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理论经济学教育和研究的“国际化”主张

　　主张用“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取代“西方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学者，决不只是为了学术用语之争，而是有其重大战略目标。他们说，“现代经济学”或“当代经济学”具有“唯一性”。他们定义，“现代经济学”或“当代经济学”是指最近半个世纪发展起来的、得到当今“国际公认”的主流经济学。显然，他们说的“现代经济学”或“当代经济学”，就是我们说的“现代西方经济学”或“当代西方经济学”。这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被他们的定义从“现代经济学”或“当代经济学”中完全排除出去。

　　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根本变革中国理论经济学的教育方向和研究方向。用他们的话说，就是要中国理论经济学教育和研究实现“国际化”，与“国际公认”的“现代经济学”即现代西方经济学“全面接轨”。

　　关于理论经济学教育的“国际化”，他们说：“经济学是经济和教育的交口，作为教育来讲，办世界一流大学，和国际接轨成为非常自然的目标。”

　　中国理论经济学教育如何“国际化”？如何“和国际接轨”？按照他们的意见，中国高等学校理论经济学教育从经济学研究对象和范围、研究方法、基本原理到整个理论经济学学科体系，都要进行根本变革，实现与“现代经济学”即现代西方经济学“全面接轨”。

　　中国理论经济学研究如何“国际化”？如何“和国际接轨”？按照他们的意见，中国经济学家在理论经济学研究中从选题、研究方法、假设、理论根据、分析框架，到建立数学模型、经济预测模型和实证研究，等等，也都应该进行根本变革，实现与“国际公认”的“现代经济学”即现代西方经济学“全面接轨”，研究成果的学术水平要以能否在“国际公认”的经济学刊物发表为衡量标准。如果我们的教育领导部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真的把这些学者的理论经济学教育和研究的“国际化”主张全面付诸实践，后果将不堪设想。这些学者主张的理论经济学教育和研究“国际化”以及“全面和国际接轨”，实质是要让我国理论经济学教育和研究全面西化，与西方全面接轨，尤其是全面美国化，与美国全面接轨。

　　最早敏锐地觉察出这类“国际化”主张的本质和危害的是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邓小平严肃地指出西方哲学思潮、西方经济学思潮、西方社会政治和文学艺术思潮对我国的严重影响和危害。他说：“现在有些同志对于西方各种哲学的、经济学的、社会政治的和文学艺术的思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推崇。……如果我们不及时注意和采取坚定的措施加以制止，而任其自由泛滥，就会影响更多的人走上邪路，后果就可能非常严重。从长远看，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3](P44-45)在这次讲话中，邓小平指出了我们对待西方哲学、西方经济学以及西方其他社会科学和文化的正确方向，这就是：“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3](P44)

三、西方经济学的二重性

　

四、西方经济学是一门“精确科学”和“预测科学”吗？

　　

五、全面评析和借鉴西方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植根于西方国家，是西方国家统治阶级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看法的理论表现。如前所述，西方经济学有两重性：一是阶级性，一是在特定条件下的某种实用性。西方经济学的阶级性主要表现为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维护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家经济秩序和宣传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西方经济学在特定条件下的某种实用性主要表现为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病症进行病理分析，做出诊断，并开出处方。

　　研究和评价西方经济学必须注意全面，力戒片面性。在我国，对西方经济学经历过两个认识阶段，出现过两种片面性。在一个阶段，对西方经济学认识的片面性主要表现为，只看到它的阶级性，而看不到它在特定条件下的某种实用性。在另一个阶段，对西方经济学认识的片面性主要表现为，只看到它在特定条件下的某种实用性，而看不到它的阶级性。前一种认识的片面性，导致对西方经

　　济学的全面否定。后一种认识的片面性，导致对西方经济学的全面肯定。对西方经济学全面否定和全面肯定都是错误的，因为两种认识都不符合实际。实际是西方经济学有两重性。既然西方经济学有两重性，就不应该对它采取“不是否定，就是肯定”的简单化的态度，而应该用唯物辩证法一分为二的观点，对它进行科学的全面的分析和鉴别，分清哪些是意识形态成分，哪些是在特定条件下有实用性的成分。对于前者，要进行必要的批判和揭露；对于后者，要考虑借鉴和吸收。借鉴不是照抄照搬，而是把他人的经验和教训当作镜子，以便取长补短或吸取教训。吸收不是囫囵吞枣，不是不加分析地笼统接受，而是经过消化系统的作用摄取有营养的成分。必须注意，西方经济学中某些可资借鉴的成分并不是在纯粹的形式上存在着，而是常常和庸俗的辩护性的东西共生，并紧紧结合在一起。这就决定了不能像器官移植那样把西方经济学的这个或那个部分直接移植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来。这里且不说异种器官移植，即使是同种器官移植，也还可能出现排异问题。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中的某些有用的东西，这本身是一项严肃的研究工作。只有通过认真的艰苦的研究，把可资借鉴的成分同庸俗的辩护性的东西分离开来，并经过改造，才能为我所用。

　　参考文献：

　　[1] 经济学百科全书[M].下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2]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M].第3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

　　[3] 邓小平文选[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 凯恩斯.劝说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5] 索罗.经济学中的科学和意识形态[A].载克伦道尔，埃考斯编.当代经济论文集[C].波士顿：利特尔·布朗公司,1972.

　　[6]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7] 布林德.争论中的宏观经济学[M].纽约：密执安大学出版社,1989.

　　[8] 瓦西里·里昂惕夫.绪言[A].载阿尔弗雷德·S.艾克纳主编.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科学[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9] 谢拉·C·道.经济学方法论[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

　　来源：《政治经济学评论》

老调重弹？还是与时俱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