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本来想发到时事版，看到有李慎之，就发这吧。

时间:2004年8月6日 作者：刘志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来源:学术批评网

前 言 我们都是跨世纪的人，无论是你、我、他，老年、中年、青年，都有幸在这21世纪初相会，二个世纪的风雨苍黄，带给我们的兴奋和苦恼，追求和彷徨，都难以在岁月流转中磨灭，因为这都是我们真切地感受和由衷的付出，是一生中最值得留给后人的记忆。 作为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与我的前辈、同辈经历了反右派、拔白旗、反右倾、十年文革的灾难，在不同程度上使我们的身心受到伤害，也使我们这一群人曾经迷失自我，践踏自己甚或相互践踏，留下心灵的创伤。一首流传甚广的顺口溜:“ 表不完的态，站不完的队，写不完的检查，流不完的泪。”真实地再现了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苦难和无奈，至今也难以使后人理解。 然而，不管铺天盖地的运动是多么雨骤风狂，不管时代和境遇给知识分子自身留下多少遗憾，很多人都在学业上孜孜以求，不知疾病、苦恼和穷困，忘情地跋涉。他们是我的老师和同事，有的已经故去，有的也已垂垂老矣，但那上下求索，苦苦追寻的声容笑貌，至今历历在目。 一位年青学者对我这样说:“ 你们这一代人未完成的学业，可以由我们来完成，但你们一代人的境遇和奋斗精神，如果不留下来，那就永远地消失了。” 然而，这是一部难以抒写的大书! 我也许无能为力。但那曾经令我感动过、振奋过、伤心过的人和事，却不容淡忘，因此，我想为他们留下翦影，一个目前尚难以完成的写作就这样开始了。 哀哉，吴廷嘉! 她走了。 这是上帝对她的厚爱! 当医院宣布她的绝症，并多次作了处理后事的准备，却又奇迹般地多活了十多年，在难以忍受的病痛中写下百万字的著作。 这是上帝对她的不公! 对这样一个如牛负重的赤子，不论成家立业，著书立说，甚或在公益活动中，都历经坎坷，饱尝艰辛，直到撒手人寰。 这是我骤闻噩耗后的第一感觉。 这个感觉是揪心还是解脱? 是沉重还是松一口气，说不清道不明，只是直觉地感到，她正当如日中天的年华，有千万个理由活下去；但看到她辗转病榻的痛苦和治疗的无望，宁愿她少受些折磨，因为她活得实在是太累了，我只能祈求上帝赐给她最后的安宁。 这第一感觉中的矛盾，竟然与我初次见到她时的复杂心情，相近相似，难解难分，也许只有仰天长叹才能排遣我心中的追思。 对于她，我是未见其人，先识其文。 那是在八十年代初，社会科学研究队伍中涌现了一批后起之秀，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年青女性的崭露头角，她就是一个佼佼者。在行文中她那新颖的见解，透辟的分析，流畅的文采，洋溢着泼辣辣的阳刚之气，在我面前展现的该是一个潇洒倜傥，英姿飒爽的女才子。可是蓦然一见竟令我惊讶得怀疑自己是不是认错了人，她那焦黄的肤色，瘦弱的身躯，满面风霜，憔悴得像是一个老妇人。人们常说文如其人，在这里无影无踪。 自那以后，每逢有什么学术研讨会，只要她一出场，就令人肃目而视，听到她连珠炮般地发言，富有鼓动性的口才，怎么也难以设想这是发自形同枯槁的抱病之身，而且还不得不为她犀利的谈锋，严谨的逻辑而折服。当她雄辩滔滔的时候，我有时不忍卒看，唯恐她一番慷慨陈词后，倒下去再也起不来。可这时我又最爱睁大眼睛观察她的声色，唯有在论辩中的她，神采飞扬，焕发炯炯目光，直逼听众的心窝，使我顿悟这才是她的本色。 她是一个为学问而锺情、陶醉、献身的性情中人。她常常彻夜不眠，笔耕不辍，次日清晨又忙着为三个孩子准备早餐。她就是在这样繁重的家务和多种疾病的折磨中写出一本本专著，本本掷地有声。为她这样超常的负荷，超常的成绩，在研究所年年评为先进或优秀党员，直到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然而，她无怨无悔，一如既往，就在她不得不依靠输氧、输血维持生存，靠抽去胸腹积水减轻痛苦的间隙，仍然匍伏在病榻上写作。对于事业和疾病，她有永远不断进击的意志，即使在病入膏肓之际，依然那样乐观自信，谈笑自若。人们都惊异她竟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一次又一次转危为安，连医生都叹为观止。所以在我眼中她又是当今学术界的奇女子。 她是成长在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年代，不修边幅在我辈中是罕见的，有时几近蓬首垢面，使人几乎忘却她是一个女性。可我永远忘不了她穿上旗袍，戴上项练，流盼四顾的神态。那是我和她夫妇出差广州的时候，她刚刚得了一笔稿费，这对她沉重的家室负担不过是杯水车薪，为了这一小笔稿费怎样支出，夫妇俩争议不休。第二天她爱人倾其所有买了一件漂亮的旗袍和项练送给她。我以为过惯苦日子的她，怎能接受这种奢侈品，说不定会发火吵架。岂知她竟然爱不释手，喜不自胜地穿戴好，在镜子面前端详流连，仿佛第一次发现自己也有一副苗条的身材，这使我恍然大悟，她和我一样是个有情有欲的小女人。非常遗憾的是，我从未看到她穿着这一时装出入公共场合。 她就是这样生就一副儿女心态，丈夫气概。风风火火，毛毛躁躁，绝顶聪明又傻得可爱。她会把一个塑料片当作玉坠子珍藏多年，送给我作永久的纪念，我不忍拂她的好意，从未言明这是连孩子也能识别的赝品。她文思喷涌，挥挥洒洒，倚马千言，看她的手稿，满纸烟霞，句句珠玑，但那错字、漏字也着实令人又气又恼。她急公好义，嫉恶如仇，论人评事，不乏偏颇，遭人物议。她忧国忧民，激情满怀，又有点理想主义，难免不合时宜。她朝气蓬勃，勇往直前，却用生命熬油，燃尽了了最后的光焰。 上帝造就了她，又何必那样摧残她?! 哀哉，吴廷嘉! 生命如歌 -----记拉美所副所长赵淑凡 淑凡是我的同事，当我认识她的时候，已是四个孩子的母亲，论姿色也许算不上出色，论年纪更是徐娘半老，可那文静的举止，娴雅的神韵，有一种说不出的魅力向周围散发，不知男同事们感觉如何，我这刚出校门的女大学生见着她常常有一种如沫甘泉般的清爽。 说来也奇怪，同是女性，年青的反而被年长的吸引，这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五、六十年代的姑娘，能说、能唱、能劳动，就不太爱打扮，白、黑、蓝、灰色的服装，颜色和样式就那么几种，男女老少都一样，难得是夏天穿上“布拉吉”，还是从苏联传来的连衣裙，有苏联老大哥做榜样，就不怕被人说三道四，似乎只有这一季节女性的着装才显出与男性的差别。淑凡是党的基层领导，穿着自不能特殊，在穿件花衣服都有可能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时代，哪能反其道而行哩。可同样的衣服穿在她身上与别人就不一样，剪裁合体自不用说，款款的步态，轻轻一掠的披肩发，温馨的话语，真像一个淑女，这是我对她最初的印象。 可这淑女，也有令我吃惊的时候，据说她在反右运动中，居然堂而皇之的扬言，闹革命就是为了要过上好日子，因此还受到处分。她从少女就参了军，论资历也算得上是“红小鬼”，难道连革命是为了解放全人类，这人人皆念的“经”还不明白，非要与众不同。又听说她四个孩子的名字是以和平安宁排行，仅此一点就够她受了，可不，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的时候，胆敢扭着干，标榜什么和平安宁，为此她没有少被明敲侧击，到文化革命中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大罪状，尽管如此，她居然言不改志，行不更名，直到和、平、安、宁长大成人。有一件事使我一度迷惘而感动，她的属下有一名少妇，有了婚外情，丈夫远在外地而有了孕，在当时这可是了不得的丑闻，按惯例，大会小会检查、处分、批判、弄得不好被开除、劳教，身败名裂，遇到运动更会成为活靶子，千人踩、万人踏，不饶不恕，一辈子也翻不了身，这种严酷性，想起来也令人不寒而冽。她是党支部书记，这件事落在她手里会怎样发落哩? 我怎样也猜不透。谁知她不露声色，悄悄地帮她堕了胎，接到家里，养好身体，解决夫妻的两地分居，还要知情人保密，当然也不乏有严肃的批评。当我看到当事人满面泪水地向我诉说对她的感激之情和忏悔，我才明白挽救年青人的错误，有理有情的批评比无情打击更见成效。当时这样做要冒天下之大不韪，这要顶住多大的压力! 仅此一点就使我感受了她的淑而不凡。 由于工作调动，一别多年，当我再想探询她的时候，她已阖然长逝。这样我就去了她的家，在她的遗物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册相片簿。打开相册又见到她温文尔雅的风貌，所不同的是有了病容，又差不多在同一时期变换着各种服装和姿态，照了那么多的相。这时我才知道，当她得知自己不久人世后，选购了十多套时装，轮番地穿著，留下最后的倩影。这要有多么旺盛的生活热情，才拥有这样美好的情怀。生命对她像一首歌，一首情怀隽永的歌，伴随她飞离了人间。 思想者不老 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刘大年先生化作云烟，我没有去送行，为的是不忍心看到一个神采奕奕的老学者，永远闭上了双目。他留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深到不经意会在耳畔响起他的湖南音，这不是因为我在学生时代就慕名读了他的著作，也不是因为进入研究所后，得到他的指点和帮助，而是199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为日本学者井上清先生授予名誉博士的会上，留下的深刻印象。 社科院给外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授衔，这还是第一次，会场不大但很隆重，主持人的讲话是念发言稿，不疾不徐，稳稳当当，听来大都是耳熟的套话，是涉外的会议弄得这样拘谨? 还是作为一方主管的讲话离不开事先拟好的讲稿? 这本该是启人心智的会议，一开场却那么平庸。正在我默默思忖之际，突然听到一个充满激情的声音，那是刘大年的发言，他是井上清的老朋友，半个世纪的学术交往和切磋，建树了深厚的友谊。大约是老朋友的业绩，拨动了他的心弦，讲话一如山泉出谷，滔滔奔流，娓娓动人地叙说这一代日本学者的成就和风范，话语的流畅，思路的清晰，论理的严密，像是一挥而就的雄文华章，可圈可点。他以八十岁的高龄，作出这样虎虎有生气的即席演说，给我一个强烈的印象是: 他没有老! 这也使我油然想起六十年代的他，曾经以一篇《论康熙》在史学界引起震动，不论对其观点是赞成的还是不赞成的，都不否认在那万马齐喑，八股成风的年代，一篇文章激起对历史人物品评的新风，那时他还年青。岁月如驰，黑发人已成了白发人，是什么原因使垂垂老人葆有这样的青春风采? 听说他在临终前夕，卧倒在病床上仍然笔耕不辍，医生不得不给他用药，使他活跃的思绪停滞下来，不这样就不能使他得到休息。临近弥留竟然用人工麻木停止思维活动，是医学制胜了生命，还是生命使医学无奈? 一个孜孜不倦的学者，开动思考就如开动机器一样，运动起来的惯性不可逆转，生命不止，思索不已，连痴呆症的患者也不例外。已故考古学界的老前辈徐旭生先生是我的邻居，在他九十多岁的时候，连冷了穿衣服，热了脱衣服，都要人招呼，你不叫他吃饭，他也许再也不会想到肚子饿，可他每天不言不语地端坐在书案旁，两眼直瞪瞪地瞅住书不放，有时还能往下翻页。我好奇地问他的家人，他还能看得进书吗?回答是看不进了。但他每天都要在书城中危坐，像是老僧入定，不这样，就会烦燥不安。在他痴呆得失去自我意识的时候，书，仍然使他牵肠挂肚，有了书似乎就有了他的天堂。难道在行将就木的身躯中，还有一息思想的细胞潜藏在无意识中盈盈欲动? 真正促使我想为老学者们写文章的，是86岁高龄的孙思白教授。他已退休多年了，一天他颤巍巍地扶着拐杖来到所里，一见到我就说:“你怎么不把文章送给我看呀，我喜欢看你的文章。”听他这么一说，我就随手把刚刚发表在1999年第1 期《史学理论》上的一篇《青史有待垦天荒》递给了他，这件事也未在意。谁知过了一周，突然接到他的一个电话，说是找到人事处才知道我的电话变了，否则早就要与我通话了。他在赞许了这篇文章后，话峰一转，连连谴责自己: “我这十年白活了! ”我心里一惊，这是怎么了。他说这十年疾病缠身，身上疼痛，手发颤，没有写东西，原来他说的“白活”就是指没有再出科研成果。我连忙问他今年多大高寿，他说，85岁了。啊! 这年纪早该颐养天年了，可是他却因为从75岁以后，不能继续著书立说而于心不安。这样一位视科研工作如生命的老人，胸中要涌动多少蓬勃的思想活力，才能发出这样的感概! 但有科研不言老，是许多老一辈学者的心态，也正是对科研工作的不息追求，成就了他们学术事业的高峰。季羡林老先生自述，在他的论著中有三分之二是在进入老年后写成的，他那优美、清新的散文，在年青人中拥有大量的读者，一个老人的作品，博得老少共赏，是因为融进了生活乐趣和知识芬芳，吸引了年青人的心。人们都知道杨向奎老先生是海内外著名的历史学家，可他还写过一篇物理学的论文，发表在中国科学院权威杂志《中国科学》上引起自然科学界的兴趣；史学界同行评论他在70多岁出版的专著《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是他史学研究的最高成就。这一传世之作是他长年在白天也要开灯的黑书房中完成的，为此，我曾为他的住房条件鸣过不平。他在给我的信中自述这是特意的安排，不无风趣地说:“且谈‘玄学’，‘玄’的本意是暗淡，也是安静，‘安静’不仅来自无声，也来自无光，无声而暗淡，才能安静，我最讨厌杂音之污染，所以造就一个‘玄静的环境’。”又说: “在安静的环境中思考，是人生最乐处。如果我读书有所得，都是在‘玄’的环境中思考出来的。秋冬之际，在暗淡的灯光下，我大半时间在思考，思考人生，思考宇宙，思考人类的将来。”诚如其言，人生、宇宙和人类的未来，是他毕生思考和探索的课题。看到先生以渊博的学术，出入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游刃有馀，成就卓著，每天还坚持游泳不断，鹤发童颜，生气勃勃，这哪像耄耋之年的老人! 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与自然科学人才成长的特点并不一样，学业的精进要靠长年的积累，往往是年龄愈大，积累愈丰厚，学术研究愈趋向成熟。 积累和思考使得老一代的学者永远燃烧学业的青春。 因为，思想者不老! 在天国安享桃李的芬芳 多年来我就想找到吴校长，他是不会记住我的，或许他就没有认识我，作为一校之长，谁会在一千多名学生中记住一名低年级的学生? 何况他任职不长，又从来没有教过我，可我还是想找到他，我这样渴望为的是表达母亲临终的夙愿。 三十年了，这已是遥远的记忆，当我守着弥留之际的母亲，度过人生最难诀别的时刻，又不得不克制悲痛，抚慰母亲对人世最后的眷恋，有多少舍不下的情怀，割不断的牵挂?!不意，母亲对我最后的嘱告是: “代我谢谢吴校长....。”这轻轻的一句话，强烈地震撼了我的心。 可不是，吴校长解放初就任镇江中学校长时，我刚刚跨进中学。失业的母亲抚育着一群嗷嗷待哺的子女，实在是太艰难了，我是长女，不能不分挑生活的重担，寻找生计，虽然我那么渴望求学。就在这关键时刻，老师传来了吴校长的决定，给我最高的助学金，介绍我母亲就业，尽一切办法帮助我复学。喜讯来得那么突然，当我重新走向学校时，好像是走进梦中。就这样我顺利地读完中学，上了大学。母亲总是念念不忘吴校长，虽然她从未见过他。吴校长哩，早已调任了。对於向个人道谢，我又不太放在心上，那时候的思想方法就这样，把一切关心和爱护都归之於党的恩惠，用这最高的抽象，涵盖个人所作的一切努力，那自然也容易把个人淡忘。事过多年了，母亲久久不能释怀，终于成为终生的遗憾，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又再次对我嘱告，又怎能不使我刻骨铭心哩! 吴校长，你在哪里?风云变幻的年代，几经周折的调动，又在哪里留下你的踪影? 我苦苦寻求而不得，时间已使我从青年进入中年。 七十年代末拨乱反正后，史学界第一次农民战争史的学术讨论会在上海召开，我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名学者出席了会议，出其不意的是，在与会者的名单上发现“吴静渊”三个字，是他?!难道是他! 江苏师范学院的教授，当年的校长，如今成为我的同行? 不管是与不是，我立即循着房号，一脚跨进了门，屋内坐着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大约是我这不速之客的莽撞，他蓦然回首，清瘦的面庞和我打了个照面，这不是吴校长吗，正是他，我奔上去，一把抓着他的手说: “谢谢你，吴校长，我母亲谢谢你。”当我说明来由后，他依稀记起说: “你姓刘，是个好学生，对好学生我们更有责任帮助上学。”就为了这简简单单的一个信念，亲爱的老师，你改变了我们全家的处境，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谢谢你，吴校长! ”我深深地鞠了一躬，当我抬起头时，看到站在一旁的赵俪生教授眼中映出了泪花。 在这以后不几年，吴校长谢世，在哀痛之余又不禁轻轻地嘘了口气，上天给了我不期而遇的机缘，终于在他生前表达了铭谢的心迹。如今我也渐入老境，回首往事，吴校长在我心目中是一座圣洁的灵碑，在天国永享桃李的芬芳! 何处觅清高? “清高”，这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如今已难见踪影，试看时下的行文，不论是长篇、短论、散文、随笔又有哪篇、哪句言清高? 时过境迁，无可奈何花落去，“清高”已经随着岁月流失了。 要说“清”字，中国人对此情有独锺是毫无疑义的。在中国人的词汇中，许多美好的称誉，往往是清字当头: 卓越的才能是清才，志行高洁的称清士，儒雅的文章称清文，廉洁奉公的官员称清官，纯洁的友情为清交，还有清秀、清名、清醇等等，凡属令人敬重的人品、举止，物性、事理，几乎都要冠上一个“清”字。“清”字再加上“高”字当属顶量级的称誉吧，不然，它曾是压在知识分子精神上的重负。 远在半个世纪以前，中国知识界就已开始了没完没了的运动，从五十年代初批判肖军的《我们夫妇之间》肇始，就把知识分子那种温情脉脉，作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情调加以鞭笞，由此揭开知识分子改造的序幕，接踵而来的批判胡风、反右派、拔白旗、反右倾、十年浩劫，矛头不仅指向时政言论，就连温良恭谦让的性情，温文儒雅的风貌也在扫荡之列，致使那些素来洁身自好的，不争名于市的，不轻言附众的，不太随和的，不耻奉承的等等具有个性的知识分子，纷纷以清高进行自我批判。很显然，这“清高”在社会舆论中已是眨词，与褒词早已绝缘。然而眨是眨，却又是臭豆腐一块，虽臭亦香，因为这清高与政治立场错误相比，是轻量级的，不会伤筋动骨，检讨、检讨容易过关，因此不论是真清高，假清高，一旦要做思想检查莫不以“清高”自谴自责，运动过后倘若以清高作结论，已属不幸中的大幸，又不免在自怨自艾中沾沾自喜。这“清高”在知识分子情感中纠集的喜怒哀乐，真是一言难尽。 虽说这“清高”已经异化，但毕竟是淡泊明志的操守，自古以来就为人们所敬重，即使在极左思潮的暴风骤雨中，那些耿直放达之士也多以清高自重，在心灵深处葆有这一方净土。 可悲的是，在当今商品经济的大潮中，这“清高”已难有容身之地，且不说那粗制滥造，泡沫泛起的学风，败坏学术研究的声誉，就是那学术腐败的丑闻也是不绝于耳，为了争名争利争评奖争职称，不惜抄袭、剽窃、弄虚作假，拉关系，送红包，甚至雇人代笔，假文凭，假学历屡见不鲜，这种“学术蝗祸”，打而不绝，浊浪滔滔，何处言清高? 在这一团乌烟瘴气日益弥漫之际，一位老学者的清风劲节，仿佛一缕春风吹向学人的心田，不得不使人耳目一振，清高归来兮! 这是今年参加“史学前沿理论研讨会”得到的感受，不，这次会议的本意，原是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和《史学理论》杂志社联合召开的祝贺何兆武教授80寿辰的纪念会，只是因为何先生坚持谢绝，才改为理论的研讨，何先生自当是会议的上宾，殊不知，会议的当天，何先生突然“失踪”，引起与会者的惊叹。虽然我并不赞成他的临阵脱逃，但何先生一生埋头书案，不计功利，长期默默无闻地奉献，是他一贯的作风，更何况要一个谦和、淳朴，视荣华如浮云的老书生，当众接受花环，听颂歌，也是太难为了，对此我也甚为理解。他在史学界从来就有德艺双馨的美誉，改革开放之后，是他最先系统地引进国外的史学理论，翻译的史学名著其信、达、雅，在同行中有口皆碑，有的译文成为经典性的名句，被广泛引用。作为高龄的著名学者，笔耕不辍，近年来出版的《历史与历史学》、《历史理性批判》等洋洋百万言著作，其渊博的中外知识，深厚的理论功底和敏锐的学术见解，无愧为史学理论的领军人物。可他长期甘当人梯，无怨无悔，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凡是行内行外有学术问题相求的，他必尽心尽力，无私付出，对年青人更是爱护有加。像这样一个忠厚长者面对应得的荣誉，却坚辞不受，怎不使人动情，葛兆光教授说:“ 像他这样的学者，恐怕再也难找了。”的确，他惠予学术同仁的不仅是学问见地，更有当前最为宝贵的学德和学风。 诚然，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的转型中，知识分子的人格理想正在发生变化，清高不一定是最佳的选择，以清高品评何兆武教授的治学为人，也不尽恰当。但他在言行操守中的高风亮节正如《孔丛子》所说:“ 夫清高之节，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烦虑，择天下之至道，行天下之正路。”当今学风不正，学德败坏，甚或利欲横行泯灭良知，对此倡导一下“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烦虑”的清高品格，永远不会过时。 清高归来兮! 请平民学者进入史书 2000年1 月1 日在北京的九华山庄召开了全国第一届“1949年的中国”国际研讨会，这一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年，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划时代的年份，可对这一年的研究却姗姗来迟，历经半个世纪才有了第一次会议的召开。会议的时间又安排在千禧年的元旦，在步入21世纪的第一天，回顾20世纪的风风雨雨，那是什么感觉? 如果这一年又在国史、家史和个人的生命史上铭刻着深深的烙印，甚至是一生的重大转折，那沉潜在心灵深处的情结，随时都有可能扬起情感的波涛。在这次会议上，两位学者意想不到的相逢，使与会者深深地受到感动。 这事骤然看来，也许有点偶然。50年前正是国共两党进行最后决战的年代，一名台北师范大学的学生，冒着生命危险，穿过硝烟迷漫的战场，从台北奔向大陆；与此同时，另一名东北大学的学生顶着连天炮火，从大陆赶往台北师范大学就读。丙个素不相识的小青年，几乎在同一时刻，作了截然相反的选择，先后成为台北师范大学的校友。谁也想不到的是50年后竟然在“1949年的中国”国际研讨会上不期而遇。当初从台北奔向大陆的是著名历史学家龚书铎教授，从大陆远赴台北的是日本爱知学院的教授水明富先生。而对他们穿针引线的，则是出生在台湾的台北师范大学的年青校友，中央研究院的谢国兴教授。当白发苍苍的龚教授和水教授，同时站在讲台上热烈拥抱的时候，那50年前志趣各异的追求，背道而驰的行程，甚至是水火不相容的立足点，都已化作过眼烟云。人们常常用“相逢一笑泯恩仇”来形容那些捐弃旧嫌，握手言欢的朋友，可他们原本素不相识，时势促使他们站在相互对立的一方，历史的机缘又使他们殊途同归，为1949年中国的历史巨变欢叙一堂，两位历史学家成为同一年度的历史见证人，这在学术界也是一个难得的佳话。 生活的真实，比虚构的小说、戏剧更为感人至深，发人深省，尤其在关键的年代或是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某件事变、某个人物，某种遭遇都有可能成为一个群体、民族、社会的共同感受和记忆。两位教授传奇般的经历和相逢是千百万同胞中的一例，可这一例表明，同为炎黄子孙，任其天各一方，信仰各异，也不论有多少分歧和争议，共同的文化血脉又使彼此相互吸引，声息相连。这无处不在的文化力量，能穿越不同政治体制的垒障，经济水平的差异和地理区域的隔离，使历史形成的隔膜遂渐淡化而至消解，这才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 他们都是一介书生，论其经历，没有驰骋疆场，跻身政要，也没有前呼后拥，高官厚禄，唯其平民性，才更贴近大多数民众，为民众所理解。以平民的视角重新审视这一际遇，不仅比史学教科书生动，也比种种说教更多的留给人们一份启迪和思索。新世纪的史学，不仅要继承前人的遗产，继续解决历史遗留下的问题，更要有视角下移的胆识，充分反映各种人群多姿多彩的境遇和心路历程，史学研究需要有多方位多角度的纵横编织，才能谱写一部中华民族的全息史。古代治史的局限留下诸多资料的残缺不全，最大的缺陷是缺少平民的踪影。当代口述史学的兴起，正是在某种意义上补充既往史学的不足，让更多的人群进入史学研究的视野，那些生动、鲜活的经历，是谱写现代史取之不竭的资源。 请平民学者进入史书，必将给史学开辟一片灿烂的园地。 不是谢幕，是序幕 李慎之先生自病重之后，他的安危存亡就牵动着许多知识分子的心，海内外认识的、不认识的问讯，纷至沓来，许多人一直守候在他的病房外，有的还特地从外地赶来探望、守护...。 他是一个无权无势，早已下台的老人，是什么力量吸引了如此众多的关注? 他没有长篇巨著，却以一代思想家长留青史；他不算鸿儒硕学，却以透辟的见解，过人的胆识在学术界赢得崇高的声誉；他从来没有带过学生，却有许多知名不知名的年青人慕名追随，为聆听他的一夕教诲而庆幸。虽然官居高位者经常有宾客盈门的情况，一旦离开权力中心，马上门可罗雀。而李慎之先生恰恰是在他失去权力后，出现了如此崇高的声望，即使在他身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时也未必有此荣耀。 他在我个人的印象中也是如此。作为社会科学院的一员，我自当是他的属下，可当他在任时只不过远远一瞥，从未在意他的言说。1999年，他的一篇“国庆夜独语”横空出世，对我如醍醐灌顶，受到强烈的震撼，这就是那名满天下的《风雨苍黄五十年》。且不说那激情的告白，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感动了千千万万的读者，就在那文章传出不久，我在一家小店复印文章，一个中年人见到我的复印件上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字样，立即注视着我说:“ 你是社科院的，了不起呀，你们那里有个李慎之! ”“是吗? ”我下意识地问道:“你是做什么的。”“我是商贸公司的，《风雨苍黄五十年》我们都看了，真好，看了觉都睡不着啊。”在非学术专业的普通职员中竟然激起那么大的反响，是我始料不及的，那在我同行中哩? 我永远忘不了南开大学一位历史学教授对我说的话:“李慎之先生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位圣人!” “圣人”?! 这是一个久违的词汇，这一评价的份量是如此之重，重得使我不得不为之久久思索。 《风雨苍黄五十年》最使人动情的，是他那敢于直言的勇气和精神。要知道，能不能讲真话，在中国是一大难题，否则历史上何以有秉笔直书的史官屡屡遭受迫害，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建国后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一批又一批的人打成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仔细一看，绝大多数都是因为讲了真话。讲真话的下了地狱，讲假话的就青云直上。此种假话还形成理论，人们大约不会忘记，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文化界大张旗鼓地批判所谓“写真实”，写真实、说真话被视为资产阶级思潮，那不真实、讲假话俨然成为“无产阶级思想”? 而这种谎言、假话，一度在中国满天飞，流毒遍及各行各业，肇至大跃进后大饥荒，明明是人祸，却推给天灾；文革后期经济濒于崩溃，充耳依然是莺歌燕舞。此种教训之深刻，足以使中华民族刻骨铭心。 拨乱反正之后，最值得学术界反思的的是重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在史学界更要召回求真实的良知。过去研究历史，总结经验教训，是为政治、政策服务，实际上是为个人意志服务，任意阉割，篡改，随心所欲地涂抹，使得历史不成其为历史，甚至发生误导。就以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最热门的课题太平天国研究来说，累计发表论文3000多篇，居史学专业论文之首，那么多的文章，为什么对其拆散家庭，吃大锅饭，将男女老少分隔在男女两大阵营的教训没有认真的吸取和研究，眼见大跃进中又再次出现那种毁炉灶，吃食堂的狂热；受极左思潮影响的红色高棉实施强行拆散家庭的暴政! 虽然这不是史学问题，更不是史学工作者的责任，但诸如此类一次又一次重犯早被历史唾弃的错误，作为史学研究的行家不会不知道，可是又有谁能把这失败的教训，坦诚相告，以真知建言，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作为一名史学研究者，不能不为此感到汗颜。 想到这里我理解了那位资深教授给李先生“圣人”的评价，因为这是上下求索而难得的史学之魂，在李先生的万言书中得到充分地体现，这怎能不从内心深处发出由衷地赞叹! 人们都说李先生是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领军人物，其实，李先生更是一名铁骨铮铮的民族脊梁。他以五十年的风雨坎坷，披肝沥胆地向中国共产党的三代领导人提出批评。在他之前彭德怀、顾准的下场，他不是不知道，而他以剜肉还母的赤诚，再次以鸡蛋撞石头。这一次石头倒没有砸给他，没有给他戴帽子、打棍子，甚至也没有限制他的人身自由，却给他以无情的精神封杀，使他的文章言论无处发表，尤其是在天子足下在他任职的社科院，更无发表文章的余地。然而，在信息时代要想封杀一粒火种，只会风助火威，愈炽愈旺，李先生的文章不径而走，风动海内外，与这封杀正是成正比例地加速发展。这把扼杀公民权利的软刀子，激起的是人们更加渴望政治民主化的决心，真不知道出此对策的是聪明，还是愚蠢?! 忠言逆耳利于行，这一句古训也许对有些人根本听不进去，就在这封杀之际，一名年青人看到李先生的这篇文章后扔下一句话:“ 这是共产党的又一个补台派!”并不无嘲讽地说:“ 这是你们这一代人的傻事，到我们这一代可能就不是补台而是折台了!” 后来我把这句话告诉了李先生，李先生沉默了一下说:“ 他这是真正看懂了我的文章。”此心此情真可与日月同鉴! 然而，现实的回报却是如此的不公，这使我想起了明朝万历时期东林党的冤案，屠杀这批敢言之士的正是他们念念不忘的君父。使东林党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不是直谏而是他们的冤死，无情地揭露了封建专制者的昏愦和残暴。被这冤案惊醒的人们终究发出悲愤的呐喊，批判和鞭挞这沿袭一千多年的君主专制。提出“抑尊”、“崇高尽独夫”、“势尊自蔽”的命题，力图从权力结构上限制君权，这才真正进入政治伦理的启蒙，启动了中国文化近代化的滥觞。因此清代史家评论说:“ 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令人浩叹的是，一个王朝如果到了屠杀他的忠臣赤子的时候，那才是真正悲剧的开场，鉴于这些严酷的历史教训，我真不明白，一些口口声声以党的利益为重的当权者，究竟是维护还是败坏共产党? 李先生真正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他的人品在同僚中也是卓而不群的，常见的是，凡在社科院身居院级领导的，不管他过去是否从事学术研究，一旦拥有权力，往往掌握一笔资金，组织人马著书立说，自己稳坐主编，甚至成为博导。而李先生早在四五十年前就是新华社著名的才子，长期为国家领导人起草报告，翻译主编大参考，就任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后，连一个研究员的职称也没有；作为副部级的职务，却没有配备秘书，直至退下来，要想复印个文章，发个传真，还得请朋友帮忙；他身为高干，四个子女没有一个从政从商，都是普通的职工。在我得知他分到房子后，曾经劝他，老人适应能力差，不宜改变熟悉的环境，最好不要搬家了。他叹了一口气说:“ 我的儿子是工人。”这一下我全明白了，他以工薪收入扶养多个子女，生活并不富裕，成为右派，复起又遭眨谪，这给他的家人和子女带来多么大的伤痛，作为人父又怎能不愧疚，去日无多了，还能给孩留下什么? 若有大一点的房子留给子女，是否可能抚慰这颗受伤的心? 我想这才是他搬家的真正原因。 李先生并不是旧式的清官诤臣，他有深厚的西方文化修养和广博的国学知识，他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精辟透析的论理能力，折服了多少专家学者。他身跨两个时代，属于过去也属于未来。他原是性情中人，年高八十，童心犹在，每年元旦前后，他都要把收到的贺年片用线串连在一起，纵横交叉地挂在客厅中，姹紫艳红，摇摇拂拂，像是闪动的五彩旗，又像是起合不定的帘幕，看着他柱着拐杖，在帘下蹒跚地走动，兴奋地谈论他要做一个公民教员的理想，我忽地觉得这是一个多么可爱的老人，简单、澄明而又坚强! 如今，他怀着壮志未酬的理想谢幕了。 他谢幕在一场SARS横行中国之际，这是一个多事之春! 令人想不到的是，一场飞来横祸却惩治了习以为常的假话和官话，撤掉了失职的官员，这是共产党执政以来前所未有的举措，在这以前只有路线斗争才罢官，作为高官的失职者有时还能异地提升，这一果敢的决策赢得民众普遍的口碑，增强了对共产党的信念，人们翘首期待新一代的领导，以此为契机，加速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往日建言达不到的，意外地受到天灾的推动，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这是无奈而被动的选择，然而李先生孜孜以求的不就是发挥主体性，以最小的代价，一步一步从体制内部，实施宪政的理想吗? 谢幕其时，何尝不是序幕的开场哩! 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发布 2004年8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