践行社会经济统计的历史使命 高质量研判国势
——落实中共中央《十四五规划建议》精神的专题思考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中共中央《十四五规划建议》）。作为专业职能部门，国家统计系统应该如何落实中共中央《十四五规划建议》精神？笔者的建议是：践行社会经济统计的历史使命，高质量研判国势，为“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蓝图的制定和实施提供扎实的专业基础。展开而论，至少应该包含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积极参与规划制定的测算和实施的监测评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共中央《十四五规划建议》“采取了以定性表述为主、蕴含定量的方式，编制规划《纲要》时可以在认真测算基础上提出相应的量化目标”。这里 “认真测算”的基础工作责无旁贷地落在国家统计系统头上，需要我们挺身而出，且行动到位。
当然，国家统计系统并不能包揽所有统计，其主业正如每年发布公报所示，是从事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而且，其中某些专业统计还需由其他政府部门从事，国家统计系统是综合统计部门，还要担负相关部门间的政府统计协调功能，专有所为，且有所不为，这是明确专业乃至主业的意义所在。
立地方能顶天，办法支撑想法。各部门当务之急，就是从落实中共中央《十四五规划建议》的第 60 条做起。而且，由于部门专业特点，国家统计系统的参与并非一时突击。“两个十五年”的发展新格局中，还要持续参与对规划实施过程的监测评估，为中央和民众提供所需的适时宏观信息。
第二，助力认清“新发展格局”的出发点。尽管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成就巨大，但毕竟原来的起点过低、家底过薄。中共中央《十四五规划建议》明确指出了“两个没变”：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发展阶段，仍然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从专业角度看，这种定性表述也包含着定量的蕴含，需要我们做出深入说明。系统的经济统计分析不能仅仅局限于 GDP 总量，初级的比重指标和平均指标也不够用，测度、核算与国际比较都需要深化、提升和拓展。
我们通常习惯讲“国情国力”，而在“新发展阶段”更需要强调“国势”，一是应该避免专注“国力”时容易引发的弊端——偏向实物生产和数量总量，而“国势”研判则更加强调：（1）格局与系统结构；（2）质量；（3）趋势；（4）软实力因素（包含国家信用）。二是不忘初衷，从本专业的源头出发。 360 年前，出于国家管理和国际竞争和崛起的需要，德国乃至欧洲大陆“国势学”产生并流行。而在英国，威廉 • 配第先生撰写了《政治算术》，实质是定量的国势学。专业认知与实践流传至今，逐步发展形成以经济测度、国民核算和国际比较为主体的体系化内容，即现代社会经济统计，由各国际组织主持实施。经济统计的世界发展史明晰地告示我们，国势研判是本专业的初衷。
高质量发展基于高质量的国势研判，要尽量避免似是而非的混淆和误判。曾有人因为贸易差额占 GDP 的比重小而断定，中美贸易争端对中国发展的影响有限，可见应对冲突的测算基础严重不足。有的无视中国产业发展面临上压下挤的严峻局势，仍然坚称中国制造业大国地位不可被替代。一般而言，中低端产业刚性不足、不具备垄断性。如果我们切实领会中共中央《十四五规划建议》“两个没变”的基本判断，就应该把工作重心放在突破对中国产业提升的遏制上，放在国内大循环的机制构建上，当前应该抓紧用实招，充分利用产业布局粘性和疫情客观上造成的机会窗口期。
第三，让社会经济统计成为坚持系统观念的主要抓手。中共中央《十四五规划建议》首次提出规划和实施要坚持系统观念，这是工作落实的关键，非常重要。切实贯彻之，我们对重大系列相关问题的思考和解答应该逻辑自洽；对相同问题的不同观点应该交叉，不能自说自话。
坚持系统观念，我们当然应该看到中国经济之大，总量、规模、流量和有形生产之大，同时是否还应该看到中国经济之小？毕竟我们在均量、效益、存量和高质量服务等方面重任在肩，亟待壮大。
坚持系统观念，社会经济统计特别应该关注指标间此伏彼起的“跷跷板”关系，例如禁止进口垃圾可能造成某些产业的原材料成本上升。系统观念对国势研判的一个启示是，如果认定中美贸易差额没有那么大，同样的理由就可以表明：我们 GDP 总量里中间消耗”还没扣净。 GDP 作为“增加值之和”仅仅是“理论概念”，其立的前提正是完全剔除“中间消耗”，但这需要扎实的产业统计基础。在产业全球化背景下，对“产品总装国”和“贸易中心国”而言，往往容易夸本国增加值，国外经济统计分析曾门指出了这一点。由于 GDP 容易沦为类似“流转额”的指标，我们在国势研判时就需要格外当心测度陷阱。中国肯定是“经济流转总量大国”，但确认作为“经济总量大国”究竟有多大，还需进一步夯实数据基础。
坚持系统观念，我们还应该定量预警发展过程中隐含的风险。既要关注美欧等遏制中国产业升级采用极端手段的负面影响，也应该逐个产业地剖析一组新兴国家替代中国中低端产业的现实竞争态势，还应该推演国内供求矛盾和风险的可能后果，分级做出预案。目标宏伟，任重道险。要避免线性进步认知、避免“GDP 幻觉”、避免盲目乐观和坐等情绪、避免形式化动作对中国新发展格局的危害。
第四，补足统计系统自身的短板，“推进统计现代化改革”。发展中国家的特征就是重实物生产、重实物基础结构（如高速、高铁等）、重硬实力，而轻现代产业服务、轻“社会基础结构”、轻软实力。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毕竟资源、资金和精力有限，难脱现实约束。社会经济统计作为公共产品，正是“社会基础结构”的组成部分，当然也就应当位于“补短板”之列，是“完善宏观经济治理”的重要内容。
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还比较困难的条件下，国家统计局开始国民核算体系的转型，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在核算体系建设过程上也有所体现。究竟如何估计当下中国社会经济统计和国民核算的实践水平？平心而论，程度不高，仍然与“发展中”的总体水平相匹配。这和其他相关因素一道，证实了“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这个基本判断。
典型的例如投入产出表，我们部门分类刚刚达到 149 个，且刚刚开始编制供给使用表（70*60），而美国则是405 个，日本为 509 个。投入产出表的功能强弱恰恰取决在于部门分类的详细程度高低，即需要充分厘清“中间消耗”基础数据。而且在全球化背景下，细化部门分类尤为重要。然而，分类详尽又难以短期快速提升，因为需要现代产业统计的系统构建。产业统计基础不扎实，宏观统计就容易空心化。
再比如，联合国“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只剩下十年时间，在 243 个分解指标中，中国目前能提供基础数据的有多少？怎样尽可能补足基础数据短板？如果连与目标的差距尚不清楚，又如何兑现中国对世界做出的发展承诺？
坚持系统观念，“推进统计现代化改革”，谁来推进？不同部门不同层级分别推进什么？需要哪些条件？社会如何提供之？只有对这些问题做出机制性的安排，才可能达成本部门对规划建议的真正落实。
第五，跟进国际经济统计的发展步伐。 21 世纪以来，国际经济统计领域加紧了适应宏观管理需要而改革的步伐，“超越 GDP”蔚然成风。法国总统萨科齐先生在其任内大力倡导“测度改革”， 2010 年出版了斯蒂格利茨教授领衔的第一份经济测度报告，对DP 统计、福利测度和可持续发展测度做了较为系统的分析。
2018 年， OECD 发表了斯蒂格利茨领衔研发的第二份经济测度报告，除了方法论的一般性论述和经济下行测度外，还包括了九大议题：（1）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2）居民户收入、消费和财产分配；（3）横向不平等；（4）机会不平等；（5）国民分配账户；（6）主观福利；（7）经济安全；（8）可持续发展；（9）信任和社会资本。
2016 年 查 尔 斯 • 宾 教 授 受 邀 主持了英国经济统计独立报告。 2018年，戴尔乔根森在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JEL）发表《生产与福利：经济测度的进步》，其中概括总结了“经济统计学家（Economic Statisticians）”对经济测度的十二项重大贡献。日本广岛修道大学张南教授的《资金流量分析：创新与发展》 2020 年由斯普林格出版。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缪格教授团队目前正在从事欧盟资助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对国际经济统计方法论和实践问题做了较为深入的专题探讨，已经发表了系列论文。
针对全球价值链发展，各种国际组织组织进行了多种专题和专项研究，发表了《全球化对国民账户的影响》《全球生产测算指南》和《全球价值链核算手册：全球价值链卫星账户和综合商业统计》等系列成果，还就数据共享和交换提出探索。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中国经济统计的专业提升、对统计助力实现“两个十五年”规划目标，以上述成果为代表的海外经济统计研究颇具借鉴意义，值得国人重视。无视海外经济统计理论和方法论研究，动不动就喊口号，所谓开创“新经济统计学”，实在是哈耶克所批判的“知识的僭妄”。当然我们也不能迷信和照搬国外专业成果，而应该系统地学习与批判。
第六，让社会经济统计成为提升中国国家信用的利器。市场经济全球化发展，国家信用相当重要。西方有些国家遏制中国发展，一个重要手段是诋毁中国的国家信用，由于多年来形成的对中国的刻板印象，这一招数还颇为奏效。在经济领域一个典型例证就是，他们给中国扣上了世界资源消耗大国和“最大污染输出国”的帽子。其实，不仅仅应该基于“平权原则”强调人均量指标，再采用“多生产排放”和“多消费多担责”两个视角分析，就可以深刻揭露只讲碳排放总量所隐含的测度陷阱。
社会经济统计绝不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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