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５月份，中国青年报发表文章《中国靠什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总结了近期海内外学者关于中国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个经验总结。世界银行在2006年一篇《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根据近30年来若干发展中国家的实例，归纳出一个结论：当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进入经济学家定义的“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会出现停滞甚至下滑。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都在这一阶段出现过经济停滞带来的贫富两极分化、腐败多发、就业困难等问题。这些被学者们称为“中等收入陷阱”。
　　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就有专家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临界点。曾提出中国经济将迎来“刘易斯拐点”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蔡昉认为，如果找不到应对人口红利消失的办法，“拐点”后面就是“陷阱”。在蔡昉看来，经济增长最根本的动力，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特别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他说，日本在1990年之后曾遇到经济发展的瓶颈，ZF采取的做法是，保护产业和企业，最后造成大量“僵尸”企业，该倒闭的企业不倒闭，该消亡的产业没有消亡，全要素生产率没有足够的贡献，经济陷入了长期停滞。

　　也有人认为，《东亚经济发展报告》的观察无甚意义。台湾《经济日报》前总主笔马凯发表文章称，中国不能自自掘“中等收入陷阱”，“这30年间几家欢乐几家愁的根本原因，可一语而道破，就是能否充分发挥相对优势。1960年代至1980年代的台湾与南韩，最大的相对优势就是贫穷，工资远低于先进国家，因而积极发展加工出口业，借着与先进国家相去不可以道里计的工资差距将经济快速拉升。1990至2010年代的中国大陆也完全依循此一成功公式。即使后来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马来西亚，1987至1997年近两位数的成长速率，也全拜其所赐。只是1990年代中国崛起，马来西亚工资相对偏高、劳动资源又已枯竭，被中国越俎代庖，才落入陷阱难以自拔。台湾与南韩则挟其超前发展20余年的优势，有效运用大量的廉价劳动资源，配合相对低廉的中上游人力与技术资源，得精进不懈、更上层楼。而马来西亚则因匆匆崛起，尚无足够条件与低工资国家相辅相成，乃一蹶不振，挣扎难脱。”

　　我们是否有必要为“中等收入陷阱”担忧呢？