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20年:穿越增长的陷阱(二)
加速城市化在短期和长期上都可以同时提高效率和改善公平

　　出路:城市化

　　多年来,解决问题的各种努力并没有取得成效。认真分析,这些问题都在不同程度上与一个更为根本的症结有关———城市化严重滞后。找到了这个症结,问题的出路不言而喻:大力推进城市化。

　　首先,服务业的扩张和发展皆需要人的集聚,通俗地说,生意跟着人群走,而不是人群追随生意。没有人的集聚,无论多么强有力的措施和政策来支持服务业的发展都是不能持续的,也是无效的。

　　国外的大量研究发现,一个国家经济腾飞一段时间后,制造业会向中小城市转移,但服务业却总是不断向大城市集聚。可以推断,如果中国的城市规模增加一倍,服务业在GDP中的份额必定大幅度上升。

　　中国的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是产业结构失衡的根本原因,只有加速城市化才能从根本上促进第三产业发展,进而调整经济结构。

　　其次,城市化能帮助解决收入不均等这个重大问题。研究表明,大幅度缩小城乡差异可以使收入分配问题得到基本解决,而大幅度缩小地区差异不能将基尼系数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尽快尽早处理城乡差异都是解决不平等问题的关键。

　　缩小或消除城乡差异,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只有两个途径,没有第三条路。

　　一是通过二次分配,将城市部门“蛋糕”的一小块切下来给农村(只能是一小块,大块切不了)。这个途径是中国一直推崇的,但直到今天,城乡差异仍在扩大。这个切下来的一小块(即税收)的大部分必须回到城市去或供全国共同享用(如国防、外援和中央**开支)。在城市化率滞后于经济发展的现状下,寄希望于通过二次分配,由城市反哺农村来解决城乡差异问题,根本没有现实性和可行性。

　　剩下的另一途径就是帮助农村人进城安居乐业,让他们与城里人竞争分享城市的产出。这显然需要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

　　至于内需的扩大,无论是致力于增加劳动在GDP中的比重,还是提高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亦或改变农村人的消费行为,都要求城市化。

　　最后,前面提到的中等收入陷阱也与城市化有关。

　　从根本上说,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需要提高综合生产率,而受制于土地作为投入要素不能任意增加的事实,第一产业是典型的边际回报递减和缺乏规模经济。加上对农副产品需求弹性较小的事实,注定了第一产业中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步伐低于其它部门。这样一来,劳动力由农村转向城里的第二、三产业,也即城市化本身就可以带来综合生产率的提高。

　　第二,提高国家的竞争力归根结底需要创新和技术进步,而城市化能够增强具有不同背景与专长的人群之间智慧和思想的撞击,促进发明创造。另外,技术推广和采用也需要多种技能的配合和各种资源的汇聚。

　　第三,城市的集聚效应和规模经济为人们所熟知,这些本身就是生产率和竞争力的有机组成部分。大量的研究表明,城市的劳动生产率是农村的3－5倍,而大城市的生产率又高于中小城市。所以说,中国只有把城市化这条路走好了,辅以强有力的科研开发支持,才可以摆脱中等收入陷阱。

　　缘于中国人多地少的特殊国情,城市化率宜从2009年的46.6％提高到2030年的80％。解决了上述的一系列挑战,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就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为何城市化要提速?

　　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城市化的必要性,可以通过考察它对效率(增长)和公平(收入分配)的影响来进行。其实,很多**干预需要在这二者之间进行取舍或平衡,但加速城市化在短期和长期上都可以同时提高效率和改善公平。

　　先看看城市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全国的不均等可以分为三大组成部分:城市内部的不均等、农村内部的不均等和城乡之间的不均等。与其它国家相反,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内部的不均等一直低于农村内部的不均等,就区域差异而言,城市间的不均等只是农村区域间不均等的一半。

　　根据作者和其他人的研究,城市化达到80％时中国的不均等可能减半,至少下降三分之一。届时,基尼系数大约为0.3-0.35(这个过程中,快速上升的城市内部的不均等和贫困由城市平移到城市的可能需要认真研究和应对)。

　　国外大量的研究表明,城市部门的生产率是农村的3－5倍。其实,中国城乡3.6∶1的收入比(最高城市上海与最低农村的比在10∶1左右)也说明了城乡生产率的差异。这个差距和沿海－内地的收入差一样都代表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

　　愈来愈多的证据表明,过去20－30年我国经济的增长在相当程度上与庞大的农民工有关,只是这些农民工身在城市,却不是市民而已。另外,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农民工的生产率尚有提高的空间。通过城市化把农民工和将要进城农民的生产率提高到接近城市劳动力的水平,不但能使我国的GDP增加,更为重要的是将提高整个经济的竞争力。

　　城市化的必要性还可体现为减轻就业压力。中国长期“保八”的主要原因是为了保就业,而在城市化滞后的状况下“保八”,只能投资发展制造业,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环境恶化、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盲目上项目等。显然,通过城市化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不但可以避免这些问题,使8％甚至更高的增长率能够持续,而且可以缓解就业问题。

　　另外,在城市化滞后的条件下提高劳动占比的意义不大,因为这时从企业挤出利润给劳动力,大部分受益的人会是城市居民。反过来,在大力推进城市化的同时提高劳动占比就可以惠及低收入人群。

　　最后,欲从根本上解决“三农”和粮食安全问题也需要快速推进城市化。农民工非市民化是三农问题和粮食安全隐患的根本所在。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将大部分农村居民移到城市后,农业就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规模经营。加上二次分配的力度和可行性的上升,城乡收入差异会大幅度下降。

　　这不但有助于解决三农问题,更重要的是对农村下一代的教育和身心健康大有益处。可以推算,80％的城市化率意味着3亿农村人口和至少1.5亿的农村劳动力。按照一个劳动力耕种30亩地计算(周朝时期人均耕地为30亩),18亿亩的耕地只需要6000万的劳动力。这1.5亿劳动力如果能尽心尽力经营农村经济,完全可以满足粮食安全和乡镇企业的需要。(待续)

未来20年：穿越增长的陷阱﹙三﹚
2030年，80%的中国人口将住在城市。
2030，12亿城市人口？
根据官方统计，2009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为6.2亿。借用联合国的预测，2030年中国总人口为15亿，所以，80％城市化率的提议，意味着从现在到2030年城市人口增加5.8亿，达到12亿。
即便赞成快速城市化的不少人也会认为这过于激进，美国的城市化率直到2000年才达到80％，2009年也不过为81％。而根据联合国的预测，2030年中国的城市人口为9亿。更为激进的麦肯锡，也只提出到2030年有10亿人生活在城镇。12亿，这可行吗？
2030年达到80％的城市化率不但必要，而且可行。这是由中国的特殊国情所决定的。
首先，中国人多地少，本来就应该比美欧澳大利亚等国更需要集聚。
其次，与绝大多数步入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国农村“人人有地”的制度安排使得在短期内加速城市化成为可能。农村宅基地和耕地的所有权不属于个人的事实，决定了农民离开农村处置这笔财产时**是有发言权的，但农民拥有长久使用权，又意味着他们放弃这些土地时应该能够获得一定的补偿。这些补偿可以用于分担城市化的成本。
在其它国家，城市化加速可能带来贫民窟等问题是因为国家财政无法承担，而移民个人又不可能分摊城市化成本。其实，城市化成本是制约城市化速度的重大障碍。换句话说，中国的城市化率应该高于其他可比的国家。
具体说来，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分析：
1.5亿进城农民工的客观存在。
根据最近的官方统计，离开农业的农民工为2.25亿，其中7500万离土不离乡，1.5亿属于城乡移民。这1.5亿农民工的绝大多数没有携带父母儿女，而他们的家庭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打工者的收入。换句话说，客观上，有3亿－4亿生活在农村的人口 （主要是儿童、老人、妇女和病残人士）是依靠城市经济来支撑的，这个数字随着时间的推移还会增加。
也就是说，城市经济今天就已经承载了3亿－4亿的农村人口，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允许或帮助这1.5亿已经生活在城市的移民在城镇安定下来，并逐步让3－4亿的家属与亲人团聚，并在城镇安居乐业。
这里的关键是分步骤和有选择地让移民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尤其是保障性住房。我们认为，用5－10年的时间做这件事情是完全可能的。如果能够成功解决这4.5亿－5.5亿人的移民问题，我们离80％的城市化率目标就不远了。
必须指出，如此庞大数量的农民工，他们愈来愈适应城里的生活，思想越来越活跃，对公平和正义的诉求也愈发强烈。不快速解决这些人的城市化（户口和社保等）问题，包括给予相当的国民待遇，他们将成为中国社会稳定的最大隐患。
我们知道，早期的农民工在经济不景气或必要时常常返回农村，一方面是因为他们那时的意识还停留在“城市不是我们的”阶段，另一方面，他们本来就是务农的。但时至今日，愈来愈多的农民工已经不愿意或根本上就回不了农村（没有田，没有务农的技能或兴趣，或没有农村社会资本），这一点已经在全球经济危机后有所表现。
将城镇人口从2009年的6.2亿增加到2030年的12亿，意味着城市人口年均3.2％的增长率。而1998至2009年间，中国城市人口年均增长4.1％；2000－2005年间，东南亚的这一数字为3.4％。不管横向还是纵向相比，3.2％的速度是可以实现的。
拿中国最大城市上海来说，其2009年户籍人口1379万。如果与其它城市同比例增长，80％的城市化率需要上海的户籍人口在2030年增加到3722万。3722万是那时全国人口的2.48％。
考察一下世界各国，尤其是亚洲各国最大城市的人口密度和比重，我们发现，不到2.5％的比重是偏小的。2009年，日本东京的人口为1298.9万，是全日本的10％，而首尔的人口为1040万，是韩国的21％（可以提一下，有些经济学家认为，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都市圈可以容纳3亿人口）。
对于移民来讲，最为重要的是工作和住房。20年后80％的城市化率是否在就业上可行呢？答案是肯定的。根据联合国的估算，2030年中国人口为15亿，赡养率为1（亚行的估算高于1）。这就是说，到时中国的劳动力总量为7.5亿。假设80％在城里，城市部门需要提供6亿的就业岗位。而2007年我国第二、三产业的劳动力已经达到4.56亿，增加到2030年的6个亿需要年均增长1.2％。
2003－2007中国第二、三产业的就业增长率为4％。换一个角度，1.2％的就业增长，在GDP保持8％的速度下，意味着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为0.15。根据粗略的估算，2003－2007年间我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为0.38。其实，0.38是比较低的，与我国产业结构失衡不无关系。美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为0.47，而在1980年代，东亚的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为0.72，1990年代为0.68。
至于住房问题，则比较困难，居高不下的房价自然而然地把很多移民挡在城外。可以从几方面多管齐下：下大力气改变必须拥有住房的传统观点，提倡有房住的生活方式；**提供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专门划拨低收入住房补贴；部分移民通过常规的房产市场解决住房问题；认真研究宅基地与城市建设用地指标挂钩跨区交易以解决住房和城市化成本的问题；研究农村耕地的使用权价值如何实现与处理的问题。
2030年的中国
其实，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是很大的。第一，我国与发达国家技术水平上的差距很大，这个差距蕴藏着数十年的赶超空间。根据经济学的理论，中国会继续追赶。第二，在中国境内，东中西的差异及城乡差异也意味着巨大的追赶空间。第三，在我国，技术进步对GDP增长率的贡献大约在年均2％左右，还可以增加。第四，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但服务业的比重2009年只有38％。这个滞后也代表了增长潜力。
但所有这些潜力或空间都需要城市化的推动。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制约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将逐一放松，这又能帮助**腾出手来，进行下一轮的改革。将这些因素放在一起考虑，中国在今后的15－20年可望保持8％的增长速度。
如果忽略第一产业的发展，第三产业增长达到10％，第二产业保持6％的增长，到2030年，中国的三产比重可望调整为8％－36％－56％，城乡收入比可以下降到2左右（如果乡镇企业不发生大规模迁移，这个比率会更小）。在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的情况下，全国的基尼系数不会超过0.35。届时，中国的经济规模大约为170万亿元，人均11万。假如汇率到时趋近4.1的购买力平价，中国的经济总量将是美国的1.5倍，但人均27000美元的GDP仍将落后于美国。
显然，城市化道路这步棋走好了，就可以解决区域、城乡、产业、贸易失衡，也可以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和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而城市化进程的延缓和减速，只能使这一系列问题越来越严重。

分析得很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