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剑桥——　　21世纪的人们正见证着亚洲逐步夺回其历史上曾经在经济和人口方面所占据的地位。在1800年，亚洲的人口和生产总值分别占到了全球的1/2以上。但在100年后的1900年，亚洲的生产总值萎缩到仅占全世界的20%——这可不是因为什么天灾人祸，而是当时的工业革命已经使欧洲和北美两地摇身一变，成为了世界工厂。
　　亚洲的复苏发端于日本，随后延伸到韩国再到以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为首的东南亚地区。如今这场复苏正聚焦于中国并开始逐步影响到印度，在此过程中数亿人得以摆脱贫困。
　　但这一转变同样也引发了国家间实力对比发生变化的忧虑。在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事实上，高盛公司预计中国的经济总量将在2027年超越美国。
　　但即便中国的GDP能在2020年代赶上美国，这两大经济体在内部经济构成方面依然不尽相同。中国依然拥有落后的广大农村地区。即便在2030年后中国的GDP年增长率达到了6%而美国只有2%，中国的人均收入也无法与美国并驾齐驱——而这一指标也能更好地反映经济的成熟程度——直到21世纪下半叶才会有所转变。
　　此外，以线性预测的方式来推测经济发展可能会误入歧途。新兴经济体在经济起飞早期都倾向于从进口的技术中获益，而当他们达到更高发展程度的时候经济增长率就会变慢。中国经济目前则面临着诸多阻碍可持续迅速增长的严重障碍，比如低效率的国企、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大规模国内人口流动、尚未完善的社会安全网，腐败和不合理的体制，而上述各因素都可能影响到国内的政治稳定。
　　中国东部和北部地区的发展速度远远抛离了西南地区。而其人口老龄化速度在发展中国家中也是数一数二。到2030年，中国将更多地依靠老人而非儿童。一些中国人口学家也担忧中国会在实现富裕之前先行老去。
　　在过去10年中，中国从世界第9大出口国的位置逐渐攀升，最终超越德国跃居世界第一。但在世界贸易及财政平衡摩擦不断增多的情况下，中国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必须有所调整。事实上中国的第十二个五年计划就是着眼于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并刺激国内需求。但问题是：这个方法有用吗？
　　中国的政权系统已经向世人展示了其在实现某些特定目标时的惊人能力，比如说承办一场辉煌的奥运会，建设高速铁路项目，或甚至是刺激经济从全球金融危机中复苏。但对于外国人以及众国领导人来说，中国是否能长期维持这一能力还是个未知之数。
　　与建国之初就确立了民主体制的印度不同，中国至今还没有找到一条途径去容纳与不断增加的人均收入相伴而生的政治参与（如果不是民主的话）要求。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早已褪去，因此执政党的合法性只能依赖经济增长以及鼓动爱国主义。中国是否能发展出一种手段去与不断增长的城市中产阶级打交道，消除区域不平衡和平息少数民族不满，这都有待观察。但最基本的一点则是没有任何人，包括中国人自己，知道中国的政治未来将对其经济增长产生何种影响。
　　有些分析家认为中国希望挑战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就算这是对中国意图的正确解读（须知连中国人自己都不知道下一代会怎么想），但中国似乎不可能拥有实现这一点的军事实力。毫无疑问，中国军费支出（今年增加12%）的增长速度甚至超出了其经济增长速度。但中国领导人也将为此面对其他国家的相关反应，以及为实现其经济增长目标而产生的对国外市场和资源进口的需求所隐含的限制性因素。
　　一个太过强硬的中国军事姿态将促使其邻国组成联盟来进行制衡，并因此削弱了中国的软实力和硬实力。比如说在2010年，随着中国在针对其邻国的外交政策上转趋强硬，它和印度，日本和韩国的关系都遭到了削弱。结果中国发现越来越难以将美国排挤出亚洲安全协定之外了。
　　中国的巨大体积及其高速经济增长率几乎肯定会在未来几十年内改善其与美国的实力对比。这肯定会使中国将在权力资源方面更加接近于美国，但中国并不一定要夺取美国世界第一强国的地位。
　　即使排除中国发生任何重大政治动荡的可能性，当前许多基于GDP增长的预测依然是过于狭隘的：他们忽视了美国的军事以及软实力优势，以及中国在亚洲内部实力平衡方面所面临的地理劣势。笔者本人的预测则是在本世纪上半叶，最可能出现的情景是中国在财富方面超过美国，但却在总体实力上屈身于美国之下。
　　最重要的是，美国和中国应当避免激发对各自实力和意图的过度恐惧，因为对冲突的预期本身也可能成为冲突的导火索。其实在现实中中美两国并不存在任何深层次的利益冲突。而如果两国，加上世界其他国，都能开展合作的话，必将获益更多。
　　小约瑟夫·S·奈，曾任美国国防部长国际安全政策助理，哈佛大学教授，他即将出版的著作是《权力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