这二者结合的反映在政治学上则最为突出：何种产权更加利于保障自由和民主？公有产权？还是私有产权？我本人更加倾向于后者，我也信奉子洛克以来关于财产保护自由的精辟论断。但公有产权的现实存在和制度信仰导致的误区需要对产权的性质本身进一步探索。如果公有制产权本身不能提供一种可以自由退出的选择自由，那么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这种选择自由就在于产权的可交易性本身。此外，与财产主体对应的社会主体只能是个人，任何财产形式不管采取何种程度的社会化，都无法改变这一事实。脱离个人作为主体的产权必然是空的。

在现代的法学理论中，合同中也就是契约中规定的权利并不是债权人“合同权利”的全部，在合同法理论上，还存在着“附随义务”这样的概念，通俗的说，就是说合同中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这样的义务，但是基于社会公益，基于合同法“鼓励交易”的基本原则，基于整个民法诚实信用的原则，这样的义务是要纳入广义的“合同义务”范畴的。

这就是“私法公法化”的趋势在法学领域的影响

事实上，至少可以这么说“绝大多数”法律上的权利都是历史的产物，都具有经济的性质，而不是简单地为了“公正”。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说，“公正”也是一个历史的产物，一个特定的“公正”标准最终也必须要由经济的效率来检验，否则是没有生命了。

问题比较多，嘉宾对有点忙不过来，请大家耐心一下。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法律上的“附随义务”有何种机制来保障实施。因为在不完全合同理论中，这些权利可能是不可正是的第三方权力，是不可合同化的，或者说，没有可执行性的无效条款。

如果在市场交易中出现不可抗事件的话，事实上问题的解决就比较复杂了，必须区分不同的情况。如果是意外风险（比如：自然灾害等），那么在民法当中有着非常详细的操作方法，比如，以所有权转移和标的物的交付作为标准，再结合当事人的约定（比如，交付前转移所有权，所有权保留等），责任的分配是非常清晰的。

但如果是基于政策原因导致的，或是政府行为导致的，事实上就有可能由民法问题转化为一个行政法问题，可能会涉及“国家赔偿”，或是政府补偿等问题，然后当事人可以用这部分赔偿或补偿款去赔偿自己的债权人，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是责任转嫁到了国家的身上。

我觉得不能说“附随义务”是“无执行性的无效条款”，因为在新制定的合同法中，无论是在总论，还是分论，都有很多条款是关于违反“附随义务”的处理问题，比如说“告知义务”等等，如果应承担该义务的一方违约，另一方可以主张合同的无效，主张赔偿请求权，主张对方按约定履行义务

也就是说，规定附随义务的条款，既有假定，处理，又有制裁，是法律的完整保护机制，并不存在上述问题，这与民法中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的没有可执行性是不同的

确实对法律条款没有什么研究，但是我很想知道，民法中那些关于纠纷的解决方案各自是出于何种考虑而设计的，是效率还是公正？如果是“公正”，那么“公正”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