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筹划概念及现实意义探析
　前言
　　税收筹划（Taxingplanning）并不是一个新生事物，在西方国家己有很长的历史 ，不仅被**认可，而且在会计主体中应用十分普遍，甚至已成为一种谋生的职业。但在我国税收筹划却似“小荷才露尖尖角”，还仅仅处于探索、研究和推行的阶段。尽管如此，人们对税收筹划的热情却一直在升温，“税收筹划”这个词越来越受到媒体的关注，“野蛮者抗税、愚昧者偷税、糊涂者漏税、精明者进行税收筹划”的说法，令人们对税收筹划产生诸多遐想。那么什么是税收筹划，它与偷税、避税有何区别，开展税收筹划有什么意义？ 企业 在税收筹划中应当坚持什么原则，税收筹划有那些方法？在实际的经营活动中怎样运用？本文将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探讨。
　　一、税收筹划的概念
　　一般认为，税收筹划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税收筹划，是指纳税人在不违背税法的前提下，运用一定的技巧和手段，对自己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 科学 、合理和周密的安排，以达到少缴缓缴税款目的的一种财务管理活动。这个定义强调：税收筹划的前提是不违背税法，税收筹划的目的是少缴或缓缴税款。它包括采用合法手段进行的节税筹划、采用非违法手段进行的避税筹划、采用 经济 手段、特别是价格手段进行的税负转嫁筹划。
　　狭义的税收筹划，是指纳税人在税法允许的范围内以适应**税收政策导向为前提，采用税法所赋予的税收优惠或选择机会，对自身经营、投资和分配等财务活动进行科学、合理的事先规划与安排，以达到节税目的的一种财务管理活动。这个定义强调，税收筹划的目的是为了节税，但节税是在税收 法律 允许的范围内，以适应**税收政策导向为前提的。
　　二、税收筹划的现实意义
　　（1）有利于减少企业自身的“偷、欠、骗、抗”税等税收违法行为的发生，强化纳税意识，实现诚信纳税。纳税人都希望减轻税负。如果有不违法的方法可以选择， 自然 就不会做违法之事。税收筹划的存在和 发展 为纳税人节约税收开支提供了合法的渠道，这在客观上减少了企业税收违法的可能性。
　　（2）有助于优化企业产业结构和投资方向。企业根据税收的各项优惠政策进行投资决策、企业制度改造、产品结构调整等，尽管在主观上是为了减轻税收负担，但在客观上却是在国家税收经济拉杆的作用下，逐步走上优化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合理布局的道路。
　　（3）有助于提高企业自身的经营管理水平，尤其是财务和会计的管理水平。如果一个国家的现行税收法规存在漏洞而纳税人却无视其存在，这可能意味着：一方面纳税人经营水平层次较低，对现有税法没有太深层次的掌握，就更谈不上依法纳税和诚信纳税；另一方面意味着一个国家税收立法质量差，如果税收法规漏洞永远存在，这又怎能谈得上依法治税呢?
　　（4）有利于完善税制，增加国家税收。税收筹划有利于企业降低税务成本，也有利于贯彻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使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达到有机结合，从而增加国家税收。如税收筹划中的避税筹划，就是对现有税法缺陷作出的昭示，暴露了现有税收法规的不足，国家则可根据税法缺陷情况采取相应措施，对现有税法进行修正，以完善国家的税收法规。
　　三、税收筹划与偷税避税的区别
　　（1)从法律角度看，偷税是违法的，它发生了应税行为，却没有依法如期、足额地缴纳税款，通过漏报收入、虚增费用、进行虚假会计记录等手段达到少纳税的目的。避税是立足于税法的漏洞和措辞上的缺陷，通过人为安排交易行为，来达到规避税负的行为，在形式上它不违反法律，但实质上却与立法意图、立法精神相悖。这种行为本是税法希望加以规范、约束的，但因法律的漏洞和滞后性而使该目的落空。从这种意义上说，它是不合法的，这也正是反避税得以实行的原因。税收筹划则是税法所允许的，甚至鼓励的。在形式上，它以明确的法律条文为依据；在内容上，它又是顺应立法意图的，是一种合理合法行为，税收筹划不但谋求纳税人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且依法纳税、履行税法规定的义务，维护国家的税收利益。它是对国家征税权利和企业自主选择最佳纳税方案权利的维护。
　　(2)从时间和手段上讲，偷税是在纳税义务已经发生后进行的，纳税人通过缩小税基、降低税率适用档次等欺骗隐瞒手段，来减轻应纳税额。避税也是在纳税义务发生后进行的，通过对一系列以税收利益为主要动机的交易进行人为安排实现的，这种交易常常无商业目的，税收筹划则是在纳税义务尚未发生时进行的，是通过对生产经营活动的事前选择、安排实现的。
　　(3)从行为目标上看，偷税的目标是为了少缴税。避税的目标是为了达到减轻或解除税收负担的目的。降低税负是偷漏税的惟一目标，而税收筹划是以应纳税义务人的整体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税收利益只是其考虑的一个因素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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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税收筹划要遵循的几项原则
　　税收筹划虽然对征纳双方都有好处,但若使用失当,却有可能引出许多不必要的麻烦,问题严重时还可能给征纳双方带来经济负效应。企业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在开展税收筹划时，不能盲目跟从。因此，税收筹划在实践中应当遵循如下几个基本原则：
　　第一，合法性原则
　　进行税收筹划，应该以现行税法及相关法律、国际惯例等为法律依据，要在熟知税法规定的前提下，利用税制构成要素中的税负弹性进行税收筹划，选择最优的纳税方案。税收筹划的最基本原则或基本特征是符合税法或者不违反税法，这也是税收筹划区别与偷、欠、抗、骗税的关键。
　　第二，合理性原则
　　所谓合理性原则，主要表现在税收筹划活动中所构建的事实要合理。构建合理的事实要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符合行为特点，不能构建的事实无法做到，也不能把其他行业的做法照搬到本行业。行业不同，对构建事实的要求就不同；二是不能有异常现象，要符合常理；三是要符合其他经济法规要求，不能仅从税收筹划角度考虑问题。
　　总之，构建筹划的事实要合情合理，更要根据企业实际情况，所设计的方案一定要因时因地而宜，不能一概照搬照套。
　　第三，事前筹划原则
　　要开展税收筹划，纳税人就必须在经济业务发生之前，准确把握从事的这项业务都有哪些业务过程和业务环节？涉及我国现行的哪些税种？有哪些税收优惠？所涉及的税收法律、法规中存在着哪些可以利用的立法空间？掌握以上情况后，纳税人便可以利用税收优惠政策达到节税目的，也可以利用税收立法空间达到节税目的。
由于纳税人的筹划行为是在具体的业务发生之前进行的，因而这些活动或行为就属于超前行为，需要具备超前意识才能进行。如果某项业务已经发生，相应的纳税结果也就产生了，税收的筹划也失去了其作用。
　　第四，成本效益原则
　　任何一项筹划方案都有其两面性，随着某一项筹划方案的实施，纳税人在取得部分税收利益的同时，必然会为该筹划方案的实施付出额外的费用，以及因选择该筹划方案而放弃其他方案所损失的相应机会收益。当新发生的费用或损失小于取得的利益时，该项筹划方案才是合理的，当费用或损失大于取得的利益时，该筹划方案就是失败的方案。一项成功的税收筹划必然是多种税收方案的优化选择，我们不能认为税负最轻的方案就是最优的税收筹划方案，一味追求税收负担的降低，往往会导致企业总体利益的下降。
可见，税收筹划和其他财务管理决策一样，必须遵循成本效益原则，只有当筹划方案的所得大于支出时，该项税收筹划才是成功的筹划。
　　第五，风险防范原则
　　税收筹划经常在税收法律法规规定性的边缘上进行操作，这就意味着其蕴含着很大的操作风险。如果无视这些风险，盲目地进行税收筹划，其结果可能事与愿违，因此企业进行税收筹划必须充分考虑其风险性。
　　首先是要防范未能依法纳税的风险。虽说企业日常的纳税核算是按照有关规定去操作，但是由于对相关税收政策精神缺乏准确的把握，容易造成事实上的偷逃税款而受到税务处罚。其次是不能充分把握税收政策的整体性，企业在系统性的税收筹划过程中极易形成税收筹划风险。比如有关企业改制、兼并、分设的税收筹划涉及多种税收优惠，如果不能系统地理解运用，很容易发生筹划失败的风险。另外税收筹划之所以有风险，还与国家政策、经济环境及企业自身活动的不断变化有关。为此企业必须随时做出相应的调整，采取措施分散风险，争取尽可能大的税收收益。[next] 五、税收筹划的方法的运用税收筹划的方法有很多,具体可分为七个方面：
　　1、 企业 设立的税收筹划
　　它包括企业组织形式、从属机构、注册地点等方面的税收筹划。企业组织的形式、从属机构和注册地点的不同所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也是不同的。如前所述，企业进行 经济 活动的根本目的就是获取最大利益，税收筹划必须围绕这一目的来进行。
　　首先，从企业设立的组织形式来看。按照财产组织形式和 法律 责任权限，国际上通常把企业分成三类：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公司企业。由于我国税法规定对于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征收个人所得税，而不征收企业所得税，对于公司企业，既要征收企业所得税又要征收个人所得税，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公司企业的选择，会直接影响企业的税负水平。因此，对于不同性质的企业，国家从 政治 、经济角度考虑，它们享受的优惠政策也是不一样的，这给企业设立性质的税收筹划提供了一定空间。

【例】某人自办一家服装商场，年应税所得额为40万元，该商场如按个人独资企业或合伙企业课征个人所得税，依据现行税制税收负担实际为：40×35%-6750=13.325（万元）
　　若该商场为公司制企业，其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的33%，企业实现所得税税后利润全部作为股利分配给投资者，则该公司依据现行税制的税收负担实际为：40×33%+40×（1-33%）×20%=18.56（万元）
　　可见投资于公司企业比投资于独资企业或合伙企业多负担所得税5.235万元。
　　以上的举例和分析，是在投资的公司企业不享受任何税收优惠的基础上进行的，而实际上，公司企业在某些地区或行业会享有个人独资企业及合伙企业所不能享有的税收优惠政策，在进行具体税务筹划操作时，必须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然后从总额上考查实际税收负担的大小。
　　其次，就企业设立的从属机构来看。企业的从属机构主要包括子公司、分公司和办事处。这三种形式的从属机构在设立手续、核算、纳税形式以及税收优惠等方面是不同的。子公司虽是独立法人，设立手续复杂，独立核算和缴纳所得税等，但可以享受当地的税收优惠政策；而分公司和办事处则设立手续简单，不独立核算，也不独立缴纳所得税，由总公司汇总缴税，税负较轻，但不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因此，在进行税收筹划时，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分析，选择促使企业获得最大利益、税负较轻的方案实施。
　　【例】某一总公司在国内拥有两家分公司甲和乙，某一纳税年度总公司本部实现利润1000万元，其分公司甲实现利润100万元，分公司乙亏损150万元，企业所得税税率为33%，则该公司该纳税年度应纳税额为：
　　（1000+100-150）×33%=313.5（万元）
　　如果把上述甲、乙分公司换成子公司，总体税负就不一样。
　　公司本部应纳所得税=1000×33%=330（万元）
　　甲公司应纳所得税=100×33%=33（万元）

　

　　　乙公司由于当年度亏损无须缴纳所得税。公司整体税负=330+33=363（万元），高出总分公司的整体税负49.5万元，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选择设立分公司更有利。
　　再次，从企业注册地点来看。在税收政策上，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沿海经济开放区、“老、少、边、穷”地区和保税区比其他非开发区享有更多的优惠。就税率来讲，一般地区是18％、27％，而特定地区是15％、18％、24％；现在的西部开发地区，国家和当地给了更多的包括税收在内的优惠政策；另外，国际上还有“避税港”等，它们都是企业税收筹划考虑的重点对象。
　　最后，从企业设立时的投资行业和方式看。一方面，无论是生产性行业，还是非生产性行业，不同行业有不同的税收政策优惠，有的享受减税，有的享受免税，有的甚至享受退税，这一点不难理解，尤其是高科技行业；另一方面，无论是有形资产投资，还是无形资产投资，或是现汇投资，它们带来的税收负担是不一样的。如外商进口国内不能保证供应的机器设备、零部件或其它材料投资是免关税和增值税的，又如出卖专有技术是要交纳相关税金的，而以专有技术作价投资是可以免除这笔税金的等等。
　　另外，根据税优惠政策，合理筹划获利年度，以减轻税负，这也是一种重要的税收筹划的方法。
　　2、企业重组的税收筹划
　　企业在其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为充分利用自己的品牌、技术等优势，往往需要整合外部资源，进行合并活动以加速发展。而企业内部的专业化分工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出于提高企业经营效率及其他目的，也会进行分立活动。由于破产或者设立目的已经达到等原因，企业需要进行清算。在合并、分立、清算等企业重组活动中，存在税务筹划空间，应该充分加以利用。（1）企业分立的税收筹划：分立是指企业因发挥专业化和职能化优势，扩大整体利益，依法分为两个或两个以上企业的合法行为。包括两种：一是企业以部分财产和业务增设一个新企业，原企业续存；二是一分为二，原企业注销。就目前税法而言，企业分立从某种程度来讲，完全可以在实现企业最大利益的条件下减轻税负。就拿所得税来说，一般税率为33％，而年应税所得额在3万以下减按18％征税，年应税所得额在3万至10万减按27％征税。因此，企业可根据其所得利润，事先筹划，合法分立，以减轻税负。再比如如上所述的增值税，当某行业毛利率在25．529％以上、一般纳税人税负比小规模纳税人税负重，一般纳税人可在不影响企业生产和经营的条件下，事先筹划合理分立，以减轻税收负担，实现企业利益最大化。
　　【例】乐华制药厂主要生产抗菌类药物，也生产避孕药品。2000年该厂抗菌类药物的销售收入为400万元，避孕药品的销售收入为100万元。全年购进货物的增值税进项税额为40万元。全年应纳税所得额为30万元，其中避孕药品应纳税所得额为10万元。从增值税的角度考虑，该厂是否要把避孕药品车间分离出来，单独设立一个制药厂呢？
　　不考虑规模经济的影响，分立后对所得税的是否有影响呢？
　　合并经营时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为：
　　40-40×100÷500=32（万元）
　　另外设立一个制药厂：如果避孕药品的进项税额为5万元，则乐华制药厂可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为：40-5=35万元，大于合并经营时可抵扣的32万元，最多可抵扣3万元。此时分设另外一个制药厂对乐华制药厂有利。如果避孕药品的进项税额为10万元，则乐华制药厂可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为：40-10=30万元，小于合并经营时可抵扣的32万元，则采用合并经营较为有利。如果避孕药品的进项税额为8万元，则乐华制药厂可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为：40-8=32万元，等于合并经营时可抵扣的32万元，采用合并经营与分立经营在纳税上没有区别。
　（2）企业合并的税收筹划：合并是指企业因某种合法原因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合并成一个企业的经济行为。包括新设合并和吸收合并两种，它与分立是相对的，企业分立和合并都是为了其整体利益最大化。因此，也同样是为此目的。比如盈亏相抵的筹划获利能力高的企业可通过兼并亏损企业来盘活其资产，以增大自身竞争优势和能力，同时还可冲减利润，少缴税款。再如根据我国税法规定，不同税率地区的成员企业合并纳税时，总机构若在高税率地区，其在低税率地区的成员企业统一按总机构的税率汇总纳税；总机构若在低税率地区，区内、区外成员企业必须分别核算，分别按规定税率 计算 缴纳企业所得税，不能分开核算的，统一按33%的税率征收所得税。若将低税率地区的子公司纳入合并纳税范围，该子公司的这部分所得将按较高的税率计算缴纳所得税，企业集团的整体税负比不合并纳税要高。
　　（3）企业清算的税收筹划：清算是指企业依法除因合并和分立事由外宣告终止经营活动的 法律 行为。企业清算必然涉及清算所得和所得税款，因此就有必要进行税收筹划。企业清算的税收筹划主要包括：清算所得中资本公积项目的筹划和清算期限的筹划。对资本公积中评估增值和接收捐赠项目，发生时不计征所得税，而清算时应缴所得税，即可延期缴税。若其他条件不变。增值部分合法计提折旧，以减少所得税额，从而实现减轻税负的目的；一般地，清算期应单独作为一个纳税年度，其间必有清算费用，如同时有大量盈利，则可筹划合法适当延长清算期，以冲减利润，减轻税负。另外，企业清算的日期不同，对税负的影响也是不同的，企业还可以利用改变解散日期的方法来影响企业清算期间其应税所得的数额。
　　例】某公司董事会于2001年5月20日向股东提交解散申请书，股东大会于5月25日通过，并作出决议，5月31日解散。于6月1日开始正常清算。但公司在清算后发现，年初1月—5月底止预计公司可盈利8万元（适用税率33%）。于是，在尚未公告的前提下，股东大会再次决议把解散日期改为6月15日，于6月16日开始清算。公司在6月1日—6月14日共发生清算费用14万元。按照规定，清算期间应单独作为一个纳税年度，即这14万元费用本属于清算期间费用，但因清算日期的改变，该公司1月—5月在原盈利8万元变为亏损6万元。清算日期变更后，假设该公司清算所得为9万元。清算开始日为6月1日时，1月—5月应纳所得税额如下：
　　80000×33%=26400元
　　清算所得为亏损5万元，不需纳税，合计税额为26400元。在清算开始日为6月16日时，1月—5月亏损6万元，该年度不纳税，清算所得为9万元，须抵减上期亏损后，在纳税。清算所得税额如下：
　　（90000-60000）×33%=9900元
　　两方案比较结果，通过税务筹划，后者减轻税负16500元。
　　3、企业筹资和投资的税收筹划方法
　　就企业筹资而言，目前常见的筹资方式有：发行股票、发行债券、借款、集资和企业自筹资金等。方式不同，税负不同，因此就存在很大税收筹划空间。一般地，单就税负而言，自我积累比贷款重，贷款又比企业间拆借重，拆借又比内部集资重；另外，企业联营和融资也是税收筹划常用的方式。联营和融资均可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势互补，前者主要包括场地、人力和设备等全面的配置，以降低资金成本。而后者尤其指取得固定资产等使用权，支付的租金可在税前列支，从而可以减轻所得税税负。总之，各种筹资方式的选择并无定数，必须根据具体情况综合考虑资金成本、税负和收益等因素，以企业整体利益最大为目标进行选择。就企业投资而言，如果有多个投资方案，必须在综合考虑税负、时间价值和风险以后才可做出判断。
　　4、存货计价税收筹划方法
　　根据现行的 会计 制度规定，企业存货可采用先进先出法、后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移动平均法、毛利率法等方法中的一种或几种。企业期末存货与销售成本成反比关系，并影响企业当期利润：若期初存货不变，期末存货低，则当期销售成本高，当期利润小，所缴所得税少。不同的计价方法，对企业当期存货、销售成本和利润以及所缴所得税的影响是不同的一般来说，材料价格上涨，应采取先进先出法多计成本，以降低当期利润从而降低税负；若企业处在免税期，则可选择有利的存货计价方式减少成本费用，增加当期利润，使企业利润最大化；若企业处在征税期，则可先选择有利的存货计价方式增加成本费用，减少当期利润，以降低税负。从长期来看，存货计价对企业税负没有影响，实缴税款应该是相同的，但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无异于“无息贷款”，何乐而不为呢!
　　5、价格转让税收筹划方法
　　价格转让主要应用在关联企业之间、表现为转让定价。转让定价各个国家是有严格规定的，因此进行税收筹划时必须在税法规定的限度以内，不得突破红线，否则容易构成偷税、逃税。具体措施是：关联企业之间的原材料、产品或劳务等采用“高进低出”或“低进高出”等办法，将收入转移到低税负区，把费用转移到高税负区，以达到降低整体税负的目的，特别是无形资产和内部贷款。无形资产一般没有市场 参考 标准，它的价格转让比货物和劳务更自由和灵活，总公司对下属公司的内部贷款也是一项很好的价格转让措施，在许可限度内，对高税区实行高利率贷款，对低税区实行低利率贷款，以转让利润来减轻税负。

　　6、费用分摊税收筹划方法
　　企业发生各项间接费用的分摊方法主要有平均摊销法和实际摊销法等。最常用的是平均摊销法，它是将一定时期内的全部间接费用进行平均摊销。从而平均当期利润，最大限度地抵消利润，减少应税所得额，降低税负。特别是年度各期盈亏悬殊很大，或年度利润在数百万的企业。前者可相互抵消盈利，减少应税所得额，以降低税负；后者则可在合法的前提下，将费用提前摊销，将利润向后递延到年终，推迟缴税时间，实现“无息贷款”。但必须提醒大家：这样做的前提条件是符合财务会计制度和税收法规。
　　7、企业购货税收筹划方法
　　企业购货的税收筹划主要表现为一般纳税人筹划。具体主要包括：进项税额确认、购货对象和购货运费等方面。(1)众所周知，一般纳税人可依据合法专用发票抵扣税款。就目前来讲，只要通过“票面比对”即可抵扣税款，故企业可合法地早取得发票，并早到税务机关进行认证。即可早抵扣税款；(2)增值税税率(包括征收率)为17％、13％、6％、4％和0％，且普通发票(运费发票、收购凭证除外)不得抵扣税款，因此，企业进货必须综合考虑税负、时间价值和是否可以抵扣等诸多因素，以降低企业成本；(3)现行税法规定，合法的运费发票可按7％抵扣增值税款，且定额发票、邮寄费、装却费和保险费等不得抵扣。为此，企业可以这样筹划：一是尽量建立自己的运输队伍，降低运费以提高购价。货物的抵扣率为17％，而运费的抵扣率为7％，相差10％，税负不言而喻；二是进销差价运费化，即合理地将进销差价转化为运费。同样，销项税率为17％，运费发票抵扣率为7%，运输业营业税率为5％。如果将进销差价合理地转化为运费，则企业可大大减轻税负。例如，若合理地将100万转化为运费，则不但17万(100万×17％)可不缴，而且还可抵掉7万(100万×7％)，只需交纳3万营业税(100万×3％)，两方一合算，企业可得利益：17十7-3＝21(万)，其中道理自不必言；三是一定要向运输方索取合法的运费发票，以便依法进行抵扣。
　　综合税收筹划的方法基本多是从目前已得到成功运用的案例中归并出来的，因而并不是唯一的，其运用也不是单一的。在企业经营的实际运用中，这几种税收筹划方法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组合使用，进而派生出其它税收筹划方法。另外，在进行税务筹划时，也不应抛开企业的经营风险、经营规模、管理模式及筹资金额等因素单纯的讨论税收负担的大小，而应综合各方面的因素，加以权衡，进而决定所投资的企业组织形式。企业只要对这些筹划方法熟练掌握，巧妙运用的确能为企业带来现实和预期的收益，减少税收费用支出，在合法的前提下体现好企业税收负担最小化的目标。

税务筹划与行政法治原则关系之辨析

        征税是国家最古老的行政活动之一，是国家为了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进行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行为。在税收法律关系中，总有一方是税务机关，另一方是纳税人，税务机关按照法律的规定征税，纳税人依法缴纳应征税款，应当说二者的关系非常明确。我国一直宣传依法交税是纳税人的光荣义务，但是在实践中总是有纳税人千方百计意欲少交甚至不交应征税款从而增加自己的收益。在税种繁多、税收法律关系日益复杂的当代，纳税人完全可以采用法律所不禁止的方式达到节税的目的，这其中就包括税收筹划。税收筹划是国外税务代理业和税务咨询业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纷纷对税收筹划展开了研究，不过，目前国内对税收筹划的研究，多侧重于经济学角度的分析。其实，作为税收法律关系的组成部分之一，税收筹划主要是纳税人的活动，和税务机关依法征税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在我国进行依法治国的过程中，明确税收筹划的法律地位，对于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和促进国家机关依法行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税收筹划的含义

　　税收筹划是纳税人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根据**的税收政策导向，通过经营活动的事先筹划或安排进行纳税方案的优化选择，以尽可能地减轻税收负担，获得税收利益的合法行为。税收筹划主要是针对难以转嫁的所得税等直接税，通过合法地选择取得所得的时点，或是转移所得等方法使收入最小化、费用最大化，实现免除纳税义务、减少纳税义务，或是递延纳税义务等的目标。

　　税收筹划是纳税人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减轻税负实现其财产收益最大化而采取的措施，除了税收筹划以外，偷税同样能够实现减税的目的。尽管在减轻税负上有相同的目的，但是税收筹划不同于偷税。偷税是指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记账凭证，或者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行为。[1]如果纳税人有偷税行为，就要根据法律的规定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情节严重的还要追究其刑事责任。而税收筹划是在法律所许可的范围内，对多种纳税方案（其中任何一个方案都是法律允许的，起码是法律没有明确禁止的）进行比较，按税负最轻择优选择，不仅符合纳税人的利益，也体现了**的政策意图，是税法所鼓励与保障的。税收筹划和偷税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税收筹划是合法行为，而偷税是违法行为。因此它们在税法上是有很大差别的，进而法律对它们的评价也不同，相应地它们产生的法律后果也就大相径庭。税收筹划会受到法律的保护，纳税人因税收筹划而增加自己的收益，而偷税是税法所严格禁止的行为，历来为税务机关严厉打击，纳税人因偷税所得不但会被依法没收，而且还会受到税务机关的经济处罚。

　　当然税收筹划并不是在任何条件和环境下都可以进行的。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税收筹划，就是因为尚不具备税收筹划的条件。一般来说，税收筹划应当具备以下两个条件：（1）税收法治的完善。税收法治是实现了税收法律主义以及依法治税的一种状态，税收法治完善的基本前提是税收立法的完善，这是因为税收筹划是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如果没有完备的法律，则一方面无法确定自己所进行的筹划是否属于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另一方面，纳税人往往通过钻法律的漏洞来达到减轻税收负担的目的，而没有必要耗费人力、物力进行税收筹划。（2）国家保护纳税人的权利。国家保护纳税人的权利也是税收筹划的前提，因为税收筹划本身就是纳税人的基本权利——税负从轻权的体现。税收是国家依据法律的规定对具备法定税收要素的人所作的强制征收，税收不是捐款，纳税人没有缴纳多于法律所规定的纳税义务的必要。纳税人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选择税负最轻的行为是纳税人的基本权利，也是自由法治国中“法不禁止即可为”原则的基本要求。如果对纳税人的权利都不承认或者不予重视，那么作为纳税人权利之一的税收筹划权当然也得不到保障。世界税收筹划比较发达的国家都是纳税人权利保护比较完备的国家，而纳税人权利保护比较完备的国家也都是税收筹划比较发达的国家。我国的税收筹划之所以姗姗来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不重视保护纳税人的权利。[2]税收筹划作为纳税人的一项重要权利，应当得到法律的保护，得到整个社会的鼓励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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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行政法治原则对税收筹划的影响

　　税收是国家税务机关凭借国家行政权，根据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依法强制地向纳税人无偿征收货币或者实物所形成特定分配关系的活动，是一种行政征收行为。在行政法上征税被纳入秩序行政的范畴，秩序行政是在于维持社会之秩序、国家之安全及排除对公民和社会之危害，行政主体大都是采取限制公民自由权利行使的手段，也都使用公权力的方式来限制、干涉公民的基本权利，故亦称为干涉行政。[3]正因为征税这种侵益行政行为是对纳税人财产权的限制，就要求税务机关必须严格按照行政法治的原则行事。

　　行政法治原则是法治国家、法治**的基本要求，法治要求**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依法办事；**和**工作人员如果违反法律、超越法律活动，即要承担法律责任。法治的实质是人民高于**，**服从于人民，因为法治的“法”反映和体现的是人民的意志和利益。[4]就税收法律关系而言，行政法治原则在税收领域就体现为税收法定主义，就是税法主体的权利义务必须由法律加以规定，税法的各类构成要素皆必须且只能由法律予以明确规定征纳主体的权利义务只以法律规定为依据，没有法律依据，任何主体不得征税或减免税收。[5]税务机关在征税活动中，应当依法行政，严格按照税收法定主义对纳税人征税。对纳税人的税收筹划活动而言，行政法治原则会产生以下影响：

　　1.根据法律保留的原则，所有行政机关的行政活动都必须有组织法上的依据。[6]根据法律的规定，税务行政机关有权开展征收活动，其所有征收税款的行政行为都必须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进行，而绝不能超越法律规定的范围，否则即为越权行事，不能得到法律承认的效果。按照法律的规定，除了税务机关，其他任何机关、社会团体或者个人都没有权力征税。纳税人既可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按照法律规定的方式进行税收筹划，也可以在法律没有作出规定即法律不禁止的情况下开展税收筹划。虽然税收筹划行为会减少国家的税收，但国家不能超越法律规定以道德名义要求纳税人过多的承担纳税义务。税收法定主义原则要求在税收征纳过程中应避免道德判断。因为道德标准不是法律标准，道德规范不能等同于法律。道德标准是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观念，属于意识形态。而法律是立法机关的明文规定，虽然法律在制定过程中会受到道德标准的影响，但是法律一旦形成，就与道德规范相脱离，不受道德规范左右。纳税是一种法律行为，与道德无关。虽然税收筹划从税务机关的角度来看可能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行为，但却不能因此判断税收筹划不合法。[7]因此只要法律没有作出禁止性的规定，纳税人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税收筹划。

　　2.根据法律优先的原则，法律是国家意志依法最强烈的表现形式，以法律形式出现的国家意志依法优先于所有以其他形式表达的国家意志。[8]代表人民意志的法律优越于一切行政判断，任何行政活动都不得违反法律规定，而且行政措施不得在事实上废止、变更法律。法律对课税要素和课税程序都作出了非常明确的规定，税务机关就应当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执行，而不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以外作出对纳税人不利的行为，即使是最高税务机关也无权作出类似的规定。纳税人只应根据税法的明确要求负担其法定的纳税义务，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纳税人不应承担其他义务。由于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的侧重点在于限制征税一方滥用税权，保护纳税人权利，它要求构成课税要素的规定应当尽量明确，避免出现歧义。因此凡规定含糊不清或没有规定的，都应从有利于纳税人的角度理解。也就是说，只要没有违背税法中明文规定的内容，纳税人无论是利用优惠规定也好，还是利用税法不完善之处也好，都是纳税人的权利，是合法的，应当受到保护。所谓“凡非法律禁止的都是允许的”反映在税法领域就是税收法定主义原则。[9]如果税务机关针对纳税人的税收筹划活动制定专门的限制措施，而该措施和法律规定又是相冲突的，那么这种措施就是违法的，不能对纳税人产生约束力，纳税人只要采取法律规定的或者法律没有禁止的方式进行税收筹划，就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完全可以达到节税增收的目的。

　　3.国家为纳税人开展税收筹划提供保护和法律救济。对于征税主体双方来说，所处的地位与立场是截然不同的，纳税人从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着眼，必然采取各种措施，努力降低税收成本，减轻税收负担，也可能会利用现行税法的漏洞。而征税机关作为国家财政筹集部门，必然设法增加税收收入，反对纳税人税收筹划的行为，这就产生了一种矛盾。过去我们从国家分配论出发，倾向于保证税务机关的征税权力，而随着税收理念的转变，人们逐步认识到保护私有财产的重要性。税收法定主义原则虽然未明确载入我国法律，但在现有的一些法律法规中已有体现，例如《税收征收管理法》第51条规定：“纳税人超过应纳税额缴纳的税款，税务机关发现后应当立即退还。”这说明按照法律规定缴纳税款之外的任何款项，都是对纳税人私有财产的侵害。同理，纳税人进行税收筹划节约的税款属于纳税人的合法收入，按照税收法定主义原则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9]当税务机关和纳税人就税收筹划发生纠纷，税务机关对纳税人作出行政处罚后，如果纳税人不服，认为税务机关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可以有两种救济方式可供选择：（1）纳税人认为行政处罚违法或者不合理，可以在法定的期限内向作出行政处罚的税务机关的上一级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由上一级机关对行政处罚是否合法或者合理进行审查并且作出行政复议决定；（2）纳税人也可以在法定期限内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人民法院依法对行政处罚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并且作出相应的裁判。如果纳税人先提起行政复议，而后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法定期限内向人民法院起诉，由人民法院对行政复议决定进行审查。

　　因此，只要税务机关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开展征税活动，严格依法办事，充分尊重纳税人税收筹划的权利，并且由国家为纳税人提供及时的救济途径，税务机关和纳税人之间完全能够建立起和谐稳定的税收法律关系。

政策性税收筹划理论研究

        前言
　　政策性税收筹划是指特大型企业集团在不违背税收立法精神的前提下，与国家**中的税务、财政等部门进行协商，试图改变现有对企业或行业不适用的税收制度，以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理财方法。从制度经济学角度看，这种筹划实质上是一种税收制度筹划的创新活动。特大型企业集团发现现行税收制度的非均衡，从而产生的税收制度创新需求，**根据这一制度需求对税收制度的供给进行调整，以实现税收制度均衡。政策性税收筹划是一种新的更有效率的税收制度来改进、替代另一种税收制度的过程。这一基本论断是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透视政策性税收筹划的基本依据。

　　政策性税收筹划起点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税收制度的非均衡可理解为税收博弈的参与人对现行税制不满意状态，从供求关系看，是指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不一致的一种状态。政策性税收筹划实际上就是对税收制度非均衡的一种反应。

　　从政策性税收筹划的实践看，我国税收制度的非均衡主要表现为税收制度的需求缺口，即对新的税收制度需求的产生先于该制度实际供给的形成，从而造成税收制度有效供给的不足。税收制度的非均衡产生的原因主要是源于税收政策实施中的统一性与行业执行特殊性的矛盾。因为现有的国家层面上的税法与各种税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基于全国“一盘棋”的考虑，强调全局性、统一性、整体性。但从现实的情况看，由于国民经济中各行各业存在巨大差异，使形式上公平的税收法律和政策在实施中出现结果上的不平等，压抑了行业生产的积极性，势必会影响到该经济主体的利益，导致其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失去同其他同类企业竞争的公平性，从而导致效率损失。税收制度的非均衡必然意味着现行税制安排的净收益小于可供选择税制安排的净收益，而基于行业特殊性的对原有税法与税收政策的修正和部分的改进，正体现了税收制度由非均衡到均衡的运动，由于这种改进符合公平与合理的税收原则，国家的利益不但不会减少，反而会因为行业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将大幅度增加，形成税收制度创新的潜在收益，导致新的潜在制度需求，从而构成政策性税收筹划的逻辑起点。

　　政策性税收筹划的逻辑路径

　　政策性税收筹划的过程是税收制度由非均衡走向均衡的过程。税收制度的非均衡表明了潜在收益的存在，而这种潜在收益在现存制度中是无法获取的。只有通过改变原有的税收制度安排，选择和建立一种新的均衡基础上的制度安排才能获得潜在收益。税收制度由非均衡到均衡的轨迹就是政策性税收筹划的逻辑路径。

　　这一逻辑路径的主要思想是，现行税收制度的非均衡是政策性税收筹划的出发点，**和税务部门应在此基础上，充分考虑纳税人对税制的接受程度，不断地调整税收制度供给以满足税收制度需求，从而实现税收制度由非均衡到均衡的运动。

　　需要指出的是，在税收制度创新过程中，参与税收制度创新的主体地位不同。**作为税收制度的供给者，会从自身利益出发进行税制设计和政策选择。同时，特大型企业集团作为税收制度的需求者，有从自身利益出发选择有利于自己利益的税收制度的动机。反映双方利益最大化税收制度的均衡既不单方面取决于税收制度的供给，也不单方面取决于税收制度的需求，而是由该制度的供给和需求共同决定的。然而，由于国家追求税收政策全局性、统一性、整体性的目标导向和信息的不完备性，国家追求潜在收益的积极性相对微弱，相比之下，处于市场竞争的企业在生存本能的驱使下对这种潜在收益的追求要强烈和持久。因此，税收制度主体是企业，而国家只不过是名义的税收制度的供给者而已。

        政策性税收筹划反映了特大型企业集团对更合理的税收制度的需求，承认了上述特大型企业集团在税收制度形成和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即这些大型企业集团不是被动地接受国家既有的税收制度，作为市场竞争和国民经济建设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它还是我国税收制度创新的主体。从近年来政策性税收筹划的实践看，我国的石油、钢铁、电力等行业的大型企业集团在税收制度创新中发挥了主体性作用。
政策性税收筹划的技术路线

　　由于政策性税收筹划是对国家税法制度的筹划，它要改变不合理的、与行业特征不适应的税收政策，与一般性税收筹划相比，政策性税收筹划要艰难得多。根据上述政策性税收筹划的逻辑路径，政策性税收筹划的技术路线如下：

　　深入研究税收理论和税收制度。进行政策性税收筹划的企业首先要深入研究税收理论和税收制度，准确把握税收理论的前沿和税收制度演进的规律。国家税收政策代表着国家的利益取向，税收制度的改革方向，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家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只有准确把握税制完善的方向，才能为政策性税收筹划营建成功平台。深入研究国家现有税收制度的非均衡性。国家税收制度的设计均是从全局和宏观角度出发，而国民经济的各行业却是具体的、特殊的。只有善于敏锐地发现并深入研究国家现有的税收政策对行业生产的非均衡性，才能提出合理的税收制度改革的建议。

　　提出政策性税收筹划的理论依据。作为一种特殊的对国家税收政策的筹划，不能将政策性税收筹划片面地理解为向国家“要政策”，政策性税收筹划要遵循“有理”的原则。我国石油企业在进行石油增值税筹划时就提出石油全生产过程理论作为其筹划依据，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加强与国家税务机关的交流与沟通，形成税制改革的基本意见。企业要向国家税务机关如实地反映情况，强调现有的税收制度由于对行业生产的不适应性，最终会损害国家利益，从而提出兼顾企业和国家双方利益格局的税收制度改革方向。

　　形成具体的国家税收修正政策的实施细则。作为政策性税收筹划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在国家和企业的共同努力下，形成既体现国家利益，又反映行业特殊性的具体的国家税收修正政策的实施细则。实施细则的制定和颁布标志着政策性税收筹划的完成。

　　与一般性的技术层面上的税收筹划不同，政策性税收筹划是高层次的筹划，它是在对自身生产特点和产业特征充分理解的基础上，改变不合理的、与行业特征不适应的税收政策，其实质是国家税制的改革与创新。显然，这一特征决定了政策性税收筹划的使用范围。一般而言，政策性税收筹划只适应于我国特大型企业集团，这类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处于基础地位，具有税收制度博弈的实力。企业进行政策性税收筹划不但可以提高自身竞争力，而且可以丰富我国税收筹划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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