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张兄何以认定科斯定理就一定适用于机场管理？如果真正没有交易成本，机场管理局对每一个消费者征收不同的使用费，实行完全价格歧视，确实可以实现帕累托改进。但事实上由于交易成本存在，机场不可能实行完全价格歧视，科斯定理已经失效，垄断必然导致效率损失。

当然，政府管理是否必然能够增进效率可以讨论，临时安检也可能确实是私人不肯投资的原因之一，但此处显然不能简单套用科斯定理(如果没有交易成本并且市场完全，私人企业可以通过证券市场规避风险，那么安检的临时性也不会影响企业投资)，并指责斯蒂格利茨脱离常识。

另外，张兄说中国火车站人山人海只怕有误导之嫌，中国客运市场存在极强的季节性，在春运期间，运量远远超过平日，除非政府能够大量投资，否则春运人山人海不可避免。但如果政府进行大量投资，平日火车站就会空空荡荡，这同样是巨大的效率损失。

张兄痛恨政府垄断可以理解，但私人垄断的滋味一样不好受。

无意再与张兄辩论，也并不是完全同意斯蒂格利茨的看法。

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斯蒂格里茨是以“代表性消费者”的加总和卡尔多希克思这样一种效率标准在进行判断吧？如果消费者本身无差异，当然可以直接简单套用科斯定理，道理很简单，安检排他成本相当低，这里的交易成本可以忽略不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的垄断厂商完全可以通过“价格试错”的方式来达到一个较有效率的配置。可以证明的是，价格提高部分恰好等于皮古税。这就足以说明斯蒂格里茨的不正确了。

当然，垄断厂商有垄断租金，价格也不可能等于边际成本。但完全竞争从来与规模经济不相容，对于机场这类成本次可加行业来说，价格等于边际成本只有到经济学家理想的天堂去找了。但必须说明一点，价格等于边际成本既不是有效率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仅仅是经济学家在特定假定下的特定结论，仅此而已。

如果把假定放宽到“不同质的消费者”，私人垄断者有动机去识别，有能力识别一部分，但没有条件完全识别。这是必然的。然而政府在这方面不可能比私人垄断者做的更好：他们是根本没有动机去识别。所以，与其说这是私人垄断带来的“效率损失”，倒不如说是一种必须支付的信息费用来得更妥当。

至于中国的火车站和医院的排队状况，我以为是价格管制下租金耗散的一种必然形式。季节性很强的东西多去了，难道都是以排队的形式来浪费社会财富么？同样是春运期间，在飞机场和长途汽车站，好象没有这么多的时间浪费吧？

我理解斯蒂格利茨只不过是用平均量来计算总体的大致损失，并非消费者无差异。

价格等于边际成本虽不是有效率的充要条件，但无管制的私人垄断却通常都会造成效率损失。

春运期间火车站人多是有很多原因的，比如说，有较大的候车亭和广场，允许无票人员滞留，火车票发售量大，供给弹性较小等等因素。长途汽车站通常较小，而机场候机厅根本不允许无票人员进入，也很少在机场发售机票，简单对比意义不大。事实上，在很多地方，春节期间长途汽车和飞机票的购买也非易事。

另外，斯蒂格利茨也并不是主张国有化，只是主张进行适度干预。

斯蒂格里茨虽然不主张国有企业私有化，但倒也不是主张国有化的人。

他也是觉得私有化应该比较慎重而已，而且必要的政府干预也是需要的。

而且斯蒂格里茨还是倾向于用市场来解决问题的。私人垄断在某些情况下，还是会造成效率损失的。

不过斯蒂格里茨所谓的“科斯谬见”是建立在对“科斯定理”的误读的基础之上的。

jackma兄，斯蒂格利茨所认为的“浪费”，并不是基于消费者有“质的差异”，在其分析中，他假定消费者是一个整体。因此，指出私营垄断机构同作为一个整体的消费者之间存在帕雷托改进的交易机制从而反驳其草率，也不需要多此一举做出这样的假定。事实上，私人垄断者定价，消费者根据价格决策其行为，这当中的交易成本可以忽略不计。在科斯的最初例子当中，不会因为交易中任一方对特定资源的“垄断”（比方说，临近牧场的麦田）而造成效率损失，相反，这种“垄断”（产权）对效率而言倒是一个必要条件。

当然，我们没有假定消费者有差异，并不是说消费者就真的没有差异，而是说：因“消费者差异”所造成的配置问题是“斯蒂格利茨之外的”另一个问题。如果您非愿意节外生枝来讨论，那么我当然同意私人垄断者不能完全识别消费者的差异，作为信息费用，这也是一种交易费用。从而较之经济学家所假定的“完全竞争，完全信息”这样一个乌托邦有扭曲。但是重要的是：政府有没有可能在信息甄别方面做得更好？如果我没搞错的话，区分需求者的差别偏好方面，好像不是政府的强项吧？

如果一种费用在任何条件下都难免支付，那么它就不是成本，只是作为一种约束条件存在。尽管在经济学家的大多数标杆中，它并不存在。

如果您居然同意“价格等于边际成本并不是有效率的充要条件”的话，那么我实在不知道您还有什么更强的逻辑来得出“无管制的私人垄断却通常都会造成效率损失”这样一个结论了。

老兄，我想很清楚的一点是：所谓“浪费”，指的是“排队时间”，而不是“拥挤程度”，更不是“管理方式”。中国的火车站，哪怕用强力把火车站旁边的候车者赶的一干二净，它依然是扭曲的。

春节期间的飞机，我们不妨满世界打听打听去，何曾有过“满员”？一般也就是个八九成的上座率就算不错了，难买？三四折的机票当然是买不着了。用价格来出清的市场，用不着排队这样的方式来浪费社会资源。

至于汽车，我叔叔开一间工厂，多的是河南员工，春节期间，河南的车辆甚至千里迢迢跑过来接客，当然，比平时多花几个钱是免不了的。

这个问题是重要的，所以单独答复。

斯蒂格利茨的问题恰恰就在于，对于一项风险资产随意进行简单的加总估价。他凭什么知道是一年？而不是一个月，甚至一天？而正是这种不确定的存在，使得机场方对这项价值作了较低的评估。换句话说，至少在机场方的风险偏好下，这项风险资产的价值抵不上所需的投资。从而，即使您假定的这样的无成本的融资市场存在，也未必能够使得这一项投资得以进行，除非投资方的风险偏好与企业非常不一样，或者有更确切的内部消息。

在这种情形下，如果因为政府的某种程度干预，使得这项投资得以进行，那倒刚刚是一种“浪费”。这样的浪费在政府主导体制下不稀奇，据说河南这几年修的收费公路，收的钱连利息都还不上。

事后来看，私人投资当然可能错。但难道我们可以指望不花自己钱的政府能做出更正确的判断？

bajjio兄，私人垄断有损失，不错。但那是在同一种根本不存在的状态比。对于“自然垄断”行业而言，较之现实可行的其他选择，比方说官营垄断，再比方说“二部定价”之类的狗屁倒灶名堂，私人垄断没有“损失”。

我可以同意阿罗-德布鲁世界是一个好的逻辑，但不同意它可以是为经济学家提供干涉的“参照”。这种“标准”本身就是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达到的，无论怎样“干预”

一种状况是否帕雷托最优，要看在既定约束下是否还有帕雷托改善的余地，而不是拿去跟乌托邦比，说它有“损失”

如果说排队时间，那老兄的“人山人海”就是误导了，并没有这么严重。而且，据我观察，多数购票者也能通过窗口购到车票，长队的主要原因是客人多，售票窗口不足造成的，票价不是排队的主要原因。火车售票相对集中，火车站客流量大，造成火车站窗口人比较多。在北京，即使春运期间，街上的售票点排队的人并不很多。此外，前两年春运期间火车票价格曾经上浮过，我并没看到排队现象有所缓解。

至于春运飞机上座率，我没调查过，不敢像张兄那样下断语（通过前几次辩论，个人对张兄的断言并不十分信任）。但汽车情况显然不同。新闻多次报道，客流高峰期汽车载客严重超员，这正是票难买的表现，否则谁会愿意坐超员的车？至于买汽车票排队人少，其实在汽车站，相对于客流量，排队的人也不算少了，此外，很多汽车是可以在车门口直接买票的。

我理解斯蒂格利茨不过是为了简化计算成本才采用平均水平来计算的，并不是假设消费者无差异。不怕麻烦的话，也可以设消费偏好服从某个分布来计算总成本，但作为一篇面向大众的文章，他不可能这么做。

对安检的背景了解不够，不知道斯蒂格利茨假设的一年是否合理，临时可能是几个月，也可能是几年。这一点不做判断。

垄断者希望甄别消费者类型，实行价格歧视获取利益，而政府不需要如此。政府只需知道消费者偏好的大致分布，就可以设定最优安检投资水平，最大化福利。

不知道“价格等于边际成本并不是有效率的充要条件”和“无管制的私人垄断却通常都会造成效率损失”有什么矛盾，居然引起张兄这么大反应，张兄居然有什么逻辑能证明它们是矛盾的吗？

个人不太喜欢张兄的辩论风格，加上工作忙，不再回复了。

您这话说得就比较有趣了，不知道您所谓“个人对张兄的断言并不十分信任”指的是什么？是您所谓的史家对刘瑾的贪污额有夸张？还是您宣称的“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与“债务无关”？或者是您从朝鲜和中国60年代的健康指标中得出了我捏造数据的结论？呵呵。

如果是前两者，我觉得这是无须回答的常识；我虽然可能没有您忙，但也不曾闲到在这种非常明显的问题上和人去争辩的程度。如果是后者，我请您不妨去看看中国70年代公布的数据和朝鲜健康省公布的“数据”，事后的或者别人的“校正数据”，在我看来和凭空的想象也无太大区别。

简化计算成本？笑，您应该说明的东西其实很简单，“消费者差异”这个假定在斯蒂格利茨的这篇文章中是不是必须的？或者更直接，斯蒂格利茨所认为的“浪费”是不是因为由“私人垄断者”不能甄别消费者类型造成的？如果不是，那么在我看来“设消费偏好服从某个分布来计算总成本”对斯蒂格利茨来说确实是浪费时间的不必要麻烦，这倒不是因为要“面向大众”。

“垄断者希望甄别消费者类型，实行价格歧视获取利益，而政府不需要如此。政府只需知道消费者偏好的大致分布，就可以设定最优安检投资水平，最大化福利。”这段话在我看来不过是笑话。您根据什么来断定政府只需要更少的信息就可以达到最大化福利？没有价格机制，没有利益主体，政府倒凭什么去低成本导出“消费者偏好”？哪怕是“大致分布”。其实就排队这种形式的租金耗散，私人垄断者倒无须知道每一个消费者的时间价值，他们只需将价格定在一个市场出清的水平，这通过试错可以达到。

任何一本经济教科书，从入门教程到所谓的“高级经济学”都是从价格不等于边际成本或者经济学利润不为零来论证私人垄断的“无效率”的。您同意价格等于边际成本可以与“效率”没关系，但您又断定“无管制的私人垄断却通常都会造成效率损失”，我当然会大惊失色，难道您有理论创新？命题a能不能导出命题b，与这两个命题之间有没有“矛盾”，根本就是两回事，这是逻辑学常识，您让我“证明”什么呢？呵呵。

同您一样，我也非常不喜欢这种毫无逻辑的强词夺理式“讨论”，这也是我在前几次讨论中最后不答复您的原因。但我还是对您有几分敬意，因为我觉得您还算是一个学者。所以，我不能强迫您参加讨论，但我欢迎您参加讨论，

张兄战后发达国家健康开支扣除物价因素也百倍增长，健康指标没有明显提高的断言怎么不说了？没有数据资料支持的前提下，我从来不敢妄下断语，可张兄就敢。我查不到70年代或朝鲜健康省(是否有这个机构，我存疑，google不到，希望不是又一个断言)数据，张兄有不妨公布，不敢多说。

价格等于边际成本确实不是有效率的充要条件。但反过来说，价格不等于边际成本的垄断状态同样不是有效率的充要条件，通常情况下是一种无效状态。价格不等于边际成本却有效率是特例，垄断造成损失则是普遍现象。难道找到一个价格不等于边际成本有效率的例子，就证明了所有价格不等于边际条件的垄断状态有效率吗？这种辩论逻辑却可以指责别人强词夺理，不服不行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9-19 13:50:26编辑过]

老兄，我真的没话好讲了。“战后发达国家健康开支扣除物价因素也百倍增长”这是舍曼卫生经济学中的原话大意，他没有列举具体数据。我手中掌握的数据是：1946年美国健康开支54亿美元，2006年健康开支却在13000亿美元，物价指标我没有，不知道你觉得这算不算百倍增长？我的数据来自于《卫生年鉴》，网上没有。这里当一个60年代到2002年的数据给你看

http://www.mgyj.com/american_studies/2002/first/first05.htm

您所列举的数字是90年代的，您别忘记，90年代初新自由主义高潮的年代，各国都在讨论医疗市场化和“控制医疗费用”，在这情形下，医疗费用增长才有所放缓。健康费用最高速增长的阶段是凯恩斯主义盛行50---70年代。至于2岁的期望寿命增长，本世纪初各主要工业国家人均预期寿命也都不到40岁，在市场化条件下的增长远远为速。

朝鲜保健省公布的期望寿命2004年是79岁，我手头正好有一本《民主朝鲜》的宣传资料，人家定期给寄的，您不信我也没办法，不过“朝鲜健康省”系“保健省”之误

我想我从来没有从“价格不等于边际成本”出发来论证“垄断有效率”，对不起，这是您强加的。这种强加难道不能被我理所应当地认为是“强词夺理”么？我告诉您的是，价格不等于边际成本不能证明垄断“无效率”，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更强的逻辑可以证明。但遗憾的是，我没有看到您的除此之外的任何证明。

我一再声言的是：在一些情况下，私人垄断在我看来有帕雷托效率，是因为没有任何一种替代方案较之私人垄断可以有帕雷托改善。这是帕雷托效率的初始定义。

事实上，在一定假设下，可以证明自然垄断或者规模经济行业私人提供可以达到帕有效的均衡。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9-19 15:35:32编辑过]

这话是您后加的吧？如果您稍稍有一点生活常识的话，应当知道：现实生活中，价格等于边际成本才是特例。这倒不是说现实生活中的几乎所有事都需要政府干预，而是现实中有太多经济学家没有考虑的约束条件。

刚回来，看完张兄的辩解，终于对张兄论据的可靠性完全失去了信心。

假设张兄最新数据正确，即1946年美国健康开支54亿美元，2006年健康开支却在13000亿美元。令人惊奇的是竟然还没过完的2006年数据都出来了，不知道有没有今年年底美国股票指数的数据？玩笑，还是假设数据可靠。

美国物价指数是很好查的，IMF网站上提供IFS数据库试用，可以查到美国1948年(没有更早的47，46数据，假设这两年0通胀)CPI为13.838，2000年为100，2005年为113.41，也假设今年0通胀。这样可以把1946年54亿美元和2006年13000亿美元折成2000年价格，分别为390亿美元和11463亿美元，实际增长约30倍。这比我想象中要高一些，不过仍远低于百倍。考虑美国是人口增加较多，现在人均医疗开支较高的发达国家，除非战后初期这些发达国家人均健康开支为美国的1/10甚至更低，否则不可能有百倍增长。张兄既然肯定是舍曼原话大意，请指出出处，书名，版本、页码和英文对应页码，如果他确实这么写了，我将发email指出其错误。否则就不要掩饰了。

“本世纪初各主要工业国家人均预期寿命也都不到40岁，在市场化条件下的增长远远为速。”

我的天，原来2000年各主要工业国家人均预期寿命还不到40岁？6年时间就增长了几十岁？如果指的是1900年，这个数据也不准确，我刚通过google查到的美国，当时预期寿命就是47岁左右，超过40岁。其他国家数据暂时没查到。20世纪上半叶确实是人均预期寿命增长最快的，但只怕不能归功或主要归功于政府不干预医疗服务。因为在这之前至少数百年人均预期寿命也没有取得如此快的进步。下半叶增长减速只怕也不能归因于政府干预。福格尔的一份研究指出，当人均预期寿命达到一定水平以后，随着基数增长，人均预期寿命增长必定愈来愈慢。

价格不等于边际成本不能证明垄断无效率，同样也没证明垄断有效率，不知道你惊奇什么。我也没否认过，特殊情况下，垄断可能是有效率的。但机场是否适用，需要讨论。

“事实上，在一定假设下，可以证明自然垄断或者规模经济行业私人提供可以达到帕有效的均衡。”同样的，在一定假定下，我也可以证明垄断是无效率的，政府干预可以达到帕有效的均衡。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9-19 19:42:02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